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艳茜

陕西这块地方，水深土厚，黄土高原肥沃的土壤经过亿万年沉积，已然雄厚，这种深厚同时也是文学的。曾经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艺术中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陕西，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鲜明的地方，陕西本身的这种超越性，使得“文学陕军”始终不是一支“地方军”。研究陕西文学创作，研究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其实也是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陕西作家，值得我们用一生来追踪。

进入新世纪，作者队伍的分化，传播手段的变化，阅读选择的俗化，批评力度的弱化，给长篇小说创作增添了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面临诸多难度，陕西的基层作家始终在努力坚持，倾心投入书写现实的创作实践。

以现实主义手法书写现实生活

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须注入新的内容。纵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现实主义的力作，它们只有在注入了新的内涵时，才能获得新的生命。所以，现实主义这棵树如果没有新的生长点，它在新时代面前必然会枯萎。

长篇小说由于其规模、体量以及对生活经验巨大的吞吐能力，注定与时代生活的关联更加全面、密切。优秀的长篇小说常常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被称为“时代的百科全书”。

纵观富平作家的长篇创作，可以看出他们共有的底层立场和民间情怀，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共同点，就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现实生活。这些作品中基本上乡村是主角。在从悠久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中国现代史上，乡村既曾是革命的策源地，也隐含贫穷落后的社会伤痛。近一个世纪以来，农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均包含解决乡村问题的巨大努力。而且，各种运动也从来没有绕过乡村。所以，作为一种见证和呼应，集中出现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李印功的《胭脂岭》，耿祥的《田韩堡》，李红的《潮起潮落》，路西平的《村路》，杨英武的《藏凤巷》，巴漠的《黑石村往事》，杨刚的《坎坷人生》等等，大都围绕这些历史事件展开叙述，在跨度较大的时空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或通过个体人物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沉浮，或以家族历史的书写，或通过农民的众生相描述，展示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构建起一个个立体交叉的宏大历史叙事，完成了对陕西农村历史现场的还原和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的叙事。

现实如弱水三千，作家往往只取一瓢；又可以管中窥豹，得见一斑。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领域，这是记忆和经验的馈赠。正因为他们对底层生活有着切肤的感受和直接的识见，所以，这些作品呈现了比较精准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风貌。

转型中的中国，仅有乡土社会显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伴随国家新型城市化战略的迅猛推进，城市社会结构、生活理念、生存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和情感追求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进入新时代，城乡二元对立虽然依然存在，现在如果路遥重新站在社会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去审视中国城乡之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他会发现，已经不再是高加林、孙少平兄弟那时候所处的农村与城市交叉地带了，也已经不再是高加林、孙少平兄弟当年所处的社会现实了。值得欣慰的是，陕西仍有作家能够主动地站在社会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关注并审视城市与农村各自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等等。林喜乐在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客居长安》中，将笔下的人物深嵌于三十多年来城乡流动加快的当代中国，那些故事完全不同于路遥描写的高加林们，虽然仍然充满了无数戏剧性的矛盾，依然有可歌可泣可爱可憎可悲可喜的人和事，发生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或“立体交叉桥”上，但是因为写出了新境遇下的新人物，所以让人信服，让人感同身受。

当前的乡村建设也引起作家关注，郁秋的《第一书记》，就是以文学涉及乡村现状和精准扶贫等乡村建设命题，从一个全新角度参与到乡村书写的对话中。

从历史乡村，到转型期的乡村以及当下新时代的乡村，这些作家所涉及的各种主题，如同地质构造中不同年代淤积的土层。

现在做一个小说家，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为艰辛和残酷，在皓首穷经的写作中，小说家既可能被现实的读者抛弃，也可能被未来的时间抛弃，因为面对无尽的现实，小说要深入到人们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文质里去，无不困难重重，稍不留意，小说便会滑入肤浅或失败的泥沼之中。

日常的现实主义写作

鲜花有多种色彩，现实主义也有多种情态。多年来，现实主义仍然是评论家言说一部作品的有效武器，也仍然是小说家面对故事时所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既是写作观，也是方法论。

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经评论家、小说家和读者三方通力合作，共同“塑造”出了一大批典型人物。进入90年代，刻有时代烙印的典型人物逐渐退隐，一些小说知名人物开始登场，《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废都》里的庄之蝶、《白鹿原》里的白嘉轩等等，是这一时期知名度较高的小说人物。这些知名人物的文学生命力或许更为持久，他们呼应了黑格尔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创作本身，还是创作环境，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长篇小说创作中开始了小人物描写寻求艺术突破的阶段。不夸张地说，我们当下小说是小人物、普通人物的天下，他们微小和普通到我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而且每个名字背后，我们也难以找到像高加林、白嘉轩、庄之蝶等人物的形象特征。当下分工细化和生存多元的时代，塑造了每个人内心的微小感和普通感——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没有谁是不可一世的，也没有谁是永恒不变的，由此潜移默化，作家笔下的人物便不再具有某种穿越时空的典型性形象，这是小说家与读者“共谋”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人物、普通人物不具备文学的冲击力量，我们从李印功的《胭脂岭》中双胞胎兄弟哥哥张金柱的政治异化、弟弟张金梁的困惑与执着，从《客居长安》中的孟大友、吴老三夫妇等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痛苦，这种对日常化的非典型性现实的叙述，同样触及了文学最本质的内容：每个小人物、每个普通人物都是一个时代、都是一个世界，对于他们的叙述就是对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叙述。“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回归生活本来面目，深刻的“日常化”书写，对每个无名的、微小的人和人心的叙述，是小说最大的道德和尊严。

如果以1826年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坛的具体运用和提出为发轫，现实主义在文学上的发展演变将近两百年，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到浪漫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到新写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道路上一路奔走过来，显示着耀眼的光芒和强大的生命力。顺着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主义兴起的路子，走到新世纪这十八年，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开始呈现，即日常化的现实主义写作。

在敏锐的作家眼里，琐碎的日常生活，都有着生命的温度，一地鸡毛，却能熠熠生辉。然而，日常生活、日常故事，对作家来说，也如同险象环生的沼泽地，一旦陷落进去是难以自拔的——将日常生活写进小说而平淡无奇的作家不在少数。将俗的故事写得也很俗，这是小作家，将俗的故事写得不俗写得耐人寻味才是大作家。

老实说，现在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除了新媒体带来的碎片化的阅读，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多人感觉现实生活比小说更精彩，更丰富。所以，作为真正的作家就有了一份使命，如何清逸地走出日常琐碎生活的沼泽地，让那些在我们眼中平凡似尘土的生活，在小说中不再平凡。在表现日常生活时，小说中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展开，将生活的秘密、生活的真实、生活的感动、生活的绝望与希望……一一呈现给读者。从日常生活出发抵达人性的内核，审视时代，从而完成对高于生活的另一种“陌生生活”的再现。

好的小说，其实比生活更精彩。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陕西的第一代作家柳青、杜鹏程，第二代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他们的创作也分别代表了自己时代写实主义写作的最高水平，应该说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句子，他们每一部作品，既征服过艺术，又征服过读者，犹如一块块坚硬有质感的石头，垒砌起小说难度的高山，形成了作为后来者难以超越的“高峰”。若想登上写作的“高峰”，就是要站在经典小说的肩膀上，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和与众不同。

其实，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站立在别人创作的高山之巅，形成的新的小说的难度。陕西作家是幸福的，因为面前有经典值得学习；同时又是不幸的，因为要在这一座座高山之上，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另辟蹊径发现新的视角，写别人笔下没有的题材、人物、故事，写得比别人更深邃更悠远一点。否则就谈不上独特。

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脱离他置身的社会，也不可能脱离他生活于斯的背景。所以，关注现实，努力使小说与现实相连，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真实的、善良的、美好的东西。现实永远在自我革新，只要写出新的变化，你的小说就是新的，这正是“现实”的魅力。

小说是精神与心力的产物，以文字做肉身，以人心为魂魄，无形却坚固，不管是在全民狂热的时代还是在如今小众的冷清当中，都自有它不朽的生命。流动在小说中的现实都是活的，这不仅是小说所涉及到的现实，还包括它如何来表现这现实。“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这三个问题，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

以党益民为领军的富平籍作家，如林喜乐、李印功、耿祥、喊雷、李红、路西平、巴漠、杨英武、杭盖、郁秋等，在他们执着的坚守与艰苦的创作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期盼他们在今后的创作中寻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句子。

（作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艳茜）

编者注：本文系作者2018年10月9日在富平县举办的“新时代新创作新发展——文学陕军再进军与基层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