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史学理论；史学史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下，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机构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术史考察、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关系、全球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进展。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平稳发展
回顾百年大党发展历程，学者不约而同从不同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历史启示和最新进展。陈其泰考察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学术关联、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何对待历史考证，以及重视考证对于学风建设有何重要意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学术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是以重视搜集史料和严密考证为特征的史学流派。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实事求是”是互相贯通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派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比如，郭沫若对王国维的著作就有很高的称誉，认为其“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马克思主义史家以精审考证的成果推进学术发展的最佳范例当属郭沫若和范文澜。李红岩认为，20世纪20至3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话语之源与理论准备的意义。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这场论战均具有塑造话语体系的作用和意义。论战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中国知识领域的过程。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发生与最初发展，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这场论战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科塑造了基本话语方式与理论架构，从而在质的规定性上塑造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形态与范式。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适用性、真理性及其对于中国文化自信的新的培植性，不仅经历了实践检验，而且经过了学理验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组织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题文章。其中，周文玖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产物，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具有奠基石的意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初步形成的标志。毛泽东关于历史与史学工作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指针。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学科化建设方面成绩显著，进入守正创新的21世纪，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是时代提出的新命题。
张杰认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写成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时期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著作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主要观点融贯其中，较系统地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动因、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尝试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现象，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促进了唯物史观的研究与传播，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尚很少有中译本的历史时期，《社会进化史》堪称学术经典著作。周励恒提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史学要论》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初期，《历史哲学教程》问世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后的抗战初期。两部著作产生于不同时期，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奠基到充实、从学理阐释到参与社会改造的进展。李大钊的史学理论著述，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石。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谱系中，李大钊都应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
汪兵认为，胡绳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科学阐释，对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建设影响深远。其逻辑基础是基于他对党史学科性质和党史研究视野的阐释，其主体内容包括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党史研究的史学范式、党史研究的历史主义和党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四个方面。其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内容的丰富和对党史研究“中介理论体系”的完善。考察这两个基本理论问题，就成为探讨胡绳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阐释的重要前提，从中能够审视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在整个党史学科体系构建中的价值与意义。
陈峰认为，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书写，长期以来基本遵循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以中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为主体，至于与域外学术的关联互动则被作为边缘因素、次要方面来处理，归入中外史学交流、西方史学在华传播的范畴。这种做法一方面突出了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国际性视野的缺失和对域外因素的低估。域外学术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演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世界性学术潮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本土化、中国化渐成主流的趋势下，域外学术值得我们借鉴。
汪荣祖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敌视，但在学界一直是不容忽视的学说，史学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史学界的一大流派，出了不少名家与名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虽然历经风雨，但发展依然呈现蓬勃之态，唯物史观仍然是历史研究难以忽略的理论。展望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势必会顺应时代而发展，而其发展动力更有赖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努力。董欣洁考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她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在世界史领域的阐释和论断。这些阐释和论断蕴含在研究者各自的论著之中，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定位判断，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长期的、复杂的共生关系，但至今学界对此关注还远远不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话语是对这一世界变革进程的理论阐述，其基本特点是将民族性和世界性较好地融为一体。这种话语探讨是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发展起来的，为世界史学科形态构建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方式，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历史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综合研究。这种话语探讨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出发，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蕴含在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双重辩证统一之中，显然将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具体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西方史学思想及全球史研究稳步推进
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总的特点是与西方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在翻译出版各种外文著作的同时，重点对20世纪以来的史学思潮与人物进行分析研究。
王晴佳探讨了昆廷·斯金纳的史学理论思想。作为当代世界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阐释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欧洲著名思想家的论著如何形塑了近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同时，他也在积极探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斯金纳与美国哲学家罗蒂等人共同编著《历史中的哲学：哲学中的史学论文集》，集中反映了斯金纳的史学理论特点。斯金纳在《消极思想的自由：哲学和历史的视角》中，通过梳理“消极自由”的历史脉络，提出对哲学概念的思考和理解需要借助历史。斯金纳承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至今依然如此。《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发起了题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问题再思考”的圆桌会议。董立河认为，当前人类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及有可能很快到来的奇点式事件，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自己生存意义的忧思和焦虑。西方学界发起的有关历史性未来的讨论，其实是这种有关人类终极意义的广泛思考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一种反映。这种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相较于同时代和现代的体系，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历史性、实证性和跨学科性。不存在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复兴”，因为它从未消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所未有之变化”，需要重讲宏大叙事，一些理论家再度显示出对宏阔历史观念的热情，呼唤一种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并希望它能够同历史研究联起手来，一起迎接生态和科技前景所隐含的挑战。顾晓伟考察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和脉络，他认为，西方理论界倾向于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分开，但二者并非那么截然分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当前重新整合的过程。历史与史学总是“变”与“常”的统一体，时间进程的新变化催生了历史书写的变革。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探讨史学理论问题已迫在眉睫。刘耀辉对《英国学派与历史学家》一书发表书评，评估了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价值。霍布斯鲍姆作为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享誉世界的史学家，在近现代欧洲历史进程、劳工运动、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众多主题上发表了真知灼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霍布斯鲍姆的进步史观和全球史观，我们可以观察西方进步史观和全球史观的演进，通过比较霍布斯鲍姆和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其思想仍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霍布斯鲍姆不反对史学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这也体现了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倪凯指出，戈登·柴尔德是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前史家与考古学家，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文化考古学的许多基本原则与史前史的综合理念都归功于柴尔德的贡献。柴尔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史的进程，形成了自己辩证的历史进步观。柴尔德强调辩证的演进与螺旋式上升，强调建立在模仿与创新基础上的文化扩散与传播，强调发明与发现对社会积累的基础性作用。柴尔德关于历史进步的阐释相较于之前猜测性的阐释要更加科学。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考古技术的限制，柴尔德提出的很多观点、进行的历史分期以及所使用的史料，存在着诸多不严谨的地方。作为一种历史理论，柴尔德的进步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进步的画面。研究柴尔德的进步史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进步的规律性运动，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涵。姚汉昌评析了丹尼尔·沃尔夫的《简明史学史：从古至今的全球历史编纂学》。他认为，《牛津历史著作史》《全球史学史》和《简明史学史》构成沃尔夫全球史学史研究的三部曲。其中《简明史学史》作为他的最新作品，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全球史学史理念的传播。沃尔夫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历史学在人类各主要地区的发展，弱化了西方对历史学产生与发展的作用，强调了史学的普遍性。此外，相较于以区域为中心的史学史模式，全球史学史的模式更加适合当今日趋一体化的世界。
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新论频出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近代史学以及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推出的成果颇多。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日益走向细密，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和研究领域。
张越回顾了近40年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他认为，古史分期问题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开始形成到今天的90多年中，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直占据着其他问题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并形成了数次极具规模的热潮。较之以往的研究，近40年来中国古史分期研究和讨论的情况具有一些明显的新特点，如“无奴论”的再度崛起和中国古史分期“新说”涌现。“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促使学者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框架中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而任何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学理分析都离不开史实的支撑、史料的依据、理论的引导和现实的考量。
曲柄睿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是先秦史论的基础。关注天人关系，关注人自身命运与茫然莫测的天意之关系，关注个体存在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先秦史论产生的最基本原因。天人关系的内容包括：如何认识天与人之间的联系，如何认识天文星象运转与人类世界运行的关系，如何把握人的生命并使之与天建立关联。随着人们抽象思维的发展，天人关系又演化出一个重要的变例，即人与自然要素（阴阳五行）的关系。由此，分别形成了解说天人关系的天命观、天道观和道论观，三者互相影响、互相羼杂，共同存在于先秦的思想环境和社会意识中，互相影响又互相补充，既成为史论产生的思想土壤，又作为史论的论证对象被反复提及。
瞿林东提出，《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多有失实乃至错误之处，对唐代史学持贬损乃至否定的倾向。而《新唐书》卷132 后论则集中地反映出《新唐书》的这一基本倾向。它不仅把唐代史学说得毫无可取之处，而且还用曲解刘知幾《史通》和污蔑韩愈《顺宗实录》的手段，以“证成”己说，致使后人读来轻则产生困惑、重则导致误解。因此，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予以辨析、澄清，是十分必要的。瞿林东举出事例，说明相关人选和体制设置的必要性，但这些问题不影响《新唐书》在整体上作为一部优秀历史著作的价值。在中国史学的编撰史上，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史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刘小龙考察了《明实录》对建文朝科举的书写，认为《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表现出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牛润珍等提出，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代文官多以修书议叙，修书又以史书为主，史官参与修史获得议叙逐步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这一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投身修史活动，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士人职业观念的改变，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王记录提出，清代乾嘉时期是经史之学互动最密切、融通最深入的时期。在治学实践上，崇实黜虚的经学理念影响史学，形成了重考轻论的史学风尚；小学治经的方法渗透到史学领域，使史学更具实证性；对《春秋》笔法及正统论的厌弃，形成了重史实、轻笔法的历史编纂学。与此同时，史学也影响到经学的发展，人们以史学经世思想丰富经学的思想内涵，经史用世观念涌动；以史事考经籍之正误，借助史学解决经学问题。在理论探讨上，乾嘉学者秉持“经史无二学”的经史关系论，提出经史同源思想，梳理反思经史相分的过程，倡导经史并重。经史之间的这种互动和融通，使史学烙上了经学的印记，经学具有了史学化的倾向，经史之学均回归理性，开始向近代学术迈进。乾嘉经史之学的互动，打通了经史间隔，由经入史，人们以治经方法治史，完善了治史方法，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辨伪、考证等众多学科的董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体系。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辨史料的方法，运用这些方法，乾嘉学者考文征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史事、鉴别史料真伪的局限，推动了史学的实证性和客观化，直接影响到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樊丽莎等认为，由于缺乏对游牧经济的了解，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西域“行国”的记述，将西域定居与非定居的牧业民族差不多全部解释为与匈奴“行国”同俗的游牧民族。考古资料表明，古代月氏、乌孙、回鹘等从事畜牧业的河西民族，并非纯粹的游牧业经济，而是呈现出季节性轮牧的特点。司马迁的“行国”史观出自农业民族士人对牧业民族生业方式的认知，由于受各种条件所限，未能准确区分西域、漠北、河西地区牧业经济的区别，未能将游牧与定居的畜牧业区分开来。后世史家大都承袭了司马迁“行国”史观，致使这一史学传统一直得以延续，对今天的相关研究造成了影响。汪高鑫等认为，周代是先秦史官制度日趋成熟时期。周代史官类别众多，而以太史、内史、外史、小史、御史为主。其中最活跃者当为太史和内史，其主要职能是典礼，也包括文献保管以及记事等。周代史官制度继承了先秦史学的直书观，直书成为当时史官记事普遍尊奉的原则，或者说是“当时史官所应当共同遵守的法度”。所谓“君举必书”“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即是这种直书其事的真实写照。在周代史官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培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史官精神，具体体现为参与建设和维护礼乐文明的经世精神、追求史实之真与道义之真的求真精神和彰显人文价值的理性精神。这些史官精神不但造就了先秦光辉灿烂的史官文化，也对后世中国史官制度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面，庾向芳提出，民国时期清史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下转型期中国史学的特征，其中清史的书写呈现出官修史书与私家撰述并进，纪传体、编年体与章节体等编纂方式共存，天命史观、进化论史观、唯物史观等多种历史观交相辉映的错综复杂的图景，成为民国时期清史著述最显著的特点。由此，民国清史学以其鲜明的转型期史学的特征，成为中国新旧史学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刘澍考察了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认为晚清士大夫表现出对古埃及史的浓厚兴趣，在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了理论依据。晚清士人写古埃及史，希望中国可以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答案。张诚在《埃及略说》中就提出，学习西方是必需的，然而，如果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最终也可能亡国，借鉴外国制度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这可以说是埃及历史给晚清士人在政治方针上的最大启迪。
邓锐指出，中国古代所称“史学”与今天所说的“史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国古代史学有自身特殊的形态，既不同于西方古代史学，也不同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国古代的史学涉及四部之学，又贯通文学和哲学，主要包括叙事、义理与考证三个基本方面。中国古代史学的这种独特形态使其具备了崇高和独特的知识价值与文化地位。江湄提出，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论”，是理解中国文明的关键概念。正统论，就是在历史编纂中怎样纪年以叙事？用什么标准来标记历史时间？这其实是一个如何为历史立法从而为人间立法也就是为宇宙天地立法的大问题，所以说，“正统论”具有中国文明“元叙事”的意义，它是用一套历史哲学来讲的政治哲学，又安置于一套宇宙论中，其中蕴含着一整套文化价值原理，承载着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结构，关乎中国文明整体性的自我认识、自我想象和自我意义赋予。通过考察早期历史上的大一统、正闰说以及后期的道统与正统，她认为中国历史之所以具有一种持续的向心力，有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正统论中的文化价值——将合于天下的“中国”的绵延永续作为神圣信仰，是一个观念上的关键性原因。因此，正统论作为中国文明的元叙事，作为一种历史哲学，还是有思想生命力的。
赵庆云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角度对概念史研究进行考察。他认为，引入概念史的研究视角，借助概念史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工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方向，也是具有潜力的学术增长点之一。同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兼具学术性与意识形态属性，概念、文本、语境、思想、意识形态等概念史研究最核心的要素都沉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史学著作也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极佳素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力在于其总能呼应时代关切，与时代共振，因而对其史学实践的概念研究，亦有必要结合社会政治变迁以把握概念的历史语境，梳理其渊源流变。构建史学体系还须从概念着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键概念的梳理解析无疑是前期基础工作。历经百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强的解释力与活力，仍在今日的历史叙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也有一些史学概念受到质疑，对此类概念的研究，应更侧重于对概念作认识论方面的探讨。
周国林认为，唯物史观对张舜徽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张舜徽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关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等重大理论问题，对各阶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做出科学分析；充分肯定劳动人民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人民对统治阶级压迫的反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历史人物评价中以顺应形势需要的标准评价政治人物，以弘扬文化传统的标准评价思想文化界人物，以增进社会福祉的标准评价其他历史人物。他的“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率一切”的学术思想，值得认真体悟并加以弘扬。
时培磊通过对2010—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史的立项项目的考察发现，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加强与时代的互动、培育学术新人、增强团队合作，以及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立项课题呈现出多角度的新探索，主要表现在：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和长期关注的热点仍在立项中受到重视。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也体现出这一点；中国史学史的立项课题体现出对基础文献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的重视，以及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宽。
新时代的史学理论研究大有可为，特别是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深化理论思考、强化时代面向、超越以往的研究水平与格局，还有较大的学术努力空间。总体上看，史学理论及其与史学史的结合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方面，尚需继续努力。目前，一些论文仍存在创新性不足、重复老话乃至概念使用不准确等问题。展望2022年，我们期盼史学界继续以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目标，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强化理论思维，融通学术资源，将思想与史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推出能够真正代表新时代水平与气象的史学理论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
（责任编辑 王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