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密切关注重大现实问题，深入聚焦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持续推动研究范式转换，多维探析学科发展创新之路，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重大主题研究

结合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现实问题，新闻传播学围绕“建党百年新闻事业发展”及“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两个重大主题，展开了集中而深入的研究。

（一）建党百年与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童兵提出，党的领导和党媒事业同生共长，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媒的灵魂与指导思想，党的政治领导是党媒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与不竭动力。郑保卫、王青提出，新闻事业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思想精髓可概括为“坚持党管媒体”“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是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取得非凡成就的最宝贵的思想和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引领百年新闻事业发展的思想指南。陈力丹等多维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时的路”，分析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传播观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依据大量珍贵史料原件和访谈，展现了列宁《火星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传播轨迹。邓绍根以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转向为中心，直面历史争论，重新考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过程，追寻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原点和优良传统。丁柏铨考察了建党百年来舆论观的演变轨迹，提出党的舆论观在改革开放后进入系统性理论构建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体现出系统化、系列化、创新化的显著特点，舆论引导“时度效”论、“同心圆”论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季为民考察分析了党的新闻理论在百年新闻实践中接续传承、吐故纳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逻辑。董天策等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新闻宣传舆论工作中先后形成了党性原则、舆论监督、以正面宣传为主、媒体融合、现代传播体系等核心理念，充分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时俱进的理论活力与理论魅力。马凌、刘胜男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观念、宣传组织与宣传方法的角度，考察分析了宣传与新闻、宣传与鼓动、宣传与舆论、宣传与教育、宣传与文艺的关系。

新闻体制和新闻政策是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润泽、王婉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总署的成立与撤销为线索，考察了“党管媒体”原则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周庆安、刘勇亮提出，百年来党的新闻发布工作经历了从个体到组织、从宣传到对话、从应急到常规直至成为党的考核机制的变革，折射了党从革命者到治理者的角色转换。姬德强、朱泓宇从党际、国际、命运共同体三个维度考察了中共百年对外传播史，提出对外传播主体身份的变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角色的传承、转化与发展。刘小燕、崔远航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的研究图谱，提供了观察中共百年新闻政策演变的另种视角。

新闻实践研究关注到报刊活动的宣传动员和修辞策略。陈信凌、邱世玲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最早建构的新闻宣传实践框架及其在“唤起工农千百万”宏大事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在“统一的体制与格局”形成前，它是新中国媒体运行的先行摸索与成功预演。周旭东、徐开彬考察分析了中共早期革命运动宣传的修辞策略，提出运动修辞主要是为处于进步潮流和阶级压迫中的劳动者提供“觉醒”和“起来”的合理性，《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开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是这场办报活动在修辞层面的延续和体现。

（二）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新时代如何推进国际传播实践与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关注的另一个重大主题。

从宏观上把握国际传播的理念和方向具有根本性意义。胡正荣、李涵舒提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中国国际传播的推进应“回到中国”汲取原生文化营养，构建国家和民族的全球化话语叙事，在破与立中形塑“可被理解的中国”。程曼丽提出，新时期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发展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为西方社会理解中国发展提供适应性话语，又要讲好“世界道理”，为求解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姜飞提出，利益、边界和秩序构成国际传播变局三大历史线索，当前核心焦点是秩序推动与导向的变局趋势，主要表现为对一个平衡、健康、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降低不确定性秩序的期待和实践。

“全球中国”成为国际传播研究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周庆安、卢明江提出，国际传播既是全景式展示中国形象的过程，又是清晰叙述中国独特魅力的过程，中国叙事和世界议题相统一是国际传播面临的重大挑战。刘滢提出，为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错位”现象，应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考量，致力于塑造“全球中国”形象。张毓强、庞敏提出，未来国际传播推进的逻辑基点应是“理解中国”“回到中国”，并围绕“全球中国”这一逻辑核心打造“可沟通的中国”。史安斌等进而认为，“全球中国”不仅是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力形态，也是理解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战略的“去中心化”方法论。

推进国际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是关键之举。段鹏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离不开理论支撑，当前国际传播研究内卷化严重，突出表现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门庭冷落，存在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脱节的状况。孙利军、高金萍探讨了国际传播中“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深层动因，提出海外中国学是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渠道，有助于从外至内共筑中华民族自信。陈薇以知识社会学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了基于知识生产、知识共享和知识对话的国家话语国际传播新路径。李鲤提出，中国国际传播转型升级有待对接全球数字平台的内在逻辑，在整体观视域下思考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宫承波等提出，分众传播理念指导下的国际传播实践不足以解决国际传播效能低下的问题，“分众传播”理念需逐步升级为“精准传播”理念。

媒介变革、范式转换与学科创新

在技术与媒介变革背景下，如何推动研究范式转换促进学科创新发展，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未来前景的重要问题。

（一）媒介变革重塑新闻、记者、新闻业的认知及边界

媒介变革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观念。胡翼青、张婧妍提出，互联网使新闻变得更加“常识化”，新闻边界走向全面开放，如今很难说清“什么信息不是新闻，或者什么信息是新闻”。白红义认为，数字技术深刻嵌入新闻业日常运作，导致什么是新闻、何为新闻业、谁是记者等“元问题”发生了改变，冲击和改变着传统新闻学理论体系。姜红、印心悦提出，当数字技术成为社会构成性要素，新闻的力量不仅在于“表征”现实或“传递”信息，更在于与世界的“交遇”中生成未来。杨奇光、周楚珺提出，“新闻真实”实现的方式与策略发生了结构性变革，表现为媒介技术层面的“体验真实”、认知心理层面的“收受真实”及权力关系层面的“协商真实”，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从一种专业准则转变为协同再造社会集体理性的积极因素。常江、田浩考察新闻核心观念演变发现，“真实”逐渐从本质主义概念演变为操作性概念，“客观”的话语消融于新兴的情感话语，“民主”的理念则得到进一步强化。

媒介变革对职业记者的角色地位造成深层次冲击。王维佳、周弘研究发现，伴随着西方新闻界全职新闻记者大量被裁员和“零工记者”不断增加，平台垄断格局下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将从强调公共服务意识的“舆论监督者”转变为流量新闻中被数据分析支配的“计件工人”。徐笛提出，数字时代记者的职业边界日益模糊，最高层是专业记者，其次是业余记者，最底层是信息传播者，不同层级传播者对信息秩序的贡献和作用各不相同。王军、丁汉青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前新闻从业者普遍存在着专业认同危机和自我认知危机，两者均出现“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对情感认同和从业意愿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数字媒介崛起对传统新闻业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姜华、张涛甫提出，数字媒介解构了封闭化的传播结构，促动“杂合体新闻业”兴起，在超限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相对确定性，成为当下及未来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的巨大难题。朱春阳、钱威丞提出，媒介融合时代媒体行业面临内部整合与整合社会的双向挑战，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推进职业共同体建设，是当代新闻伦理面临的深层冲突。方振武、韦路比较考察欧洲12国媒介体制特征发现，媒介公共所有权增加及公共媒介的市场份额越大，社会信任情况越好，但媒介市场集中化趋势超过临界点则适得其反。张志安、冉桢研究发现，对互联网平台的依赖成为传统新闻业危机，立足民族国家维系媒体公共性和构建整体性监管框架，应成为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目标。

（二）研究范式转换推动学科发展创新

技术实践变革推动研究范式转换，数字新闻学因之持续升温。王辰瑶认为，数字化技术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充盈的可能性，新闻学研究处在激烈变革的开端，进入一个新的理论研究生命周期。常江提出，数字新闻学以“技术—文化共生论”为认识论基础，是新闻学在新的技术与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新范式。王斌提出，从构建关系型知识的角度拓展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理论研究路径，从本体拓展到范式转换促进数字时代新闻研究的系统性变革。陆小华认为，数字新闻学研究仍处在萌芽初起阶段，数字内容与人的关系构成数字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对网络新闻学之热进行冷思考。李艳红提出，新闻业究竟如何为社会建立意义和提供知识，是新闻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意识之一，但这一问题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框架分析方法在当下研究中却很少被践行，导致意义建构成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知识盲区。黄文森认为，新闻学在方法论层面出现了“数字转向”和“计算转向”，但对于计算方法在何种限定条件下才可能为新闻学研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或想象力，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探讨。

数字新闻学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向，还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思考当代中国新闻理论和新闻学的发展问题。杨保军认为，新闻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只有提出能够引领中国新闻实践的新闻理论、新闻观念，才能真正谈得上为世界新闻理论研究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当代中国新闻学既要“上升”成为“走向宏观的新闻学”“走向世界的新闻学”，又要“下沉”成为“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走向受众（用户）的新闻学”。涂凌波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作为新闻理论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主张扎根中国经验、寻求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张垒提出，中国特色新闻学不仅要能够指导数字时代的中国新闻实践，而且要为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提供中国方案。吴飞、杨龙梦珏提出，在不确定性的危机中，新闻学只有重访人文主义传统，关注技术变革之下的个体境遇，才能更好促进对新闻业的重新理解。孙藜提出，新闻学欲寻求“突破”或“范式转换”，关键在于以新的想象力重估旧有“概念”体系，其中必然离不开对“现代报纸”的重新认识。

学科自主性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之源。赵曙光、刘沂铭基于对1997年至2018年的文献计量分析提出，传播学的跨学科属性进入新阶段，学科交叉引用“逆差”较此前显著减少，跨过了施拉姆所言的“十字路口”困境，成长为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学科。郑欣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则发现，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农民工议题研究出现明显的内卷化现象，提出要消除“新闻无学”的偏见，重在走出学科话语圈和舒适圈，大力提倡打破常规、开疆辟土的研究，让本学科的概念、理论或研究成果能够嵌入社会、日常生活、现实问题，这是学科走出内卷化、走向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的努力与希望。邵国松、王雪莹分析认为，传播研究内卷化有四大表现，包括问题的封闭性、理论的内衍性、方法的失衡性、学科的边缘性，可从调整经验研究、激活批判学派、强化学科对话、扩大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突破。

在变革和转型时代如何把握学科发展方向至关重要。胡百精从反思学科主体性的角度提出，构建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须补足重启传统的努力，人文主义传统当成为今日传播学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重要支撑，即将“人”请回传播学主场，关怀人及其作为共在交往者的生命体验，追问传播境况的变化“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杜骏飞提出，万物互联与虚拟社会的演进使“传播”转向“交往”，“数字交往论”将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这种转向有助于重新发现理论。卞冬磊基于当下移动经验普遍化与传播学认识论反思，提出传播研究应以“移动中的交流”为问题，重建传播的交通意涵，走向一个注重物质情境、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以人类交流为核心议题的开放领域。祁芝红、李智提出，如果说“全球本土化”构成了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来路，“在地全球化”则构成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去路。

算法、伦理与平台规制：

重构技术、人与社会的关系

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对网络舆论生态、传播社会伦理及互联网平台治理带来挑战和冲击，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其背后实质是如何反思和重构技术、人与社会的关系。

新传播技术促使网络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胡泳、周凌宇提出，网络空间把关模式发展为以人工智能和算法把关为主的人机协同作业，把关不再以“真相”为导向，而以“任务”为导向，网络信息被个人兴趣和价值信念所过滤，“后真相”往往由此而生。杨洸分析了数字时代舆论极化的症结、成因，提出数字新闻生态系统极易形成观点集中的景象，成为滋生舆论极化的绝佳土壤。黄文森、廖圣清将社交网络新闻生产与扩散概括为“同质连接”与“异质流动”两种机制，研究发现纵向的“传播流”源于媒体组织的资源依赖与权力结构，强化了上游媒体对于重要信息的外部控制，从而加剧信息传播的“极化效应”。周葆华实证分析了舆论演化的“出圈”与“折叠”现象，提出健康的舆论生态体系需要相互制衡的力量与机制，进入平台时代更需要机构媒体对事实、真相和公共利益这些新闻业核心价值的坚守与实践。

网络舆论演化中的情感因素日趋成为研究热点。袁光锋提出，中国网络空间公共舆论呈现出浓厚的情感色彩，这些情感表达塑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郑雯等进而提出，底层价值取向成为网络空间好感度的重要指标，底层群体正以其声量和影响力形塑着中国的网络舆论场，成为各类社会思潮争相取悦的对象。汤景泰等分析发现，在2019年爆发的香港“修例风波”中，虚假信息传播成为情感动员的关键策略，虚假信息中所蕴含的强烈情感促使示威者完成了对“共同体”的想象，而不同的情感类型又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提供了动力支持。徐翔、王雨晨对“今日头条”进行了样本分析，提出网络空间“自我封闭”带来的媒介信息内容趋同问题值得关注，网络公共领域研究要充分审视从网络局部“巴尔干化”到网络整体“巴尔干化”的信息异化风险。

数字劳动研究更多聚焦于“人”的主体性问题。丁未通过分析深圳出租车司机与“滴滴出行”平台长达 8 年的博弈历史，提出每个生命体都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活的零部件”，所有人的价值都面临着被数据遮蔽、异化与吞噬的命运，何以安顿身心成为有必要质询的问题。张铮等调查显示，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让媒体从业者保持随时随地的在线状态，继而逐渐被这种在线时间文化所驯化，成为在生活时间贫乏与工作时间压力下“被剥削的劳工”。郭小安、赵海明提出，如果人们仍然沉浸于媒介塑造的“数字牢笼”而不自知，人的身体和经验将成为媒介所剥削的生产工具，陷入一种新型的“异化”状态。李子仪、姬德强认为，在算法技术压制下，“断开”连接既可比作一种“数字罢工”，也可视为个体为融入加速社会而选择的一种“减速策略”。丁依然提出，随着数字劳工研究陷入“僵局”，有必要从关注剥削机制转向劳动者的主体性，可对有典型意义的生命故事和劳动经历（义乌“网红第一村”、东北“人人是主播”造就的新经济模式等）进行民族志研究。

智能传播塑造的时空观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人、媒介与社会的连接关系。喻国明提出，未来媒介之“新”是看它是否为人类社会的连接提供新的方式、新的尺度和新的标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媒介进化的本质就是将“人体的延伸”的自由度不断沿着“向外”和“向内”两个方向突破。刘海龙等提出了“网络化身体”概念，认为人的身体既可作为技术系统的“补丁”存在，又能够切断与网络连接而作为破坏网络秩序的“病毒”存在，由此颠倒了麦克卢汉的经典论断：媒介不是人体的延伸，反过来人体成为媒介的延伸。孙玮、李梦颖提出，二维码开启了媒介勾连社会的新型方式，“码之城”的出现说明媒介已经从反映现实、建构现实，走向了直接驱动实在的生成，呈现人与技术机器系统的“共创生”。张成良、王国芸提出以“云端社群”的概念指称智能媒介时代人们的生存感知空间和社交关系状态，旨在彰显一种释放自然社交天性的开放心态。

算法技术带来的传播社会伦理问题受到高度关注。陈昌凤提出，数据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其所具有的“数据最大化”“信息自由至善”的价值观，将人类置于工具化、从属性的地位。申琦、王璐瑜提出，社交机器人的算法设计不仅从人类社会中获取数据、构建模型，还可能将人类社会中的刻板印象乃至偏见在人工智能中合理化、标准化，对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影响亟待传播学者思量。吴静、陈堂发对算法机制下新闻透明性的内涵、逻辑及价值进行了分析，提出应警惕新闻透明性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规训。全燕提出，算法驱策下文化生产的平台化转型带来了一系列价值危机，包括不平等加剧、歧视加深、文化公共性贬损以及公民身份和道德实践衰落等。牛静、朱政德关注到移动传播场景的空间正义问题，提出除了需要公平分配公民对场景的近用权和退出权，还应让公民在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能够消费“必要的无聊”，一旦场景把私人空间乃至人体细密地缠裹、浸透，其也就蜕变为失去精神修炼契机的浅薄生命。郭小平、潘陈青注意到智能传播中的“社会能见度”问题，提出其主要体现为基于“算法价值”的能见度生产、基于“推荐机制”的能见度分配、基于平台可供性的能见度竞逐。

在平台治理中如何反制技术和伦理风险成为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唐绪军、黄楚新、王丹提出，平台企业发挥社会价值导向的作用日益重要，应发挥算法治理的积极作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注重数字普惠和数字公平。顾理平提出，数据隐私侵权的“无感伤害”已成为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必须通过法律和技术双重保护，实现智能生物识别技术有序安全适用。彭兰提出，为防止人们成为算法“囚徒”，需加强算法开发者的技术理性和算法伦理培养，提高算法应用者的算法素养。方兴东、钟祥铭提出，互联网大型平台之间高筑的“围墙花园”成为当今互联网发展最大的威胁，平台治理最紧迫和最突出的是竞争与反垄断以及隐私与数据保护问题。曾白凌提出，平台打开了传播权力多元化、社会化的大门，算法使人沦落为对象与符号而“被传播、被组织、被对象化、被系统化、被支配、被重塑”，坚持国家主导、强调平台媒体责任、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成为全球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总结与展望

2021年，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可圈可点。学者紧跟国家和时代发展步伐，多角度剖析新技术带来的传播和伦理问题，对热点问题保持冷思考，在看到学科独立性增强的同时不忘反思研究中存在的内卷化问题，这些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同时也应看到，跨学科研究成果亮点不多，学科反思批判力度不足，学术理论创构能力不彰，仍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

为全面更新知识和理论体系，研究范式转换问题成为学科核心关切。这是迈过学科合法性的早期阶段、继而探求增强学科自主性的必经之途。学科发展通常会经历自足、自立和自主三个阶段，新闻传播学正处于从自立迈向自主的关键时期，能否抓住媒介迭代变革的历史契机，通过范式创新找到学科发展的支撑点，将决定其未来发展的路向和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由此而言，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创新关键在于能否“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找准亟待学科回应和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基于既有的研究成果，未来新闻传播研究范式创新可突出三个维度：一是从被动走向超越。研究范式创新不能受制于技术实践变革的维度，而应超越技术和媒介二元中介“变量”，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回归和强化人文主义传统，深层次思考如何为整合与深化新闻（信息）、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开辟新的道路。二是从内向走向开放。研究范式转换不能仅限于学科内部知识体系更新，而应努力吸收其他学科营养，在跨学科交叉融合中提升新闻传播学科竞争力和生命力。三是从局部化走向体系化。研究范式转换应努力走出局部化改良路径，紧紧扣住学科核心问题，对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进行体系化思考，从而找到一条贯通性的范式革命之路。

新闻传播学未来充满生机的学术增长点，将更多来自于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对话。新闻传播学与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结合，正在推动信息哲学、媒介哲学、媒介社会学、媒介人类学、网络信息法学的兴起，这些新兴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化解新技术发展带来的重大挑战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跨学科对话方面，黄旦教授在《史林》杂志组织的新闻传播学与历史学关于报刊史研究的跨学科对话是一次可贵的探索，这种具有明确论题且能产出丰厚成果的跨学科对话寄望能够渐成风气。

（执笔：冯建华、王建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法学新闻传播学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