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2021年，广大史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考古学的系列重要讲话和贺信精神为遵循，紧扣时代主题，围绕学科基础理论和重大实证问题，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绩。2021年历史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宏观问题得到普遍重视，各领域理论反思倾向明显，思想性和问题意识进一步突出。限于篇幅，本报告仅做举要概述。

中国近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021年的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聚焦百年党史、抗日战争史、辛亥革命、太平天国史、中国式现代化、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实证或理论问题。

（一）百年党史

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的大变局。曲青山认为，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和延长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任务。石仲泉认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就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救国革命艰苦卓绝斗争的28年。中国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张海鹏认为，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百年来的中国道路虽然艰辛、曲折，也充满了胜利、喜悦，我们还要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陈金龙认为，建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话语要有大历史观。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建党之初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取得明显成就，积累了初步经验。唐正芒、张春丽认为，这十来年的理论成就和实践经验为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传播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取得巨大成就。俞樟华、俞扬、陈含英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主要特点。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夏春涛、陈甜认为，一百年来，党始终带领人民披荆斩棘不懈奋斗，引领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苦难走向辉煌，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金民卿认为，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件越来越充实，基础越来越巩固。张宏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成功将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四，建党问题研究。回到历史起点追溯建党初心，有助于更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熊月之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立，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与近代上海城市强大的集聚功能等多重因素有关。瞿骏认为，在上海石库门与南湖画艇间有千万条连线，这条条连线即是上海—江南的互动。苏智良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

第五，党史学科属性研究。21世纪以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逐渐成为学界共识。杨凤城认为，设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一级学科既是学科发展需要，也符合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李金铮认为，只有将党史归属历史学，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扩大为“大党史”，才能改变传统党史学者的局限。李良玉认为，以专业特性而言，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

（二）抗日战争史

2021年的抗日战争研究围绕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大后方研究等问题，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拓宽。

第一，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如何继续推动、深化和创新抗战史研究？李金铮认为，国共两党的敌后抗战研究要凸显中共根据地，但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黄道炫呼吁加强对个体的研究，眼光聚焦于民众之中。袁成毅认为，当前抗战军事史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其他领域，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吴敏超认为，进一步推动区域抗战史研究，应该是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取向。

第二，“九一八”事变研究。2021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臧运祜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已经构想出由日本人统治并最终占领满蒙的方案，事变后关东军与陆军中央共同确定了占领满蒙后扶植中国人傀儡政权的方针。陈海懿、郭昭昭认为，通过李顿调查团研究“九一八”事变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有助于深入批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的一大创举，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发展壮大的重要窗口。马思宇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理解、决策、执行、反馈，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集中体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之中。金以林认为，新中国的国体、政体、阶级状况、国民经济构成等立国之本，都可以从抗日根据地找到雏形。黄正林认为，随着抗战困难时期的到来，陕甘宁边区部分地方出现“过度动员”，中国共产党为此启动新的动员模式，提升了动员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沦陷区抗战研究。王萌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成立华北宣抚班，将日本势力渗透于华北基层社会，八路军的群众工作成为阻遏日伪势力深入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的关键因素。王富聪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华北沦陷城市青年学生开展秘密抗战活动，动员了许多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战或在沦陷城市秘密从事抗日活动。

第五，抗战大后方研究。高士华认为，抗战大后方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重庆，希望各地开花、全面结果。潘洵认为，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仍存在档案文献发掘整理不充分等问题。曹必宏认为，应充分发掘运用海峡两岸保藏的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料。朱英提出，要想获得抗战史、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扩展研究队伍不失为一种效果明显的途径。陈谦平认为，对“抗战大后方”概念作出科学、准确界定是首要工作。徐勇强调，大后方研究需要在深化的开放性研究中实现境内外、学科内外、团队内外的持久性创新性的循环格局，不断获取新的学术成果。江沛认为，抗战大后方的财政体系、工业进步研究仍较为薄弱，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张生认为，历史学和物理学的结合虽突兀，其可能实为不争之事实。

（三）辛亥革命

202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马敏认为，要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作贯通性、通盘式考察，揭示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王笛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带有偶然性质，但清王朝的灭亡却是其政治体制早已决定了的。赵立彬认为，新藏档案资料和已公布藏档案资料的重新整理对于推进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均具重要意义。汪朝光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他的实业建设构想更值得关注。廖大伟认为，孙中山把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中的人本精神结合起来，再根据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需要形成他的民本思想。

（四）太平天国史

2021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学界聚焦太平天国相关理论研究及相关史实考辨。夏春涛认为，学界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国，摆脱神化或“妖魔化”的简单化模式。崔之清认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反清起义，清朝也推行了洋务新政，但无力拯救危局。姜涛认为，太平天国不仅有“破”同样有“立”。华强、包树芳从多个方面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真面目。吴善中认为，上帝教是太平天国时期农民表达自己政治诉求、政治理想的宗教。顾建娣认为，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研究太平天国问题，就不会为错误思潮所迷惑。刘晨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敌我综合实力悬殊所致。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结合“四史”学习，学界关注了中国式现代化、抗美援朝战争等问题。2021年10月14—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于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钱乘旦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路，一条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黄群慧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李文认为，从中共十四大到十九大，在不断丰富“小康”内容的基础上都适时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确保了国家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2021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相继出版，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更好学习理解历史、树立正确历史观，更加自觉地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朱佳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为五个时期，认为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将来的分期、断限肯定会和现在有所不同。宋月红强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蕴涵着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杨冬权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人民解放军的立威之战。石仲泉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使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工作者积极回应时代关切，以扎实学风不断开拓新领域，在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领域继续深耕，涌现出不少亮点。

（一）先秦史

研究者对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等一度相对寂寥的领域投入更多热情，似乎预示着古史学界理论思维意识的凸显。

第一，夏商周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研究。罗诗谦认为，夏商两代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类型的奴隶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结果。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代缺乏稳定的奴隶来源，奴隶只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功能性甚至只是补充性存在。谢乃和认为，夏商周社会形态为封建社会符合三代历史实际，证实了马克思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合理性。任会斌认为，需要以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国际化视野审视殷商文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

第二，礼制与宗法制度研究。礼乐既是三代政治的重要基础，也是三代文化的主体内容。刘源分析了殷墟花东甲骨材料中的相关卜辞，解释了其中反映的禳祓之祭。张利军认为，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等方式实现了对宗周等地区的治理。张秀华认为，命将与誓师不同，不能将金文中的命将礼与文献中的誓师相联系。杨博认为，偶数用鼎反映了春秋以后广义之“周人”族群内部诸侯国族在青铜器用文化层面的交融互摄。

第三，思想文化研究。赵世超认为，直到殷周时期“巫主民”才被“帝主民”或“天主民”代替。张卉、蔡方鹿认为，先秦儒家的“鬼神”观重视人的情感和伦常，并通过一系列繁杂有序的祭祀仪式表达政治意图。杨念群认为，只有把“大一统”“中国”“天下”三个概念配合起来加以辨析，才能全面把握中国历史的整体走向和特点。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

关于民族精神血脉、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基因的研究成为关注重点。

第一，文明连续性和文化基因、文化认同研究。刘志平认为，自战国至秦代“秦人和非秦人”的族群区分得到凸显，原来以姬周华夏为核心展开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被以“秦人”为核心展开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取代。彭丰文认为，北魏统治者通过文化整合为建构国家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奠定了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何玉红认为，摆脱朝代兴衰隆替、政治体制胡汉之别等认识框架是观察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新视角。

第二，敦煌学、丝绸之路和文化交流研究。荣新江、刘进宝、郝春文、项楚、赵声良从多学科、多维度展现了敦煌学视域中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张涌泉认为，藏经洞文献的入藏与莫高窟所在三界寺僧人道真修复佛经的活动密切相关。杨富学认为，敦煌文化既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王小甫、王铿、荣新江等人的文章展现了全球史视域中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成果。石云涛认为，大量域外植物入华不仅对中古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

第三，社会变迁与思想、制度演进及国家治理研究。杨际平认为，北朝隋唐《地令》或《田令》并不决定北朝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杨华认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礼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对礼制性质和时代判断不够清晰等问题。阎步克论证了古代官阶制度、服饰等级与官僚等级的关系。张鹤泉认为，北魏建国后实行虚封五等爵制，这种虚封爵为后世所继承。沈刚以秦简为主复原了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面貌。

第四，经典文献、出土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李凭、姜霄提出，五省官书局合刻本是二十四史版本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荣新江、史睿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收录了中国、德国、俄罗斯、芬兰、日本等6国22家公私收藏单位所藏373件吐鲁番文献。景蜀慧主持修订的《陈书》，以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辑印《陈书》为底本，形成一个校勘精良的修订本。王连龙整理了南北朝上千方墓志。

第五，民众生活史研究。伊沛霞等编《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补充了正史和方志少有记载的人物思想及日常情形。孙晓辨析了自汉至宋女性形象审美文化的流变及其原因。宁欣研究了唐宋时期城市社会进程中社会中下阶层的变化及其特点。

（三）宋元明清史

宋元明清史研究在基层治理、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等方面展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第一，基层治理研究。谷更有、徐畅、刁培俊、黄志繁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出土简牍与乡吏性质再思、中国古代乡村的“被治理”和明清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文化认同等方面，探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方向。陆韧、林晓雁进一步明晰了元代基层治理的制度创设。黄纯艳、陈菡旖认为，南宋财政中央集权进一步深化，地方财力不断弱化。柏桦、李静认为，明清时期府县官对下的政务运作中既存在制度的因素，也有个人的智慧。常建华认为，乾隆前期湖南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王洪兵认为，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周曲洋认为，李椿年与王鈇为达到“定户”与“均税”目的，分别采取不同思路推行经界。申斌认为，嘉靖时期各地赋役经制册籍的普遍编纂不仅是各地赋役改革的需要，也是新的财政管理技术知识的扩展及其对主政者产生影响的体现。

第二，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史学界不仅关注了历史时期的灾疫，而且拓展到对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理路的讨论。于赓哲、杨会宾、刘鹏、王雨濛讨论了疫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内容涉及疫病对于观念的影响、明清医家的儒学化和地域化以及简易纱棉口罩的历史渊源等。余新忠、冯尔康、李玉尚、丁见民讨论了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社会史学科建设的启示、历史上的灾异文化，以及早期英美对于医疗信息的共享。周琼、方修琦、夏明方、余新忠、马俊亚讨论了灾害史和灾害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及疾病和灾害的影响。

世界史

世界史研究在学科发展史、三大体系建设、全球史和跨国史、医疗疾病史以及其他领域，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学科发展史

2021年，世界史研究者推出不少总结学科百年发展历程的文章。晏绍祥认为，经过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在世界古代史这个传统上由欧美学者垄断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刘景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世纪研究呈现出整体世界史观兴起、从中西比较到专题探索、研究热潮方兴未艾等特征。侯建新、郑阳认为，要更加重视一手资料的积累和使用，尽快补足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短板和空缺。钱乘旦认为，体系问题是世界近代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张象认为，将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定在20世纪初更为科学，其下限以定在20世纪末为宜。

（二）三大体系建设

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俞金尧认为，当前史学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从事宏大叙事研究的人很少，历史学家有责任提供当今时代所需的宏大叙事。刘德斌认为，大变局形势下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有责任对当前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根源给出自己的解释。朱孝远认为，中国学者对文明史研究中出现的错误史观、错误立场、错误理论以及各种强制性阐释，要加强批判力度。

（三）全球史和跨国史

全球史不仅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史学方法。刘文明认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全球史著作的译介，以及之后全球史理论的探讨，国内全球史研究向实证化、微观化方向发展，国内学者原创性全球史成果呈上升趋势。张文涛认为，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不仅是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己学术道路的现实需求，还是破除中国“威胁”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曹小文认为，我们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不仅仅是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与历史主体多元化的刻意塑造，而且是通过不断发掘人类历史时空内涵的文化积淀构建的新型全球史。姚汉昌认为，加拿大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尔夫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历史学在人类各主要地区的发展，弱化了西方对历史学产生与发展的作用，强调了史学的普遍性。李剑鸣认为，美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跨国事件，主要不是缘于普通民众的诉求和行动，而是缘于精英领导人的活动和主张。蔡萌认为，跨国史在反思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同时，也要警惕矫枉过正的倾向。刘祥认为，未来的史学研究应实现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的平衡，两者应相互补充。

（四）医疗疾病史

姬庆红认为，古罗马帝国遭受过各种瘟疫的创伤，尤其是帝国中后期的三场大瘟疫成为帝国陷入全面危机乃至衰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古罗马的部分农学家、医学家和史学家对应对瘟疫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向荣认为，如何应对重大疫情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赵秀荣认为，考察近代英国以及欧洲抑郁症概念的流变，及对这种疾病认知的转变，可以反映文明、理性的进步，有助于更深刻理解英国社会的文化建构。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理论等方面均取得明显进展。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不少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重大事件，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历史启示。陈其泰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实事求是”是互相贯通的。周文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产物。张杰认为，《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写成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时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周励恒认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奠基到充实、从学理阐释到参与社会改造的进展。汪兵认为，胡绳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科学阐释，对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建设影响深远。陈峰认为，在本土化、中国化渐成主流的趋势下，域外学术仍然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演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汪荣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虽然历经风雨，但发展依然呈现蓬勃之态，唯物史观仍然是历史研究难以忽略的理论。董欣洁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在世界史领域的阐释和论断，反映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长期的、复杂的共生关系。

（二）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讨论涉及古代、近代两大时段，涉及史学批评、学术史、学科发展等内容。樊丽莎等认为，司马迁对西域“行国”的记述，将绝大部分西域定居与非定居的牧业民族解释为与匈奴“行国”同俗的游牧民族。瞿林东认为，《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多有失实乃至错误之处，对唐代史学持贬损乃至否定的倾向。刘小龙认为，《明实录》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对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牛润珍等提出，清代将史官议叙范围扩大并运用于史馆修史，保障了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王记录认为，乾嘉学者考文征献，推动了史学的实证性和客观化。

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面，庾向芳认为，民国时期的清史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下转型期中国史学的特征。刘澍认为，晚清士大夫表现出对古埃及史的浓厚兴趣，希望中国可以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时培磊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加强与时代的互动、培育学术新人、增强团队合作，以及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面。赵庆云认为，引入概念史的研究视角，借助概念史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工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方向。

（三）西方史学理论

与此同时，学界同样重视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现状。董立河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理论家再度显示出对宏阔历史观念的热情，呼唤一种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希望它能够同历史研究联起手来。王晴佳认为，尽管斯金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认同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但他也同时承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顾晓伟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并非截然分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重新整合的过程。刘耀辉认为，霍布斯鲍姆不反对史学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因为这体现了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总之，2021年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同时，在跨学科研究、原创性史学理论成果的推出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展望2022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史学界一定会更好地处理时代主题与学术探讨的有机结合问题，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努力推进各领域研究纵深展开，推动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行稳致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

（执笔：晁天义、张云华、徐鑫、武雪彬、郭飞、周学军、于世华。因篇幅原因，本报告有所压缩，相关论文名称等信息一概从略，详细内容请参见各学科分报告。）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