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传》作者、柳青长女刘可风

悼可风

脚印

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走了的消息从一个朋友圈传来……很安静的，她本也是个安安静静的人。前年，可风就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从西安去了上海女儿家。女儿涵涵通话说，妈妈已经记不得写了《柳青传》，她还记得有个女编辑，记不起女编辑的名字了。涵涵哭了，说她妈妈承受的压力太多了，一直都被压着，甚至被家人误解，但她已经完全忘记这一切。我说，你妈妈很伟大，她一直在记录柳青，记录了柳青不凡的文学成就和堪称传奇的一生，也记录了柳青的思考和痛苦，因为她有十多年陪伴父亲过着异常艰难的日子，她记了十年，《柳青传》写了二十年。《柳青传》有着历史记忆的沉重，只有共度磨难的可风能写得出来。

《柳青传》是李建军推荐给我的，他说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写了《柳青传》，一家出版社要她修改，这一改改了三四年，已经面目全非，刘可风完全丧失了信心。他看了前几章，写得很好。我和可风电话联系上了，我说，我不需要修改稿，要原稿。我一口气读完没有修改过的原稿，文字里透露出的纯直和真实令人震撼，这部书的沉重感很长时间挥之不去。我电话打给刘可风，说要出版《柳青传》，只是在编辑上作些调整。刘可风在电话里竟哭出了声。我后来去西安见到了刘可风，我们聊天到深夜，对书中内容有过深入的交流。因为我们曾是那个时代执着地深入生活的作家的女儿。她年长一些，承受的痛苦就更多一些。《柳青传》里你能读懂这一切。《柳青传》被拍成了电影，获了许多奖，但要看作家高大形象所背负的苦痛，还得读这本书。

可风，你内心浩荡，外表平静，一如你春风里的父亲。

2024年12月9日早晨，作家、柳青长女刘可风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

为表达缅怀之情，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刘可风老师文章《父亲的〈创业史〉》，再次回顾那些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历史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逝去的亲人们也终会在另一个世界相逢。

父亲的《创业史》

文 | 刘可风

一

日常事务无论多忙，写作的欲望都是强烈的，来长安后柳青酝酿了一个新主题，写一部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

这部小说大约九万七千字，1953年在县委时已近完成。

故事很简单，写一次县委领导产棉区治愈虫害的过程。主要通过县委书记和县长在领导这次工作中采取的不同工作方法，表现的不同工作态度，取得的不同结果，柳青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这部小说和他的第一部小说《种谷记》比较，从结构上看比较完整，主题集中，脉络清晰，布局匀称，叙述事件发展过程从容不迫。

和《铜墙铁壁》比较，也许是由于他经历过县委和农村的实际工作，熟悉他的描写对象，离开人物感觉的文字少了许多，生活场景显然丰富细腻一些。

经过整理和抄写的最后一稿已经用棉线装订起来。用半年多的心血完成了这部作品，他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因为，与自己要达到的艺术效果相距甚远。他认为，这部作品与《铜墙铁壁》水平相仿，没有太大提高——对每一部新作品，他的自我要求是：“不能停留在艺术创作的老路上，要提高，一定要达到一个新水平。”

他说写小说“真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的生活，一头挑的技巧。”他多年努力想要掌握的这种写作技巧，现在还不行，他还要继续钻研，希望终有一天能挑起这副艺术的担子。

最终搁笔前后，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消息传了出去，省委宣传部派来干部，想了解写作情况，并劝他尽快将小说发表。他没有犹豫，坚决地摇了摇头。

作为一个专业作家，两三年没有发表作品，何以心安？他感到苦闷。但拿不满意的作品去应付？他不！这一点很坚定，他决不愿意在已有的水平上徘徊，在老路上走来走去。

当人去屋静的时候，看着自己的作品，和桌角上的一只花瓶，那里插着妻子前两天带回来的几枝鲜花，现在花瓣已飘零。他实在不满意这部新作，划着一根火柴，伴着落英，点燃了它的一角。这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呀，他又不舍地掐灭了刚刚燃起的火苗。

书稿的余烬散发着淡淡的烟味，弃之如何不心痛？留下又不愿面世，在纷乱的思考中他豁然开朗：这一烧，就是要逼迫自己下决心向新的高度冲击。

二

1954年，初春的阳光一天比一天暖和，风柔了，草绿了，麦苗返青，滩里变得绿光莹莹。四村的初级社成立后，最初就像这艳阳天，社员还在兴奋中，那么团结，那么友爱。暂时没有紧要事情，柳青回到常宁宫，按计划新的小说必须动笔了。

互助组的初起、整顿、发展、成熟，其中曲曲折折，是是非非，他全都经历了。一年多来，从一个草棚屋出来，又进了另一个草棚屋，白天的交谈，半夜的会，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农村的实际工作上。

有一天他又过河，社里几个人在沤肥，正说笑着，有人转身看见他，惊奇地问：“咱这没出啥事，你怎来了？”

“没事不能来吗？”

有人接话：“咱这贵贱不敢发生丁点事，再闹了矛盾，柳书记立马就来了。”的确，为了解决生产上的问题，解决组员们闹纠纷，无数次的交谈、开会……工作的同时，也是他体察各种人思想和心理的时机。不同的人表达思想的方式、语言特点、行为特征，在他的头脑中不断积累了丰富的记忆。这十里八乡，县上村里，真实的生活如此丰富，他就是要写这些自己熟悉的人物和事件。

废弃了那部反映老干部的小说后，他就开始构思早已拟定的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多卷体长篇小说，这就是《创业史》的最初由来。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想法，动笔之前许多沉静的日夜，就是组织情节的漫长过程。而细节在动笔以前，既不系统，也不具体，只有在拿起笔来，面对稿纸时，才从纷乱中一点一点地明晰起来。

以前写作，大多坐在桌前，眼睛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墙上的画，架上的书，在瞳孔里有反映，在大脑里没反映，大脑里是他的人物在活动，抬头想，低头写。

现在，不知不觉变了，他走动起来，好像要写的人物也和他一起动起来，比坐下想更鲜活。在大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来……想好了，站在桌前随便哪一角写几句，再走，再写……也许，转身回来，抓起刚刚写成的半页纸，在手里揉揉，掼进了桌边的字纸篓。

写了不少，也丢了不少，剩下的是“反复研磨，过滤出来的”。

从春光明媚到赤日炎炎，从骄阳似火到落叶飘飘，在一个乍寒的阴雨天，第一部初稿完成了。

这几年，每到寒风来临的季节，呼吸常感急促，不感冒还能正常活动，要是受冷，夜里不停咳嗽，他的肺已经折磨他几十年了。马葳（柳青的夫人）时时担心，早早生起煤炉，经常悄悄进来精心照看他。

写作时柳青旁若无人，写完以后，揉揉疲劳的眼睛，坐下来，吸支烟。

竖排的稿纸，如豆的小字，细心整理成册，在冬日的白昼和夜晚，他又把文字修改了一遍。

这部书稿和他废弃的那一部相比，焕然一新，全书充满了生活气息，乡间的种种人物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地道精练的农民语言会把你吸引进作品中。

这一稿写了二十四章，出场人物约二十七个。成书的主要事件在这里大部分都出现了，围绕着互助组的成立和发展展开矛盾。这一稿人物的名字和后来的几稿有些不同：梁三老汉叫杨永泰，梁大老汉叫杨永明，梁生宝叫杨生斌，欢喜叫任子广，白占魁叫薛得胜，姚士杰叫姚士林，徐改霞叫徐淑霞，梁秀兰叫杨秀兰，韩培生叫韩志杰等等；也有些人物的名字一直没变，如冯有万、冯有义等；有些人物在第一稿中有，以后没有了，在第一稿没有，以后添了的也有一些。

当你读下来，会感到矛盾的主线清晰，细节真实微妙，在各种矛盾斗争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个性丰富鲜明。

毋庸置疑，这是他这几年融入生活和工作，刻苦钻研生活和作品的结果。这部作品的起点异于以往。

但是，如果将《创业史》的成书与这一稿比较，成书所概括和反映的那个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人物的个性特色和多侧面的立体感、复杂交错而层次错落有致的矛盾冲突等，都会使读者清晰感到，作者的写作技巧在其后几稿中也在不断提高。

从《铜墙铁壁》开始，他的写作习惯是，反复思考，想成熟了才动笔，落笔以后较少大删大改，更没有推倒重来的先例。

这次不同，杜鹏程写《保卫延安》给了他一些启发，《保卫延安》写作时间长，修改遍数多，据说改了九遍，光稿纸就用了一大筐。

进行艺术创作，往往是从粗到细的过程，比如雕塑，要从粗坯经多次加工，才能成为一个精制的艺术品。文学作品也一样。

所以，柳青说：“文学艺术不是真实生活的临摹，不是叙述，它除了有生活的规律，还有艺术自身的规律，使这两种规律尽可能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就是艺术构思，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艺术技巧。”

如果让生活的真实过程束缚住作者的思想，描写得过于琐细，这不是艺术，也不利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层钻研。第一稿里有这种感觉，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像他说的：“提起一桶水，只能从平地逐渐提高，而这桶水也只能从生活的海洋里汲取。”

同时，学习前人的作品必不可少。

早在1943年，在三乡的窑洞里，他读英文版《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时候，总结了一种文学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成功作品，写得生动的部分大多是用人物的心理和眼光反映周围世界，推进情节，较少作者的“平面叙述”，这样人物才有了立体感。深深留在柳青心里，使他感动的情节，也正是这样的作品中这样的部分。他把这种写作手法叫作：带有人物特定视角的描写。

晚年，他回忆早期的创作思想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发现许多古典名著运用一个共同的手法，就是每个章节从一个人物的角度来发展情节和描写细节。我不会运用这种手法，虽然我从写《种谷记》时就懂得这种手法，但是一动笔就感到我对自己所写的人物不熟悉，达不到用人物的眼光和心情感受事物的熟悉程度。

“后来，我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艺术》，发现了马克思关于艺术家的对象化问题的论述，说艺术家‘不仅要用五官感觉，而且要用精神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这样，我就把运用人物的角度来描写与马克思的对象化问题联系起来。”

认定了要运用这种手法，长期以来，学习这种手法就成了他不懈努力的方向。

从技巧看，《创业史》第一稿，还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从内容看，这部作品要说明的是：全国解放初期，贫困农民占农村的绝大多数，如何走上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通过活跃借贷的失败，说明共产党想了各种办法解决穷人生活困难的问题，但路都不通，最后只好引导穷人用互助合作的方式发展生产。这是一条改变历史轨迹的新路，围绕着这条新路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斗争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有社会上的，也有党内的。

来到皇甫村的这两年，在各项工作中，就数改变农民的旧意识、旧思想让柳青感到困难，其中，部分农民自私自利的种种表现，左右着各项工作。

虽然存在许多困难，但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动力，就是老百姓要过好日子的强烈愿望，所以，富民强国，中心就是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组织互助组，这其中的领导力量是什么？如果是共产党，那么这个党靠什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党的正确政策、党员的精神和形象，要看这些人怎么做，所以，他用了许多心血塑造一个农民在新时代作为先进共产党员的形象。

在反映农民某些落后思想和意识时，也让读者深刻地体会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三

进入角色并不容易，他正在写作，思想高度集中。然而，有时他不得不搁笔。

自从回到西安，他的工作关系一直放在西北局招待所，本打算下乡落户在哪里，关系就转到哪里。他几次要求把工作关系转到长安县，西北局的有关领导不同意，只同意把党的关系转到长安县。

直到现在，在组织上，他还没有同文艺单位发生关联，也没有想过到文艺单位去。

1954年11月，中国作协要求陕西成立作协西安分会，省委宣传部要他担任副主席。一旦担任了行政职务，必然要做一些工作，这对他实在是力所不能及，一方面，农村工作要投入许多精力，非常繁杂忙碌；更主要的是已经开始的小说写作，如果再加上协会事务，还能一心一意写作吗？分会成立前，他一次次找有关领导，说明自己的写作计划。但无论态度多么恳切执着，他的理由始终不被接受。他对协会的组织形式和任职人员提些建议，目的还是不当这个职务，让他全心全意写书。但是，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

作协成立以后，工作铺开，经常需要他进城，紧接着《延河》文艺月刊创刊，既然非当不可，就不能敷衍了事，分配给他最初几期的审稿工作，他都十分认真。

从此，他的担忧成真，写作受到影响，刚进入情节，汽车来接他进城，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尤其是与文艺有关的，作协少不了座谈会，特别是与“社会名流”坐在一起表态性质的会，他实在不想去，每次都想坚持不上车，

又考虑为这点小事弄得太僵，以后还怎样相处工作？最后，几乎次次屈从了，但内心的不安甚至强烈到想离开长安县，另找偏远乡村安家落户。

人是受各种因素制约的，为了已经开始的小说，只能面对现实，对他最为紧迫的是搬进皇甫村，这样有利于工作和写作，也方便与村民的联系，更何况常宁宫只是借住之地。

初到皇甫，他一直注意寻找住处，想过在农民庄户院里找几间空房，考虑到自己家里来人多，影响人家生活，不能长久；在村里盖几间房，盖少了，家里人多不够住，盖多点，大多数农民都住草棚，几间瓦房太显眼，不利于和农民的交往，再说手头也没那么多钱。

碰巧，在罗湾村和三村之间的半坡上一座破庙引起他注意。那是军产，解放前是王曲国民党七分校的财产，据说很早以前住过人，后来就一直空着。解放后陕西军区接管，做过几天羊圈，现在已经废弃几年，无人居住。土坯和砖瓦混盖的房屋破败不堪，院内杂草丛生，几堵倒塌的土墙上已经长出小树。据说此庙建于清朝，早先东边有一座寺院叫元君庙，人叫东寺，西边的常宁宫也叫西寺，所以中间这座庙就叫中宫寺。

一进庙门，无处择路，刚一迈步，就看见一条晃晃悠悠竖起来的蛇，让人心惊胆战，再往前走，好容易进了正庙，从地上到房顶，从前墙到后墙，无数条蛇在缠绕蠕动，说不清楚的虫子爬行其间，数不清的蛛网挂在头顶。是否下决心住进来，还要再想一想。

当他跨出大门，开阔秀美的自然环境让他豁然开朗。

中宫寺坐落在神禾塬的半崖上，依塬傍水，坐北朝南。站在大门口的半圆形平台上，放眼望去，开阔平坦的河滩稻地向西伸展，一望无际。晴空万里时，对面的终南山像奔腾的苍龙，有时，又像披着轻纱的舞女。滈河从南山的石砭峪出来，一路向北，就在皇甫村的碾湾拐向西流，横过村前。左右两侧的农家小院密密匝匝散布在塬根上，比中宫寺低，都沿着滈河北岸一字排开。从生活、工作和环境考虑，这里相当理想，只是要重新整修，是个比较大的工程。

和县乡干部商量，他们都尊重柳青个人意见，不过，他们说盖几间新房也不过分：“你毕竟是个作家，不是普通农民，有人盼着和你做邻居哩！”

要听听妻子的意见。马葳一来，当了皇甫村的文书，除了乡政府的日常事务，还要参与农村各项工作，自打儿子出生，光喂奶，她就多跑了多少路，经常忙得顾东顾不了西，她真希望早一点住进村。站在中宫寺，看着清清的河水从脚下流过，听着农舍熟悉的谈笑声，她同意了。

征得组织同意，省上给了军区一座房子换来了这座庙。柳青用《铜墙铁壁》剩余稿费整修中宫寺，留了两间大房，两间小房，其余的全部拆除。一间大房孩子们和保姆住，一间小房马葳住，靠北的崖根一间大房柳青住，房子隔成两间，里间很小，做卧室，外间二三十平方米，既是他的书房，也是办公室，又做客厅。为了写作不受干扰，他把这间房隔成封闭的小院。陕北人的喜爱，在崖下打了一孔窑洞，窑洞的右前方有一个两米来高的台阶，上去是一片空地，大约三四分，可以种菜。在地边的崖畔又打了一孔窑洞。屋里常年潮乎乎的，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他在不到十平米的卧室铺了木地板。

院里原来就有几棵石榴树，枝叶茂盛，其间还夹杂几棵桃树。为了雨天方便，房子之间铺上石子小路，小路两旁修了小块草坪。一家老少搬进来，院子里顿时充满生气。邻居们常上来借东西，农民闲了蹲在墙根，抽着旱烟和他说话。不出大门，庄稼院的鸡叫狗吠听得一清二楚，和住在常宁宫的感觉大不一样。

搬家以后，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再拖了，他必须治一治多年的顽疾——阿米巴痢疾。还是1948年回陕途中，说不清原因，他染上了这个病，腹泻，一日几次入厕，当时没有条件顾及生活和卫生，一心赶路。回到陕北，为采访沙家店战役，仍顾不上这事，陕北既无医疗条件，自己又缺少医学知识，就拖成了慢性疾病，每年都犯几次，到了北京才知道害的是阿米巴痢疾。吃了一些药，但没好利索，以后仍然时常发作。这次在中宫寺住定，他决心根治一下，随后就住进了医院。

多年忙于奔波，坐下来急于写作，难得有这样大块时间和安静环境让他冷静思考：今后如何生活？如何学习？如何写作？如何把这部书稿写好？

“既然我决心要走文学创作这条路，那就豁出命来搞，否则，还真不如到文化单位做点实际工作。”他想定出院以后，“我将继续刻苦地深入生活，研究生活；认真、坚韧地进行创作；结合生活和创作有目的地学习。把生活、创作和学习拧成一股绳，在新的水平上完成自己的作品。”

他一回家，小院就变得生机勃勃。早晨很早起床，他不是上塬就是过河，既锻炼了身体，也是和农民交谈的好机会。回来吃过早饭，开始写作和学习。马葳把小院的门关死，自己就去工作了。农民知道他的工作习惯，这时候都不让孩子上来。两点以后，小院的门才开，大院小院一会儿就活跃起来。他看刚来的报纸、近期的杂志和读者来信，听区乡干部汇报情况，商量工作。不时有农民来，和他说说生产，有些家长里短、矛盾纠纷请他帮助解决，有人开玩笑说他这里是纠纷调解站。

出院以后，他没有急于动笔，研究了一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将这些作品的表现手法进行对比，对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进行总结。对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分析其优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

他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一切思想都在脑子里，正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作家，想到的比写出来的多得多，写出来的当然比发表的多许多。”

四

柳青说：“作家在生活中形成一种艺术构思，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但是，作家要否定这种构思，要费加倍的时间和心血，在没有新的艺术构思来代替的时候，就形成了创作苦恼。”

创作苦恼经常折磨他。

放下笔，到村里走走，熟人、草棚、稻田……回忆和联想不断。远山、蓝天、河岸、水鸟……大自然让他暂时忘记了苦恼。

回到家里，顺着庭院的甬道来回踱步，轮番在脑中涌现的仍然是小说的情节和自己经历的真实生活。力图概括这段社会生活，表现生活中的复杂矛盾以及广阔的社会背景，他发现自己现在远未达到他希冀的创作水平。第二稿写成之后，很快感到情节的发展在因果关系和逻辑过程上有缺陷。

第二稿他加了全新的第一章，也就是成稿的《题叙》。

如果说第一稿写的是解放后共产党如何领导农民发展生产，多打粮食，要让人们变得富足的话，那么新旧社会有一样是共同的，旧社会也是人人都想发家致富。但是，在旧社会，穷人为了创家立业，流尽一生血汗，到头来还是受富人剥削，多数人终于发不起来。

新社会，共产党号召大家走互相合作的道路发展生产，共同富裕，一些人很积极，一些人却不能接受，全书由此展开了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他增加的一章，把全书的矛盾由来做了交代，同时，把中国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状况浓缩进去。

为了“吃透”蟆河滩的历史，他奔波在熟悉本地历史的老人间。

生产队的饲养员大多是老人，他们喂牲口有经验，也耐得住寂寞，本地变迁的活字典就在他们心中，所以，柳青经常到各队的饲养室去。

有个姓姚的饲养员，知道的最多，从本村到王曲，从王曲到河滩，从滩里到川道，你问得到，他几乎全能说上，可就一点，不给你说，倔脾气，和谁都不“招嘴”，不理你。柳青最想和他“亲近”，可他一进门，姚老汉和没看见一样，低头干活，抬头走路，脸总阴着。

这人的脾气柳青早有了解，耿直，心地善良，解放前在自己草棚旁搭个小棚，专门给要饭逃难的人住。他同你合得来，借鞋连袜子一齐给，和保长、地痞从不打交道。

柳青想尽办法要接近他。

一开始就注意到这地方养鸽成风，起源就是饲养员，他们离群索居，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喂完牲口看鸽子。最初，柳青到饲养室不问“正事”，老汉看鸽子，他也看，老汉喂，他也喂，那鸽子根据特点都有名字“蓝蓝”“白白”“红红”……柳青问蓝蓝的习性，红红的特点，信鸽怎么训练出来的，一天比一天话多。他到北京开会以前，对老汉说：“你等着，我从北京给你带回一对好鸽子。”带回几对，先要送给饲养员姚老汉一对。有一次带回一对，到家是晚上，马葳把它放在床底下，第二天发现让猫解了馋，只好把“遗憾”送去，让老汉感动了。就这样鸽子一来二去，他们熟悉了，柳青再问滩里的历史，老汉滔滔不绝。周围各村几辈的来历和变迁，甚至王曲每个字号掌柜是谁，生意兴衰，哪个字号有特务，哪个字号没有子承父业，国民党七分校和街道拉扯什么关系……老汉不知道柳青问这些用意何在，有问必答，有时一坐两三个钟头，有时就十几分钟，柳青听到对自己有用的，打个招呼就走了。最高兴的是遇上这里聚了几个饲养员正说东道西，他一问，七嘴八舌地给他讲。

有一阵子，晚上十一点，半夜两点……说不准什么时间柳青就来了。他把拄的棍子放在门口，把刚睡着的老汉叫醒，上炕一坐，把老汉的被子盖到腿上，他给老汉递根纸烟，老汉给他装袋旱烟，他抽两口，“不行，不行，我抽这咳嗽。”然后问东问西。不知问到哪一句有用，下地就又要走。

“你睡，你睡！我回呀。”

“黑得这深，你就不怕强人把你抢了？我送送你。”

“不用，打仗时夜路走惯了，再说我身上一无金，二无银，我怕啥？”

“有事你不能明天来？”

“噢，噢，噢……”一边说着，人已经消失在黑夜里。

为了写《题叙》，他没有了昼夜之分。

有几次，进门才问话，老汉刚开口，正准备细说，柳青转身又要走，老汉莫名其妙，小声嘀咕：“这人有神精病呢。”

柳青要了解的东西就那一点，他不会在这里多耽误工夫。

后来，老人问自己当干部的儿子：“这人干啥的？”一听解释才明白：“我说这人怎么这么怪。”

交往时间长，和老汉一家三代熟悉，他们三番五次要请他吃顿饭，实在推辞不掉，柳青去了。屋里女人在做饭，他和老汉坐在炕上东拉西扯，不知是哪句话说得对他有用，柳青下炕说：“你们等我，我先回去，写点东西就回来。”人家没阻拦他，一再嘱咐：“俺等你回来。”全家十口人，等了近一个钟头，没人见怪，这顿饭吃得很愉快，一直在轻松说笑。

《题叙》的基础就是在这时候打下的。

第二稿在主要事件上与第一稿大致相同，但细节有了较多变化，把一些叙述过程的内容删除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加丰富细腻，性格特征更加突出。在各种冲突中，人物“动”起来了，读者很容易进入情节。

在这一稿里，通过梁生宝的嘴说出这样一个思想：互助组要好，开始要小。所以，在其他几个村的穷人提出加入他的互助组时，他没敢接收，自己知道没有经验，不能冒失地扩大，怕自己领导不了。而在互助组里处理各种事情，比如进山割扫帚，记工和收入的分配方式，生宝征求区委书记的意见，书记说：“大伙都没意见就是最要紧的，否则，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要紧的原则吗？”这里正是柳青在实际工作中体会最深的：没有农民的自愿，互助合作就没有前途。

这一稿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方言土语少了。第一稿中不仅有只流行在关中地区的方言，个别章节还使用了陕北的方言。如果没有地方语言的特点就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感和气氛，但使用过多的方言许多读者就看不懂，同样感受不了真实的生活气氛。如何处理好书面语言、生活语言和地方语言的协调，这也使他费了不少心思。

在陕北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一生都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写了两部反映陕北生活的长篇小说，在关中农村生活的时间不长，对于他，研究本地语言也是终其一生的任务。这在第二稿里有了长足改进，陕北的方言特点几乎找不到了。

这一稿一共写了十九章，不完整，也许他认为有些章节暂时不用重写。人物的名字有些变化，杨生斌改成了梁生宝，徐淑霞改成徐改霞。有些没有变化，比如薛德胜、姚士林等。书中的事件都是本地真实发生过的，所有的人物都有原型。第一稿中人物的名字更接近他的原型，以后每一稿都有变化，越来越脱离人物的原型，更多从艺术角度考虑了。

五

初级社普遍成立以后，也曾发生过骇人听闻的事件。

秋忙完毕，县上召开三级干部会，社主任和几个干部都不在，三村一个社连续死了三头牲口：两头牛和一头辕骡子。

一天凌晨，车手备好车去拉牲口，发现社里人人喜爱的那头最能干的辕骡子挣扎着，走不出门。仔细检查，原来挂在墙壁套绳上的铁钩子勾进了骡子的肛门，由于无人注意，受了伤的骡子还驾了一天辕。柳青一听说，急匆匆跑到场里，骡子已经站不起来，臀部肿得非常可怕，场里围满了人，有的社员流出眼泪。这头骡子原来的主人面孔煞白，他的父亲老泪纵横。要知道，除了土地，牲口就是农业社最宝贵的财富。农民多么爱他的牲口，这老汉就是个典型，他一天跑饲养室数不清多少趟。刚刚建社时，穷人拉来的牲口多数又小又瘦，经过这一年的努力，牲口喂肥了，长大了。农业社的收成好，也吸引了一些富裕户入了社，带进一些大牲口。

连续死牲口，不仅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也引起舆论混乱和人心波动，到底是有人破坏，把铁钩放进去的呢？还是牲口屁股痒，自己在墙上蹭，勾进去的呢？柳青参加了案件的侦察工作。结案虽然认为这是责任事故，但他没有立即回去写作，天天骑辆破自行车到韦曲，在县法院看案卷，在法庭听破坏农业社这一类事件的审案，这在建社初期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对于柳青，了解和研究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丰富实际工作的经验，对小说的构思和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每天开庭前，柳青已经坐在头几排的位子上，偶尔来迟，或者人太多，就和其他人一起站在窗台外头听。从皇甫村到县上来来回回一个多月，不仅了解全县破坏农业社的案件，同时总结这类案件的作案特点，作案手法，作案人有什么共同点，他们有没有背后的支持者，是什么人。有时听完审案，就到县委干部的办公室坐坐，临近结束的几天，马葳让他从县城取回四百元钱，他把钱放在兜里就和县上的一个书记谈起工作，已近半夜他才说：“我该走了。”

“让人送送你吧！”

“不用，这一路我常走。”

推着车出了县委，拐上往东南的路，仅二三里有一道陡坡，叫瓜洲坡，坡下有个村子。出了韦曲一路无人，快到坡底，突然冒出一个人，先没在意，在平路上他骑得快，那人骑得也快，上坡陡，他慢下来，那人也慢下来，和他保持不远不近。四周漆黑，回头几次，看不清那人年龄。瓜洲坡，解放前就是盗匪出没的地方，一直到现在还常发生类似事件。他立刻警觉，不容多想，必须即刻采取措施！刹那间他突然掉转车头，冲下坡底的村子，进了他认识的一户人家。过了一会儿，这家的男主人和他一起出来，把他一直送到坡上，那人已经不见了。

冬里的原野，无月的夜晚，说话声异常清晰：“今晚把你麻烦了，快回去睡觉吧，现在不要紧了。”那人看看空旷的四周，没有一个人：“我再送你一段。”“不要紧了，你回！你回！”柳青骑上车消失在土路上，骑了十几里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今晚我差点就撂在瓜洲坡了。”妻子不知什么意思，没多问，他也没多说。过了许久，闲聊时他才说起这事的细节，嘱咐她外出要细心，遇事要有急智。妻子为他抹了一把迟出的冷汗，埋怨他：“你总是说起没完，太晚了，就不要回来了。”他笑着说：“他那天要是把我暗算了，也没白辛苦，至少能得四百块。”

六

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发展速度出人意料，1955年、1956年风调雨顺，收成好得让人心花怒放。可是，在创作上，却是他最艰难的日子。

这一次的创作，在艺术技巧上，他下了拼死的决心，不仅要超越前两部，还要登上一个新的高峰。

第二稿完成，远未达到他要求的由旧手法向新手法的转变。正准备开始第三稿，处境却变得越来越窘迫。

几年没拿出作品，有人对他逐渐露出了鄙夷的目光：

“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

“体验生活也有个限度吧，还能长期住着不出来！”

“那个庙是他的安乐窝，住着享清福哩！”

以后，中宫寺，有人叫它“世外桃源”，有人说他革命意志衰退，有人说他怕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有人说：“他还能写出作品来？”

说这些话的绝不是等闲之辈，在全国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点名批评他在皇甫村定居和大规模的写作计划，并且预言他将失败。

当有人把这些话转达给柳青时，柳青是铁了心要继续走下去的，深思熟虑的奋斗目标，他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他平静地对传话人说：“我准备失败！如果都能成功，都不失败，怎么可能？我失败的教训，就是我给后来者的贡献。”

这种舆论日渐扩散，连村子里不识字的农民也有了议论：“这老汉在这儿休养哩！”

省上主要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有作品就拿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待下去了：“要跟上形势，看来×××的道路是正确的，跟上铁路跑，写些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文章。”

柳青说：“每个人对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理解，看法也许不同，所以道路也不尽相同。我的道路是我根据我对艺术的看法确定的，无论成功或失败，这条路我就是要坚持走下去，我用我的失败说明这条路走不通，也是我对文学的贡献。”

两个人谈僵了。

分手的时候，领导极不高兴。

从此，他的“官运”来了，省上领导让他到城里当驻会作家，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坡下的汽车响的次数越来越多，不断接他到城里开会，和创作不相干的会接连不断，有一次进了会场，发现竟然在讨论一个同志的困难补助。

一度，省委要求他到宣传部做领导工作，他坚决拒绝，明确表态要搞创作，而领导常把某些行政事务和接见文艺团体的事情交给他。

好不容易进入写作状态，又打断了。为了完成创作计划，他只有一个办法：忍！回到中宫寺写！

又一年春节，董学源和夫人来到皇甫村，一年一度的团聚，孩子们高兴地院里院外、坡上坡下玩耍，他却没有多少节日的欢乐，心里很苦。面对无话不说的朋友，久久沉默，他不想对朋友诉说自己的苦恼。是董学源先提起：“省委×××让我传话给你，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了，可以学学鲁迅写点杂文，也可以像其他作家一样，到处跑跑，收集些资料，写点小东西。”

柳青听着没说话，写不出作品来，说什么也没用，写出作品来，什么也不用说了。

他的创作计划本来就是长途跋涉，不会立竿见影，自己也不是急功近利的人。

这一次的写作自认为起点高了，但远未达到已定的目标，面前虽然有一条难以超越的沟，但半途而废就从没想过。

不久前，他听说，从城里洗澡回常宁宫的几个高级干部，边走边议论，指着中宫寺说：“这就不是方向，这种生活方式……不正确。”

柳青想：“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作家正确的生活方式？有严格的模式吗？”

“社会生活千差万别，文学作品多姿多彩，难道是大家都走一条路的结果？”

“我只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创作要求、家庭情况确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行得通行不通，还要看结果。”

灰暗的日子不仅有恶风，还有暴雨。

平静的小院也因此不平静了。

妻子听了这些风言风语心生波澜，她也怀疑丈夫，还能几年“怀胎”，总不“分娩”？

下乡以后，和马葳一起来支援西北的朋友常来探望，大家都知道她和一个著名作家结合，有好奇的，也有关心的。他们谈论着城市生活的种种变化和同志们的近况，谁当了记者，谁做了编辑，还有谁成了领导。想想自己，一天到晚走的是乡村土路，进的是草棚农舍，抓春耕，搞秋收，参加碾湾建立初级社有解决不完的社内社外矛盾和繁杂事务，这也能有大的作为？她想回城市，倒不是受不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实在是觉得：“你的事业没有希望，还要把我也赔进去。我到城里工作，也能当编辑，做记者，也能写出自己的文章。”

她开始不安了，有时成夜难眠，翻来覆去地想着：“我要和他谈谈我的工作。”

想到独自离开，几个孩子怎么办？柳青的生活谁来照顾？她不放心，总要安排好家里才能走吧？

日常家务有请来的一个本村妇女做，因为比他们夫妻大几岁，两人都叫她二姐。孩子她想交给二姐。担心的主要还是柳青，他到村里去，来回没钟点，开起会不论时间，写起东西不分昼夜，过得颠三倒四。有这样那样的担忧，只好抑制自己的愿望，放下纷乱的思路。

但是，当她提着刚买的洋芋，走进挂着蜘蛛网的乡政府小院，坐在办公桌前，看着从小窗格透进的一束光线照着泥脚地和墙角的老鼠洞，她又心烦意乱了，自己是城市生，城市长，主动放弃城市工作来到这里，如果……如果走另外一条人生的路，生命不是更有意义吗？

不管心里怎样翻腾，她还是认真处理手头工作，也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懈怠和消极。但当回到家里照顾孩子，安排家务，琐事缠身，就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的人生？”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舆论的压力，就像终南山扣在心头。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和柳青谈谈，他不能因为自己的需要把别人的一生毁了。”

一天中午饭后，柳青从饭桌边移到书桌旁，刚翻开报纸，马葳惴惴不安地走进来，决心已定，她坚定而胆怯地开了口：“柳青，我想和你谈谈。”他没抬头，只“嗯”了一声，继续看报。既然第一句出了口，她就要把心里翻腾过多少天的话倾倒出来：“我要到城里或县上去工作……”柳青从平静到惊诧，由惊诧到愤愤然，瞪起两只眼，问道：“你当初不是答应和我一起来的吗？”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情况变了嘛！”

“不是挺好的吗？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要回西安，当记者，做编辑，也要有自己的事业。”

“在农村就不可以干出事业？”

“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我干不了。”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冲突，他必须抑制自己，冷静！

他想妻子是个贤惠随和的女人，只要耐心，总可以说服。几年来，她跟着自己在农村，生活劳碌，工作辛苦，从不报怨。常听群众夸她，农忙季节在场里干活，没嫌过累，和媳妇女子有说有笑，从谁家门前过，老婆婆拉住她的手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回，柳青从地头经过，见人们正在场里运麦捆就说：“我也拿一捆。”两个小伙子笑着抬起一捆最大的，放在他肩上，他笑着说：“我不行，我不行。”小伙子是开玩笑，始终没松手，马葳也在笑，那笑容，单纯甜美，目光关怀温柔。在有矛盾的时候，他更愿意回忆这样的一幕。

他认为马葳的话只是说说，事情并不严重。但事情没那么简单，马葳是下了决心的，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表情很严肃，语气很坚定：“柳青，我再和你谈谈。”接着还是，“我要到西安或县上去工作。”她讲出一些新的理由，也重复过去的话。柳青劝她：在哪里都可以做出成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也很光荣，党的事业就是我们个人的事业。

“我不长三头六臂，不会分身术，一个人看到的总比两个人少，你每天带回来的各种消息、工作中的情况、群众的反映……给我多少帮助，你在，我们是四只眼睛看，四只耳朵听，对我一个要写小说的人有多大意义，你能体会吗？我需要你，我的身体弱，孩子们也需要你，我决心在这里完成自己庞大的写作计划。”

他苦口婆心地劝说，马葳听不进去，脱口而出：

“你还能写出作品来？”

这句话使他顿时失去控制，别人说这类话，他咬着牙，埋头干活，可妻子说这话，实在让他失望，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两个人争执起来。

二姐听不懂他们为什么争吵，过来拉走马葳，劝她：“夫妻有什么不对付，好好商量，甭吵，让人笑话。”二姐一贯说话柔声柔气，一脸和善。马葳哭了，她说：“我要进城工作，这儿不待了。”

“待得好好的，为啥进城？”二姐以为两人一时不和，她才赌气要走。

二姐不认字，马葳的想法没法对二姐说，她趁这个机会问问：“我进了城，娃们给你留下能行不？”

“娃们给我留下我也能照看，可你一走，院子就我一个女人，我还能待吗？”

从此，这个院子里争吵声不断，吵过以后又异常安静，谁也不理谁。柳青工作中间也到大房子来逗逗孩子，和二姐说说笑笑，马葳一进门，他端起茶杯走了。马葳心里委屈，怨愤在心头堆积，人虽同院，心隔千里，她不管他的生活了，也不再过问他的写作。

实在忍不住，一天，马葳又走进柳青房间，站在桌前，一脸愠怒，还是那句话：“我想和你谈谈。”又是要进城，又是吵架。柳青不想多说，站起来走了。

为了减轻家务负担，她提出把自己的一个亲戚从东北接来管家，柳青同意了。亲戚一来，火上浇油，矛盾反而更深。那人对马葳说：“说起你嫁了个老干部，享啥清福了？”有时，在夫妻面前指桑骂槐，院子里不时飘着风凉话，使两人的关系雪上加霜。

柳青心里难受至极时就对当时的区委书记安于密说说苦恼，安于密同情他，理解他，主动找马葳，劝解安慰：

“柳青在这里已经下了几年功夫，他需要有帮手，你处理家务，做些辅助工作，不比进城工作贡献小。”

这时柳青想出一个主意，干脆让她退职回家，两人在一起，让她一边学习文学，同时参与自己的工作，提高知识水平后，她或许会转变。

这一次是柳青对她说：“马葳，我想和你谈谈。”

“他同意我进城了？不，不会的！柳青这人，他拿定主意甭想改变！”她闪过这些念头，等丈夫开口。

“马葳，退职回家吧，和我一道工作，共同完成这个创作计划，我需要你。”和自己的愿望更加相悖，她摇摇头。

“我是干部，也不只是家属，再说我也不喜欢文艺。”她接受不了。

安于密劝她，她还是这句话，不满和委屈袭上心头，涌出的泪水倾倒出两年来的种种不快。

日子照旧，赌气、争辩、谁也不理谁。不管矛盾多么尖锐，但她从来没有表示要甩手而去的决绝。

就在这相当长的阴云笼罩的日子里，长安县的干部与官方、文艺界的舆论不同，这些不懂文学的人们倒是相信，为农业发展倾心尽力的人会写出东西来。经常有人劝马葳：“留下吧！帮助他吧！”终于她不再坚持要走。虽然勉强答应留下，两个人的关系仍不见好转。

一天，安于密来和柳青谈工作，中间问柳青：“你的书啥时候能出来？”马葳也在，脱口又是那句：“他还能写出来？”

“用我的失败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也是我对别人的贡献，人类就是从多次失败中走向成功的。”柳青激愤地说，用力推了马葳一把，马葳一屁股坐在床上，她极感意外，无论怎样争吵，柳青从来没有动过手。受到刺激的马葳反唇相讥：“你就是这么固执！人家怎么说你，你没听见？”

“讥笑、讽刺，没有什么可怕，不正是激励我更加努力，更加刻苦吗？如果被几句难听话压趴下，正好说明我是个没出息的人。”

柳青不认为自己一定失败：“看准的事情不能轻易改变，没有这点韧性，还能完成创作计划？”

在两个人激烈冲突的瞬间，柳青立刻意识到夫妻矛盾不能升级，那会毁掉这个家庭，也毁了自己的事业。马葳也强抑自己的情绪。

老安走后，柳青独自坐在桌边，眼看这样冲突下去“死路一条”，他想到了缓和矛盾的新办法：“忘我地工作，用我的行动感化她。”

一次，柳青生病，拉痢疾，最严重的一天在便盆上坐了四十几次，干脆拿了写字板，放在膝盖上，仍然在想、在写，马葳心软了。

写作的甘苦无法言表，他对第二遍稿不满意，到地头或乡政府安排处理些农业社的事务，暂时抛开了创作苦恼，更多的时间仍然沉浸在这种苦恼中，回到家里，又是走来走去，很少笑容，很少欢乐，默默的思考中，人物逐渐增加，情节越来越复杂。多卷体的长篇小说，要从四部的整体做安排，不能只着眼在第一部。作品结构，艺术技巧都在考验他的才智，也折磨着他的身体。记录这一切的是从年初开始一个接一个长出来的疮。左腿内侧出现了第一个疮，几个月后有鸡蛋大，这个还没好，背部又出来一个痈，脓血不断。疼痛让他卧床一月，但他没有停止写作，写字板就放在枕边。接踵而至的是同一条腿外侧红肿，有的痛，有的痒……长到第九个，他决定暂时停下来，达不到预想的艺术水准，再写下去是白白浪费时间。

这就是他内外交困，咬着牙拼命写作，而一直达不到目的的1956年，也是家庭矛盾最尖锐，心情最抑郁，想尽办法寻找转机，但始终不见光明，他后来说的最“灰”的一年。希望在哪里？他认为只有写作过了关——能成功运用新的手法时才能改变这一切。于是，1957年，他下决心暂时不写了，几乎一年没有动笔，再一次对前人的作品进行研读和对比，比如，高尔基的《母亲》和《福玛·高捷耶夫》，反复比较它们在手法上的不同，孰高孰低。后者高于前者，这是高尔基在艺术上更加成熟的作品。他总结了前者低在哪里，后者高在哪里。从差别中找出自己应努力的方向。

然后研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书既有新的手法，也有旧的手法，这两种手法的区别和优劣是什么？为什么？自己没有达到这种水平的原因在哪里？深入的思考，从年初持续到年底。

此外，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巴尔扎克的几部作品、《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随时在案头、床头和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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