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嵱

他被誉为“秦俑之父”，是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以一种写实主义的风格与千年前的写实主义艺术家对话，从而使他与千年前的工匠以及他们的陶俑作品有了某种相通之处。解密秦俑，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说：“考古工作就是不断探索，不断地从未知中获得新知，寻寻觅觅，永无止期。”

92岁的袁仲一满头白发，细软如雪。

虽然离开秦俑馆很多年，但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他写了一本书，叫《秦兵马俑》。在第一篇章，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写实手法勾勒出了1974年那个春天，撬动这场惊世之掘的一系列偶然因素，数位关键性的“发现者”粉墨登场。那个春天，深埋两千多年的历史谜团，仿佛一团乱麻露出了一个线头，农民打井无意中把它拽了出来。

1974年7月15日，陕西省文物部门组织首批考古工作者进入兵马俑坑考古工地。作为第一代秦俑人，当年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的队长，主持并参与了兵马俑的第一次挖掘。

从那时起，袁仲一就开始了和秦兵马俑的穿越千年的对话，这种对话至今仍在延续。

挖掘现场的记录者

袁仲一被誉为“秦俑之父”，是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年，但袁仲一一直记得五十年前秦兵马俑开始挖掘时的情景：“农民挖井处是一片荒滩和柿子林，地形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呈阶梯状的坡形；东边有条既深又广的大水沟，西边有数条古河道，河道内堆满厚厚的砂石；树林间散布着一座座圆丘形的小坟堆。农民挖井处位于树林的东边，在一棵大柿子树的旁边。”

袁仲一发现，两千两百多年的岁月当中，人类有30多次机会与兵马俑擦肩而过。这是入驻西杨村兵马俑考古工地后，他们田野调查的数据所显现的一个惊叹。

因为陶俑埋在地下只有5米左右深，且规模宏大，所以只要在此动土就很容易见到。根据发掘过程中见到的一些迹象，考古队员们推知自公元前210年到1974年的两千多年间，人们曾30多次见到过兵马俑。在二号坑西端有一东汉时的夫妇合葬墓，墓穴正好挖在4匹陶马及4件武士俑的身上。陶俑、陶马被打碎移置于墓室的东北角，两口木棺放在俑坑底部的砖铺地上。

▲袁仲一（左）和杭德洲（右）在秦兵马俑一号坑早期发掘现场

“两千多年来，人们曾先后多次见到过兵马俑，由于没有认识到它是珍贵的文物，反而认为是不祥之物（西杨村村民回忆时说，过去谁家挖出‘怪物’，会被认为不吉利，所以他们会悄悄将其打碎。）因而每次它都与世人擦肩而过。庆幸历史老人，把帮助兵马俑走出黑暗幽宫、走向世界的殊荣留给了我们这一代人。”袁仲一在《秦兵马俑》一书中写道。

1974年7月17日，考古队员开始对俑坑进行勘探和清理。他们先对暴露出来的遗迹、遗物进行了文字记录、绘图、照相，然后在原来已挖掘部分继续进行清理。他们最初锁定的清理范围是一个16.85×7.85米的试掘方。到了月底，他们清理出了陶俑10多件。可是，除了俑坑东边壁局部露出来，其余三面都看不到坑边。

俑坑到底有多大？他们开始向周围扩大清理范围，考古队员重新确定了24×14米的一个挖掘范围。到10月底，他们清理出陶俑、陶马60多件，还有一些建筑遗迹。如此多的陶俑、陶马出土，考古队员当然心情振奋，欢欣鼓舞。但是，俑坑到底有多大？坑的边缘在哪里呢？心里难免迷惘。

8月8日，意外的惊喜降临！下和村69岁的和万春老人对考古队员闲聊时说，他十三四岁时，父亲在地里挖井，发现一个像人一样的“怪物”贴在井壁上，井里的水很满。过了两三年，井里的水没有了，父亲认为是“怪物”把水喝了，淘井时把“怪物”挖出来打碎了。

考古人员找到了和万春老人父亲挖井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小坟堆和一棵沙果树。经钻探，果然在距地表5米深处发现了陶俑残片。而这里东距考古队正在发掘的试掘方约150米。于是大家扩大范围钻探，最后竟然把试掘方与和万春父亲挖井处连在了一起。

谜团这才揭晓：这是一座大型的俑坑！

1974年11月，考古队迎来了第一支支援队伍。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刘士莪教授带着五位师生来到秦俑考古工地帮忙发掘。经过十个月艰苦细致的考古勘探和试掘，他们才摸清了俑坑的范围及其形制。这是一座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距现地表深4.5-6.5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的大型兵马俑遗址。根据试掘方内已出土陶俑、陶马排列的密度推算，坑内共埋藏有陶俑、陶马近6000件。考古队员将之编号为一号坑，定名为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

▲袁仲一（右）和王玉清（左）在兵马俑一号坑考古现场

一个谜团解开，新的谜团又来了。考古队员们寻思着，古代建筑往往讲究对称布局，那么在秦陵西侧或者别的地方还会不会有兵马俑坑呢？一号坑与秦陵封土东北角相对应，那么在封土东南角会不会有对称的兵马俑坑呢？于是，杭德洲、袁仲一、程学华、王玉清、屈鸿钧等考古队员们兵分两路，在秦始皇陵周围展开了新的勘探工作。

两支小分队的钻探工作极为困难，工作月余一无所获，不免有些灰心丧气。正一筹莫展时，1976年4月21日，传来一个重要的信息：建筑工人徐宝三在配合秦俑馆建设进行地基钻探时，在一号兵马俑坑的东端北侧发现地下的土质较坚硬，疑是夯土。于是，考古队的人员全部集中到那里进行钻探。4月23日，果然又发现了陶俑的残片，大家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早期的考古队员们，在寻找俑坑的过程中，心情起起落落跌宕起伏。袁仲一在回忆的时候也忍俊不禁：“考古队一开始挖出来的都是陶俑碎片，不免有些枯燥，大家都说，什么时候能挖出来一匹马就好了。结果没几天，真的挖出来一匹马。”

1976年5月至1977年8月底，考古队对二号坑进行了局部试掘，先后共开了19个小型试掘方，试掘方内共出土木质战车11乘，拉车的陶马67匹，骑兵的陶质鞍马29匹，骑士俑32件，跪射俑、立射俑等各类武士俑192件，青铜兵器和车马器等共1929件。根据试掘方内陶俑、陶马的排列密度推测，二号坑内共有陶俑、陶马1400余件。

袁仲一发现，与一号坑相比，二号坑面积要小一些，陶俑、陶马埋藏的数量也比一号坑少。但是二号坑内出土有骑兵俑排列的骑兵阵，还有跪射俑和立射俑，数量众多，排成一个正方形的小型军阵，也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而一号兵马俑坑内没有这些。

袁仲一对秦俑的痴迷，记者十年前面对面采访他时，就从他的身上深深地感受到了。他讲述从秦俑身上发现陶文，一脸的惊喜，这些陶文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们从秦砖出土的文字，看到了同样的名字，原来是工匠的名字！“要感谢那个时候的生产责任制‘物勒工名’，给秦俑考古人埋藏下这样的惊喜。”

谜团解开的瞬间，那种穿越千年的对话真实启动了。

原以为一两周就能挖完兵马俑

二号兵马俑坑发现后，考古队一方面进行试掘，另外又抽出人力继续在周围地区钻探，希望能够再找到新的俑坑。

1976年5月11日，这是考古队又一个难忘的日子：在一探孔内发现了五花土（即人工动过的土层）。他们继续往下钻探，待探到5米深时，又发现了陶俑的残片，当时判断这可能又是一座新的俑坑。为摸清俑坑的范围和形制，考古队继续向四周扩大范围，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工作，到同年6月初，就把坑的情况探查清楚了，并将之编为三号兵马俑坑。

三号坑的面积虽小，但内部结构复杂，陶俑的身份亦较特殊：俑与俑呈面对面夹道式排列，像担任警卫任务的卫士。因此，三号坑有可能是统率一、二号兵马俑军队的指挥部。

秦俑发掘之初，大家都以为一两周就能完成，谁也没想到越挖越多。袁仲一提出了十几个研究课题，供考古队研究。“秦俑浩浩荡荡，像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一样，一个陶片就是一篇文章。”袁仲一惊叹道。

谜团一个接一个，越来越多的细节让这支浩浩荡荡的地下军团“复活”。

第一代考古队员几乎凝聚了一生的智慧在揭示秦俑的价值和意义，让历史恢复本来面貌。哪怕一个小小的突破都会让他们兴奋不已。久而久之，他们成为最熟悉、最懂得兵马俑的人。

漫长的考古生涯当中，最初那种单纯的“发现”的快乐，单纯的和秦俑对话的热情，一直在推动着袁仲一他们对秦俑的研究。

通过不断的挖掘和解开谜团，一个血肉丰满的地下军团慢慢呈现。“种种迹象表明，三号坑的结构复杂，警卫森严，当是统率军队的指挥部，名曰军幕。古文献中有关军幕的记载文字简略，对军幕的形状、内部结构和卫兵的部署等诸多情况都模糊不清，可以说三号坑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世人提供了关于古代军幕形象具体的实物例证。”袁仲一写道。

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记录者。陶俑从碎片到拼接、修复，最后完整地呈现出来，都像是救回了一颗遗失在太空的星星。袁仲一发现，一个陶俑，甚至每一块碎片，都透露出很多信息。破碎的陶片自己会说话，它们用一个个谜团引导着一代秦俑考古人不断深入历史，穿透历史去解锁它们穿越千年所携带的基因密码。所以，秦俑考古人成为秦史专家，似乎也是必然的结果。袁仲一说，“考古工作不同于挖宝，为了研究历史，恢复历史的原貌，在发掘过程中要极力搜集各种古文化的信息。有些信息稍不注意即会消失，那将是古文化研究的重大损失。”

揭开地下军团神秘面纱

考古队最初发掘出数量众多的武士俑，他们一个个看上去威武不凡，栩栩如生，而且每个武士俑相貌不同，甚至是千人千面。这些武士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他们包含哪些考古价值和历史信息？

揭开这个地下军团的神秘面纱，袁仲一和秦俑考古队员们几乎用了二十年时间。直到1994年，随着二号坑和三号坑的正式发掘，这支地下军团的完整的排兵布阵才呈现出来。威武之师，渐渐露出真容。

经过二十多年艰苦的挖掘、清理、修复、整理。袁仲一和考古队的专家们终于得以从一个完整的视角审视这支地下军团的排兵布阵。

一号坑的方阵不是行军队形，亦非交战时的战斗队列，而是一个戒备森严、整装待发的队列。“阵不动不用为居阵”，因此一号坑军阵可名之曰居阵。一旦有战斗任务，只要将帅一声令下，这个“圜居方止”的大型军阵就会动起来，所谓“滚如风雷，触之者摧”；军阵一旦展开，又如“弯弧挺刃”，所向披靡。

二号坑军阵的布局呈曲尺形，因此可称之为曲形阵。一个具有前角、后犄的曲形阵，同样也是一个坚如磐石的军阵。四个小阵有机结合组成一个大型军阵，阵中有阵，营中有营；可分可合，分开可以各自单独作战，合起来则浑然成为一体。

三号坑也是一个惊喜。它的布阵是军队的殳仗队。面积虽小，但结构复杂，分为左、中、右三区。根据文献记载，王的先驱部队执殳为之开道，所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诗·卫风·伯兮》）。关于殳仗队的实物资料以往还没有发现过，三号坑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考古的魅力在于，不知道哪一次不经意的“发现”就触动了自己和历史的对话。考古队员们在一号兵马俑坑的南边相距四五十米处，发现大面积的修建俑坑工人的临时住处，一座座类似蒙古包形的窝棚遗址。遗址内存留着灰土及烧土地面，个别的存有残碎陶器片，未见其他像样的遗物，说明其住宿和生活条件十分简陋。这些工人当时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服劳役的徒工，其中包括一部分具有较高技艺的土木工匠及一般的徒工。

▲袁仲一在兵马俑考古现场

1986年4月3日，考古队对一号坑进行第二次正式发掘，新开5个发掘方。此次发掘又新出土木质战车14乘，拉车的陶马56匹，各类武士俑千余件，各类青铜兵器及车马器万余件。

“对这5个发掘方出土的陶俑、陶马，我们没有再做修复，仍按出土的原状进行展示。这一做法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历经沧桑的兵马俑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地下土木结构的宏伟建筑，如今已变成被焚后倒塌的废墟；原来披坚执锐、排列整齐的兵马俑群，如今已变成有的倒卧、有的互相依偎，好像战后的小憩。考古发掘现场所展现的这种多彩多姿、变化万千的场景，像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与深思。”袁仲一回忆道。

考古工作就是不断探索

对袁仲一他们来说，兵马俑遗址像一部厚重的秦文化史书，蕴含着各种各样古文化的信息。

当他们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谜底时，对秦俑身上的英勇之气又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他们在史书中看到一段记述秦军重装步兵“陡跑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的文字，“陡跑”即腾跳踊跃；“科头”是说摘去头盔。这样不怕死、勇于作战的重装步兵，其数量众多，不可胜计。

破解谜团的过程即是袁仲一与秦俑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是一种深沉而细腻的审视。从骑兵的选拔、他们的服饰装束、武器装备，种种细节都能看到这支英勇之师的风貌。

发现的惊喜越来越多，袁仲一想探索的课题也越来越多。他赞叹，立射俑的姿态“可谓是古代持弩射击战术动作的最形象的标本，对研究古代军事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穿越时空致敬伟大的工匠：“秦始皇陵兵马俑塑造了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的兵马俑群，以磅礴之势震惊世界，可谓史无前例。它是雕塑艺术的宝库，东方艺术的明珠。”

秦俑艺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写实的艺术风格，它在整体布局上模拟秦军的编列，约8000件与真人、真马大小相似的陶俑、陶马，一列列、一行行排列有序，部伍严整，像个庞大的地下军团，场面壮观，气势磅礴，令人心灵震撼。在构图思路上，它不是塑造秦军与敌人英勇格斗的场面，也不是一般常见的车马仪仗的出行，而是捕捉了严阵以待、整装待发的情景。7000多个手持实战兵器的武士俑肃然伫立、斗志昂扬；战车的四马已驾，攒蹄欲行；骑兵的战马奋鬣扬尾，跃跃欲战。那十百为群、百千成阵的千军万马，凝聚着摇山撼海之力，是秦人信念、力量和进取精神的体现。

“这种模拟三军的宏大构图，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纪念碑式的宏阔意境。”袁仲一感叹道。

如今兵马俑已享誉世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穿越千年的对话，贯穿了秦俑发现的五十年，也贯穿了袁仲一的一生。他说：“考古工作就是不断探索，不断地从未知中获得新知，寻寻觅觅，永无止期。”

五十年来，除对兵马俑坑进行勘探和发掘外，几代秦俑考古人还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勘探，先后又发现了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石铠甲坑、铜禽坑、百戏俑坑及各种各样的府藏坑等共180余座。另外，还发现各种墓葬500余座，以及大量的宫殿建筑和附属建筑遗址。“整个陵园像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袁仲一说。

几十年后，考古队员张占民提起恩师袁仲一等第一代考古人，那种敬佩之情依然无以言表：“袁先生那一代人真的不容易。他一生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事情。如果不是袁先生他们那一代考古人的兢兢业业和无私奉献，兵马俑早期发掘的这些资料没办法整理出来。”

张占民脑海里关于秦俑早期勘探发掘的记忆，浓缩在了一个具体的画面当中：“那时候，袁先生整天拿着本子在坑里。深夜他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

（本文图片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提供，特此致谢！）

参考资料

[1]袁仲一：《秦兵马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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