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刊记者：徐 敏

一样的经历，一样的病痛，使两位年届六旬的老人遭受着一样的不幸。曾经的青春，曾经的付出，在带给他们无怨无悔的记忆的同时，也让他们的后半辈子陷入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之中。

李宝平只有跪着呼吸，感觉才能好一些。

陕西，宝鸡，蔡家坡，陕棉九厂。

年届六旬的李宝平住在母亲家里，靠人工制氧机维持着艰难的呼吸。

上世纪70年代，李宝平曾是一名支援三线建设的工程兵。2000年，他开始感觉胸闷气短，呼吸困难。2004年，病情加重，原本不足10分钟的上班路，他需要艰难地行走半个多钟头。到2006年，病痛的折磨，已经发展到无法继续上班工作的地步。

经受了近10年尘肺病的煎熬，李宝平浑身上下已经变形，面容枯槁。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他的泪水、鼻涕一直在流，枕边的一条毛巾总是湿漉漉的。

这一幕，像刀刻一样，深深地烙在记者的心里。

历史：三线学兵

李宝平的家，本来在陕棉九厂另一栋楼的四层，身体虚弱的李宝平上下楼极不方便，几年前就和妻子张恩侠搬进了80岁的老母亲这套位于一层的房子里。

昏暗的房间客厅里，支着一张沙发床，李宝平蜷缩着跪在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言语有气无力，断断续续。

李宝平生于1954年，1971年2月底，初中尚未毕业的李宝平响应党的号召，随60多名陕棉九厂子弟，汇入了支援三线建设的滚滚洪流，陕西全省近3万名学生兵奔赴襄渝铁路等建设工地。

“我当时年龄偏小，但我在学校时就一直是积极分子。我所在的原5847部队14连推举我为二排六班的班长，并代表14连上台表决心。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斗志昂扬，誓要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病榻上的李宝平回忆当年，仍旧意气风发，泪眼中透出无怨无悔的神情。

“长达两年的隧道施工，磨炼了我们每个学兵的意志。在水源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我们就打‘干眼’（打干风枪），撑子面内烟尘飞扬。”李宝平一字一顿地对记者描述着，“那时根本想不到这样作业会得尘肺病，当时也没有尘肺病这一说，组与组之间展开竞赛，看谁施工进度快。隧道里的通风设备时好时坏，闷热难耐，连气都喘不过来，谁还会戴口罩作业啊？”

李宝平记得，施工的隧道内空气污浊，学兵们常常穿着短裤光着膀子打风枪。等到一轮作业结束走出隧道，每个人除了两只忽闪忽闪的眼睛和一口白灿灿的牙齿，满脸满身都是灰黑色。

“说实在的，那形象很男人很男人，我们以那为傲，那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李宝平苦笑着说。

一直喜欢文学的李宝平，虽然说起话来颇显吃力，但用词造句却掷地有声，抓人心智。

作为放炮手，李宝平随时都和风枪手待在一起，也算半个监护。风枪手打完石洞后，炮手上去填放炸药和雷管，待爆破后再共同排除哑炮，清理危石，检查撑子面完全处于安全状态后，后续的其他施工人员才能进入施工现场去出渣、拉运。

随着隧道深度的延长，发电机故障频发，通风设备运行停滞几乎成为常态。阴暗潮湿的隧道内粉尘浓度十分密集，施工导致学兵牺牲、负伤、被岩石砸断手臂、脚趾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在三线建设两年多的时间里，生活环境的艰苦，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未进入隧道前，我们每人一个月主食标准是45斤，隧道施工开始后，升到了60斤，即便这样，我们总还是觉得吃不饱。”李宝平跪着侧脸望着窗外，追忆着40年前的那段艰难岁月。

“那时的副食主要以压缩菜、咸菜为主，新鲜蔬菜根本见不到。后来连里组织各班到汉江边清理出一小块一小块的平地，种上了蔬菜，通过这种自力更生的方式，再加上后来简易交通公路的逐渐开通，情况才有所好转。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们这些正处于发育阶段的少年兵，身体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得胃肠道疾病的人不在少数。”李宝平说，他当年所在的作业组5个人，已经有3人先后去世，其中两名死于肺病，一名死于直肠癌。

“ 他们都未能活过50岁，而我，也快了……”李宝平叹息道。

1973年7月，三线工程结束，连队战友各奔东西。李宝平被分配到宝鸡蔡家坡粮食局，由于工作积极，年年被评为单位系统的先进个人，还入了党。

1981年年底，李宝平调回陕棉九厂，在厂里做了多年的文案工作，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从工人转为了干部。因工作成绩出色，他曾两次获得“厂长工资晋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