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评论员”三个字，就足以阐释白岩松在央视主持人中的地位。然而，他对他的这份工作性质的描述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尽管如此，他依然坦然地向公众宣布：我要进入到得罪人的时代了！

白岩松给大学生演讲

2012年10月22日，央视《新闻1+1》节目中讨论的话题是“房叔”。从网上有帖子曝光“房叔”有21套房产，到有关部门将其“双规”，并召开新闻发布会，仅仅只有十几天的时间。评论员白岩松也觉得，这事儿“处理的够快”，不过，他更感兴趣的是，网络时代，如何形成一股合力，反腐倡廉。

作为央视评论员，白岩松最大的特色，不仅仅在于发出批评的声音，更在于建设性的言论。这也是新闻频道的直播类新闻评论节目能稳健存活的秘密武器。

对白岩松来说，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在，阵地在”。

1985年，白岩松从家乡内蒙古海拉尔二中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社工作。如果不是崔永元来电话让白岩松去央视新成立的《东方时空》栏目帮忙做策划，如果不是中国广播报社筹办的新报纸《流行音乐世界》尚未诞生就夭折，白岩松会不会坐在央视的主播台上，微皱着眉头侃侃而谈，还真是说不定的事情。

1993年，白岩松带着兼职的想法，在《东方时空》子栏目《东方之子》做策划，结果一不小心，就由幕后走向了前台。两年后，他成了《东方时空》四个总主持人之一。

第一次在《东方之子》当主持，白岩松就尝到了体制约束的滋味。他想穿着休闲装出境主持，最底线也是穿西装，不打领带。结果，他不仅套上一件借来的宽大不合身的西装不说，领带也打得中规中矩。他的“自由设想”被一句“尊重群众”就击溃了。

随后，白岩松主持了一系列的大型直播节目。他参与的央视第一个直播类节目是香港回归。那不仅是中央电视台，也是中国整个传媒领域首次用直播的方式去记录一次历史事件。

为做好那次72小时的直播，节目组提前一个多月就去了深圳。白岩松在深圳那些天，天天睡不着觉，忙碌加上焦虑，从此，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新闻考验的不是业务，而是心理。

1998年，江泽民和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接着，克林顿在北大发表演讲。克林顿在回答记者提问在中国印象最深的事情时，他的答案是中央电视台直播了那两场活动。而这两场活动的直播，白岩松都是主持人。

此后，从“澳门回归祖国”到第27届悉尼奥运会，从莫斯科北京申奥到连宋大陆行，再到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直播、伦敦奥运会，央视直播总能看到白岩松的身影，以至于坊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在电视上看到白岩松，就知道发生大事了。”

悉尼奥运会，央视有史以来第一次派了两个主持人进行全程直播。用白岩松的话说，“我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整天在大家面前晃。”

回国后，白岩松所到之处，迎接他的都是鲜花和掌声，四处请他做讲座。“一个社会对一个人的关注放大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作家刘恒曾与白岩松有这样的对话。

“小白，如日中天，小心太阳落山啊。”

“放心，换个地平线再升起一回呗。”

白岩松选择从观众的视线中消失一年，他的理由是，“工作好几年你就得沉一年，清理思路，停下脚步回过头去看一看。”他选择了告别，告别《东方时空》。

一年不露面的白岩松，孕育出一个新节目——《时空连线》，他原本想做一个子夜时分播出的的有深度的小众化的节目，没想到节目播出后，关注度却很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节目。10个月后，该节目的收视率就进入央视一套前10名。

2003年央视改版，新闻频道成立，白岩松一口气筹备策划了该频道的三个栏目：《新闻1+1》；《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并成为《新闻1+1》的评论员。

“白岩松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同时他也有非常饱满的热情，他思维敏捷，语言流畅，往往是边想边说，但有时是边说边想，总之，我觉得他具备做主持人所需要的很多方面的天赋。”曾经是《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的陈虻这样评价白岩松。

作为白岩松的“职业导师”和“伯乐”的时间则有这样一种说法：“白岩松的语言特点是辞藻丰富华丽，以至于隐晦性更强，这是他涉及敏感性话题的优势。”

不久，三个栏目渐渐成熟时，白岩松将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全推了，专心地当他的评论员和主持人。不过令他骄傲的是，他那个组一下子提拔了十几个人，成才率最高。

做评论员这些年，尽管网络上不是传来白岩松停职、辞职、自杀的留言和传言，但他总是以评论员的身份，准时出现在节目当中。

什么是他的秘密武器？

“批评是为了什么？批评是为了建设。”“当批评是建设的时候，大家会去推动它。”他说。

在2010年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上，作为主持的白岩松，在前半场对免费公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免费后地铁的人流最多时增加了一倍，超出了运输能力，实际上他是在批评当地政府办好事没把细节做好。不仅如此，他还把过去广东各种媒体批评亚运会工程扰民等等批评全部罗列了出来。

但到了下半场，白岩松口锋一转，说广州亚运会筹办的过程当中，天天报纸上有批评，领导正面回应和道歉是中国进步的一部分。

于是，有采访过白岩松的记者总结说：白岩松善于转折。而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是：政策吃得比较透，无论站的姿势，还是高度，都很准。

离开家乡很多年，但白岩松还是每年都要回去看一下，与初中的、高中的同学聊聊天、吹吹牛。

“你不能跟同学直接去聊经济危机，不能去聊救市，不能去聊医改究竟该怎么着，但是你可以去聊往事，你就觉得聊往事才是最幸福的时刻。”白岩松说。但是，一走进演播室，一坐在话筒前，白岩松却必须去说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儿。

“记得当初有人说，当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有思想，我说思想就是真理，就几个，我们不会天天去说那种思想，思想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敏锐、勇气和方向感是重要的”这是 白岩松对当评论员所具有的素质的评判。

白岩松说他从不抱怨，他想的是如何当好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批评者。“我觉得中国的新闻人是世界上最痛苦又最幸福的。痛苦在于可能有很多的约束，但幸福在于我们立即就可以把所有没有做好的理由都推到体制身上。”

但是，建设性批评是必要的，“即使你做的很多东西很尖锐，可能让人听着也不舒服，但是因为有建设性，大家也都能够接受。”在他看来，瓮安事件那期节目就具有建设性和突破性，突破的地方在于“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这些说法遭到弃用。

处于舆论漩涡中的白岩松，也常常被人批评。

“你干的事再漂亮，也别指望人家太多的喝彩，因为这是正常的，因为你在央视；而你哪一点干得不好或者出了漏洞，就必须接受人们的冷嘲热讽，因为你在央视。”白岩松把这都想透了，因此也就释然了。

而立之年，白岩松写了《痛，并快乐着》，那时他强调的依然是快乐，痛是付出的代价。不惑之年，他又写了《你幸福了吗？》，一个问号，写尽了所有的不确定。

不过，有一点白岩松是确定的：“我要进入到得罪人的时代了，一个做新闻主持人，一个做评论员，如果被所有人喜欢，那是一种悲哀。”

听上去，甚为悲壮。（文/本刊记者 秦 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