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军官把伤兵集中起来问他们，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你走不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后来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

“但存疑的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分析，即使在当时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很少会发生1500人主动要求‘引火自焚’的事情。”戈叔亚分析，“这些人，很有可能是‘被自焚’！”

莫的村村长乌普江和寺庙主持乌亚麻接受记者采访

77岁的乌亚麻是莫的村寺庙的主持，也是这个村子年龄最长的人。莫的村位于缅甸实皆省英多县曼西镇以北，汽车到了这里，便没了路可走。

乌亚麻第一次见到汽车是在1942年的5月，那时雨季刚刚到来，“一下子来了很多汽车，有大卡车，也有小吉普车，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军人，他们看起来很狼狈，也有很多伤兵。”

乌亚麻所说的中国军人，来自于入缅作战的第五军军部及新22师等。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开始后撤，曼西成为中转站，第五军军部及新22师意图从这里往北经莫的村，然后翻越野人山回国。孙立人率领的新38师则由此向西，与史迪威、罗卓英等人经霍马林到印度。

时任第五军新22师第65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的邱中岳在由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制、1999年6月出版的《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一书中提到，“（1942年5月）14日黄昏时分，第五军司令部与第65团主力到达莫的村宿营，军直属部队及各部队伤患1500余人进驻莫的村东南边的村子里。”

乌亚麻看到过有伤兵死去，但他所不知道的是，有更多的伤兵，却在一天凌晨“引火自焚”。这段悲壮的历史，未被当地村民发现，在台湾和大陆官方的记载中亦未出现。

沿河有一两英里长，都是被扔掉的汽车

“部队撤到莫的村之前，曼西政府的人就到我们村，要求老百姓帮助修路，以便部队撤退。”乌亚麻告诉记者，“但当时修的路只有6英尺宽，车根本过不去，英军把村长抓去要枪毙，后来村长求情，说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可以给军官当老婆，才逃过一命。”

乌亚麻说，中国兵到莫的村那年，他还很小，但他清楚地记得“人很多，陆陆续续走了很多天”，他还看到中国兵在村子里捣谷子，然后每人背一袋大米离开。

邱中岳在回忆文章中提及部队准备干粮的场景，“15日，第五军分别在莫的林开设补给站，遵照杜军长指示，将运输来的粮食、罐头、药品、被服和轻兵器弹药，尽量分发各部队携带，余粮一律交新22师。”

从曼西往北，沿途多个村子里年长的人，都亲眼看到过中国兵撤退时的情景。南进村年龄最长的村民乌巴莫说，那时他只有3岁，父母后来告诉他，当年是英国兵先到，英国兵让村子里的人赶快离开，说后面来的日本兵会拉你们去做夫，“父母带着我躲进了旁边的山上，从山上看下去，到处都是当兵的，后来来了很多中国兵，还有女的，中国兵到莫的村之后，就把汽车扔掉了，沿河有一两英里长，都是被扔掉的汽车。最后到的是日本兵，日本兵到了后，把能开走的汽车都开走了。”

“中国兵很慌乱，但没有干扰当地老百姓，就是会拉我们的大人去做夫，不过会给钱，后来这些当夫的都被放了回来。”乌巴莫回忆说，“日本兵到了后，用枪杀了我们很多牛，然后吃掉。日本人应该赔偿我们。”

乌巴莫和父母在山上住了两年多，“天上经常有飞机，见到人就轰炸。”

莫的村村长乌普江已经75岁了，知道有许多中国兵死在这里，“很明显能看出来，中国兵衣服不整齐，我还问家人这些兵干什么，父亲说是逃跑。后来追来很多日本兵，穿戴就非常整齐。”

原始森林里发现许多锈迹斑斑的铁皮

有一天晚上，躲在山上的乌巴莫一家听到村子里连续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家里人都哭了起来，以为是中国兵炸掉了我们的房子，第二天有人偷偷下山去看，才发现中国兵是烧毁了他们的汽车，不是房子。”

邱中岳称，当时部队从莫的村步行撤退前，拆掉了汽车的内胎，取走火炮的瞄准具，还把剩余炮弹、不必要的公文、多余的装备等都集中到一起，四周堆上柴草。

时任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的邹德安在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烧毁汽车一事，“没有路了，只好把车辆和大炮烧毁，我从曼德勒带来的两支‘詹姆斯兄弟牌’猎枪和在路上捡到的一辆美国小吉普车也烧了。记得当时有一名点火的小兵差点把自己烧死，火‘砰’地一点燃，把这名小兵困在了里面，旁边的人赶快把他救出来。最让人心疼的，是杜军长最新款的林肯轿车也被烧了，当时火把汽车线路烧短路了，喇叭突然‘滴滴答’地叫起来……”

时任第五军政治部干事的李明华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自从1942年5月初，在缅北一个不知名的大村落中，全体官兵奉军部命令毁掉全部重武器、装备、车辆，开始徒步进入布满原始森林的山区，从此补给中断，全凭个人自行谋生。

52岁的莫的村村民色敖说，他小的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到被丢掉的汽车、大炮上玩，直到十几年前，这些东西都还在，再后来，有人拆掉汽车零部件拿去卖，一些卖不掉的，则被村民拿去炼铁，一些好的钢材，被打制成各种刀具，“现在附近开金矿的人越来越多，好多汽车、大炮的零部件都被他们拿去炼制工具了。”

从曼西北上到莫的村，记者在沿途多个村子的老百姓家里，均发现了当年遗留下来的一些汽车零部件，在南进村的池塘里。村民还说，有一部大卡车至今还淹没在池塘的烂泥里。莫的村有20多户人家，几乎每户人家用来喂猪的器皿，竟然是美国十轮大卡车的轮毂。在一户人家，还发现了一个炮弹的弹头。

缅甸曼德勒的华侨王玉顺曾开过大卡车，他告诉记者，那时他经常到英多县购买旧的汽车零部件，“大多是十轮大卡和道奇车的零部件，还有修理好能开的维利斯越野车。”

维利斯越野车1940年由美国威利斯汽车公司研制，车速快，主要用来输送步兵营装备的轻武器，且可作通讯、侦察和指挥车。十轮大卡、道奇车和维利斯越野车，都是二战时美国援助中国的主要车型。在缅甸曼德勒、密支那等大城市的街道上，至今还能看到这些车辆的踪影。

在莫的村村民的带领下，记者经过两天的寻访，在附近幽暗寂静的原始森林里，发现了许多锈迹斑斑的铁皮，被掩没在厚厚的枯叶之下，已与泥土一色。

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

在许多老兵的回忆中，均提到曼西这个地方，这个被称为“公路尽头”的地方，成为中国远征军败退途中的中转站。

邱中岳在回忆文章中称：曼西，仅有一条南北向长长的街道，打从12日天光时分起，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无所事事地闲步街头。从他们纯洁的神态与天真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懵然不知将要穿越不毛之地，历千山涉万水，也浑然不知将要面对的命运。

在这里，身为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没有听从孙立人向西抵达印度的建议，最终选择了一条让跟随他的万千军民死伤盈野的不归路。根据邱中岳的记载，直至5月15日，蒋介石令驻守昆明的空军司令王叔铭，与杜聿明恢复无线电通讯后，告知可前往印度，但这份电报迟迟于一周后的5月23日才被杜聿明收到，“这时第5军已深深陷进了明京山脉的茫茫林海和崇山峻岭之中，既同外界联络中断，一切生活来源也彻底断绝，全军身处绝境之中。”

而在此时，另一份来自断后部队的电报让杜聿明更感悲怆。邱中岳在文章中记载：原先留在莫的村，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1500余中华儿女，咸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的决心，慨然于5月21日凌晨1时引火自焚，含恨而终！

邱中岳称，傍晚，杜军长警闻此讯，不禁恻怆动怀难以自己，踉跄步出帐外，面对西南莫的村方向，俯首肃立、默哀致敬，而后仰视苍穹，朗朗而誓：“光庭（杜聿明字），只要一息尚存，誓灭日寇，报此仇雪此恨，以慰诸烈士在天之灵！”

关于留置莫的村的1500余名伤病员，邱中岳的文章中有一段记载：第五军工兵团以一个营，在当地民众的协助下，利用佛塔东侧空地，用砍伐来的竹木和从汽车车拆下的篷布搭盖简陋的兵舍，野战医院则以佛塔附近的五、六间只有顶盖的草棚子为医疗站，收容了各部队重伤患1500余人。

伤兵讲，留一点汽油给我们

个别幸存老兵也提到1500名伤病员自焚一事。

目前身在安徽合肥的原第五军新22师卫生兵刘桂英向记者回忆说，她是随后续部队抵达莫的村的，“在村子外面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搭着几个棚子，看到有工兵在掩埋被焚烧后尸骨。尸骨不是集中埋葬，大的坑会多一些，小的少点，都是好多人在一起。”

刘桂英曾听说了关于伤病员自焚的一些细节，“有军官把伤兵集中起来问他们，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你走不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后来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

“看到那么多伤兵自焚而死，我们爬在地上哭起来。”刘桂英说，“是哭他们，也是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出国打仗，怎么能败成这样子！”

已故的第96师士兵董祠兴在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的部队是断后，等到莫的村时，伤病员已经被烧死了，现场还留下很多痕迹，能看出来，伤病员不是集中到一个地方烧死的，而是被分为好几块，在烧毁的汽车上也有遗骨，“伤病员应该不是直接被烧死的，而是自己先开枪自杀，死了后战友再用汽油将其焚烧。”

现居湖南洞口县的原新22师66团一营重机枪连联络兵黄瑞祥说，他还亲眼看到另外一种处理重伤员的办法：装在卡车上连不能带走的装备一起沉到江里，“好多伤员不知道，以为坐着车要回国了，有些轻伤员还抢着上了车。”

提到这段经历，黄瑞祥至今心有余悸，那时他也是一名伤兵，在一次突围过程中，部队遭到日军伏击，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下颌骨，又从右肩部穿过。枪伤留在右肩后侧的凹陷痕迹，至今赫然在目。

远征军老兵杨伯方在抗战结束后流落于缅甸同古，他在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谈到过撤退途中部队处理伤兵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伤兵腿断了，大家抬着他走了很长时间，后来要翻一座山，实在没办法了，一位军官下令，给他一枪，因为留着他，也是死。”

是“自焚”，还是“被自焚”？

在莫的村，记者进行了3天的寻访，访问了当地十多位年长的村民，均知道中国部队在此烧毁了许多的汽车，但对1500余名伤病员“自焚”一事，并不知晓。

对这一事件留下惟一文字记载的邱中岳，已在台湾去世多年。他在文章中称，当时收容伤病员的野战医院，位于“佛塔东侧空地”。记者在莫的村找到一座早已失修的佛塔，旁边长满树木，但没有发现任何当年的痕迹。

在莫的村的一条河边，我们发现了多个疑似坟墓的小土包，选择其中两个深挖两米，亦没有任何发现。

随同记者采访的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分析，提到这件事情的有台湾的邱中岳，也有大陆的刘桂英等幸存老兵，互相都有印证。邱中岳后来在台湾还参加了“国防部”《滇印缅战史》的编撰工作，而且他个人的记述这段历史的著作《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又由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制，非常权威，所以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

“在到达莫的村之前，第五军隶属三个师打了很多仗，重伤病员达到1500人是完全可能的。”戈叔亚分析，“但存疑的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分析，即使在当时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很少会发生1500人主动要求‘引火自焚’的事情，自焚是极端痛苦的事情，尽管他们有汽油。”

戈叔亚说，如果说这些人是用枪自杀后再被烧掉，也是有疑点的，好多重伤员，那还有力气拿起枪，“这些人，很有可能是‘被自焚’！”

“如果是‘被自焚’，肯定是需要上级军官下令的，那又是谁的命令？邱中岳写的文章里，提到杜聿明‘警闻此讯，不禁恻怆动怀难以自己’，显示出他是事后才知道的，是他真的不知道，还是有人故意为他开脱？”戈叔亚说。

上世纪80年代，杜聿明曾写过两万多字的回忆文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仅一句话提到部队途经曼西，对烧毁汽车和1500余名伤病员“自焚”只字未提。

有关1500余名伤病员“集体自焚”留下的文字记载，也仅在邱中岳个人著作中有百余字的描述。真相如何，或许永远成谜。

而更令人愧疚的是，莫的村村长乌普江告诉记者，“你们是在战争结束后，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中国人。” （文/图 孙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