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丁 蓉

他用5年的时间，为自己和同样患上尘肺病的工友维权。

2013年1月初，他因感冒引发并发症，在打工的异乡面临生命危险。一场声势浩大的微博接力行动，使他得到及时的救治。经过这件事情，他下定决心要把自己幸运“赚”得的余生，用来帮助更多的尘肺病兄弟。

从命悬一线的尘肺病人到一名志愿者，他的人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

2013年6月，贵州省思南县连降大雨，42岁的孙凡军得了感冒，胸闷，咳嗽，在村卫生所一连输液好几天。

6月16日，他要送家乡的8名尘肺兄弟去贵阳肺科医院洗肺，顺便给自己做一个检查。普通的感冒，对尘肺三期的他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今年2月，“大爱清尘”贵州工作区成立以后，孙凡军成为该组织在思南县的一名志愿者。他学会了微信、微博，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我会用余生去帮助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尘肺农民工兄弟，因为我的命是‘大爱清尘’从死亡路上救回来的，知道尘肺病的痛苦……”他说。

患上尘肺病

2001年至2008年2月，孙凡军曾连续7年时间在思南县香坝乡文家槽煤矿从事挖煤工作，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那些在狭小空间里漫空飞舞的煤尘，通过呼吸道进入了他的肺部。几年后，他染上了尘肺。

孙凡军的家在香坝乡老君山村，那里水资源极度匮乏，耕地较少，当地的村民大多数都去村子周围的煤矿打工。

在文家槽煤矿，孙凡军每天作业的井道宽约1.5米，最高的地方只有1米。他们必须弯下腰来挖煤，有时候手脚着地趴着，“就像耕牛耕地”。这样的姿势，每天要保持8个小时。

煤矿挖煤的方式是先在矿井里放炮，然后矿工们进去挖煤。每次放完炮后，矿井里“黑色的煤尘像很多小虫子在飞”，吸进去的是一股酸涩的炸药味。

2007年，很多井下矿工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出现疲惫、咳嗽、吐黑痰等症状。“当初患这个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尘肺病，老是感冒。”孙凡军说。

这年3月，文家槽煤矿的负责人带他们去思南县合朋医院作过职业健康检查，但未将检查结果告知工人，体检档案也不知下落。“就连现在，这些煤矿都是这个样子。就算查出尘肺，煤矿企业也不会告诉你，就连疾控中心都不告诉你。”

2008年开始，煤矿慢慢地就不给孙凡军安排工作，总是叫他过几天再来上班。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每次去医院，医生都说是肺结核。他吃了几个月肺结核的药，没有效果。后来自己就到思南县人民医院去检查，医生告诉他是尘肺，并提醒他现在有个职业病防治法，老板要赔偿的。

成为一名矿工之前，孙凡军尝试过多种营生。他买过二手小货车跑运输，但不仅没赚到钱，每个月还要贴几百元的维修费。两年后，他把小货车折价转卖他人，从一名货车司机转变为煤矿工人。

得病后，孙凡军彻底离开了煤矿。他不能再做重活儿，每次干活，胸腔就会发出“嚯嚯”的声响，“像跑步跑不动了，还要继续坚持跑一样。”地里的活计几乎是妻子一个人承担，包括犁地。大多数时间里，孙凡军是在家里做饭，喂猪。

5年维权路

尘肺病不能彻底治愈，只能通过洗肺缓解病情，每次洗肺费用约1万元。2008年开始，孙凡军等7名尘肺病患者踏上艰难的索赔之路。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尘肺病应该认定工伤，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他们多次找煤矿，煤矿却一直不予理会。一位煤矿老板在电话里对他们说，“在铜仁范围内，能和我打赢官司的人还没有出世。”

“刚开始维权，有五、六十人响应，最后只有7个人坚持下来。我是为首的一个，李廷贵在维权过程中就去世了，其他几个现在身体也都不怎么好。”

他们花了一年时间，才拿到职业病鉴定结果，但接下来的维权之路，仍然充满坎坷。

“法律程序根本走不通。一是时间太长，光是工伤认定就要半年。二是用工关系比较复杂，曾在多个煤矿间流转，不易认定。”孙凡军说，两年间，他们的足迹遍布当地卫生局、安监局、劳动局等部门，一直得不到赔偿，眼看就要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