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受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6JK1633)资助。

（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8）

【摘 要】佛教艺术对唐代女官造型产生了诸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教艺术在唐代女官服饰的色彩、图案和款式中的体现；佛教艺术在唐代女官妆发造型的表现；佛教艺术对唐代女官审美意识的影响。在唐代宫廷女性造型上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是大唐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

【关键词】佛教艺术；唐代女官；造型

唐代国势强盛，充满自信，在汉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敞开胸怀，大量吸收外族文化，形成了多彩多姿的时代文明，其中包括受到了佛教艺术影响。反映在人的形象造型审美当中，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流行性。这种特征充分地反映在唐代女官群体身上。她们处在政治与权利中心，拥有着高贵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使她们能够接触到唐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先进成果，所以形象造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唐朝社会文化的流行趋势和特点。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首次将后宫女性分为两类身份，即内官和宫官，后世基本沿袭了这一体系，只是对其中一些地方进行了微调整。内官是指皇帝的各种妃嫔妻妾，地位较高，有相应等级名分和职责；宫官是指皇宫中的婢女，地位较低，操持宫内一切活计事务，上到皇子公主的教育，下到床褥整理、廪饩、薪炭之事。到了唐代，女官制度成为一种传统的宫廷制度，且随着封建王朝的高度发展被不断修订成更加精细繁复的体系。这一体系管理下的女性群体，虽然有品级地位、权利之分，但都是皇权下有地位、有代表性的群体，也是唐王朝最能反映女性权利和个性的群体。佛教艺术对唐代女官造型的影响，最直接地反映在唐代女官服饰、妆发造型、审美思想等方面。

一、佛教艺术在唐代的融入

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在释迦牟尼创立之初，作为地区性宗教仅传播于恒河中上游地区。公元3世纪中期，开始向印度境外传播。东汉时期进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在上层社会中传播。在西域诸国动荡纷争中，宗教受到政权变化的影响，甚至处在被扼杀的境遇中，于是僧人便选择沿着丝绸之路到大唐国土寻求生存。唐朝的统治阶级不仅能够审时度势创造出令人称赞的民族交流与融合社会环境，也能够采取非常理性的民族关系政策来确保大唐帝国的团结与稳定，这给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至此，已经向中国中原黄河文化渗透了数百年的佛教，在大唐王朝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心态中，被允许与本土宗教共同发展，进而形成了儒释道鼎立共存的局面。同时，佛教也走出了上层社会的圈子，开始流传于民间，完成了本土化转变。

出于佛教对偶像崇拜的需要，从公元6世纪起，佛教从无偶像崇拜发展变化为有偶像崇拜，这一变化过程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入过程，以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融合。佛教发展的鼎盛期是高武与武周时期，那时佛教深入人心，特别是武周时期佛教净土造像盛极一时。为获取更多民众与僧人的支持，武则天曾多次敕令雕造净土信仰的弥陀和弥勒尊像，使得当时净土造像遍及全国各地。现存的石窟中，如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安西榆林窟等，都存有相当数量的唐窟龛与净土造像，以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凿的窟龛为最多。除了普天之下诸州大肆兴建庙宇造像，多名僧人奉旨译经，还邀请了著名的绘塑高手、著名画家在佛教寺院里留下了旷世杰作，从而将佛教思想普及到上至朝廷命妇下至普通百姓，影响非常深远。

佛教以其庞杂的思想体系和极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植根于大唐沃土，从意识形态开始物化到艺术的感性形式，来传播和表达其佛法教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从留存下来的唐代佛寺菩萨造像、石窟及古墓壁画中看到诸多贵族女官供养人形象，可见佛教艺术对唐代女官造型产生的诸多影响。

二、佛教艺术对唐代女官造型的影响

1、佛教艺术在服饰色彩方面的体现

佛教艺术对人物造型的影响表现在色彩方面，是通过不同的化妆、服饰来表现。比如中国民间忌讳全身穿着白色服饰，白色被视为凶色，视为慎用的服色。白色服饰被称为素服，古人穿着白色的麻布衫为亡人送终。但在唐朝，因为礼佛，佛尊常携白莲、骑白象，[1]白色在唐代被举子穿着，进士及第的士人，被尊称“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官吏平时宴客时，喜着白色袍子，如唐代《游骑图》中休闲游骑的人物中穿着白色袍子。唐代女性服饰用色应随其夫或其子，《旧唐书·舆服志》记载相关规定：“妇人宴服，准令各依夫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因此，唐代男女服饰中白色成为唐代服饰常用一列色彩，女性披帛是一条白色长带，轻盈曼妙。

黄色以其高明度给人来带阳光普照般的生命感染力，纯净而亮丽，为佛教所推崇，认为有驱逐邪恶的力量，因此成为佛教中神圣而普遍的代表色。寺庙建筑常用黄色，圣物袈裟用黄色以使佛尊“身紫金色”，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此色在封建王朝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成为皇家的专用色。唐高祖武德初年开始禁止民间使用各种黄色，醒目地树立起皇室至高无上的威严和唯我独尊的个性。

可以看出，在唐代较开放包容的风气中，宫官服饰虽然多为暗色或浅淡颜色，但也有鲜艳色。内官多见窄袖上襦，肩搭白色披帛，着描金花红色衣裙。从初唐的间色襦裙到盛唐以后浓艳红裙的流行，都表达出唐代宫廷女性对色彩大胆的追求。这既反映出盛世发展之繁华，又彰显出佛教艺术生命力。从中国西北地区出土大量丝织品文物中可以看出，唐代女子的流行服色相当丰富。仅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就呈现出二十多种颜色，其中红色系有水红、猩红、绛红、降紫等；绿色系有胡绿、豆绿、墨绿、果绿等；黄色系有鹅黄、菊黄、杏黄、土黄、金黄等；蓝色系有翠蓝、宝蓝、湖蓝；青色有天青、蛋青、藏青等。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的古墓中发现了丰富的服饰色彩，其中发现的红色锦条即以果绿、墨绿、黄、棕、白等颜色丝线织成花纹，以白色珠扣黄色晕绸饰于其中。新疆出土的初唐至开元间的女裙实物，裙色多种颜色，还有各种彩绘、印花装饰。这些与佛教艺术影响有一定联系，佛教有情众生，崇尚生命形式的自然与美好。大量佛教艺术形式中呈现的药叉、动植物等都是色彩丰富，美艳生动，这给唐代的服饰提供了丰富的色彩去选择。

2、佛教艺术在服饰图案中的显现

服装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深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与渗透。唐代中原服饰开始具有浓郁的异域色彩，传统服饰形制也日趋呈现宗教化元素。唐代是染织工艺发展迅速的时代，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艺术，使其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西亚艺术与罗马艺术的图案中有许多动植物形象，这些动植物图案为唐代女官服饰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素材。同时，随着佛教的兴盛及多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唐朝丝绸图案的流行变化非常快，佛像中带有美好寓意的图案在日常印染织绣中使用日益增多。织锦大多色彩繁丽，花纹精美，总体特征呈现自由、清新、大方和宗教神秘化。这些逐渐演化为讲究新颖富丽、端庄华贵的唐风式样，成为女官服饰刺绣的重要内容，使唐代女官服饰呈现出图案风格多样的特点。[2]

3、佛教艺术在服饰款式中的显现

唐代女官服饰最大的亮点是呈现出开放性，强调女性服饰的性感特质。这些服饰不仅吸收了少数民族服饰特点，而且也体现出中原文化与佛教艺术的交流融汇。犍陀罗艺术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是印度艺术与古代希腊艺术结合的产物。犍陀罗佛像艺术中，菩萨造像半身袒露，佩戴耳饰、璎珞、手镯等饰物，肩披披帛的形象通过佛寺、石窟建设，向广大信徒传播其造型美感，进而被世俗所膜拜和接受。

唐时期佛像，通常表现为裸露上身、乳房隆凸，姿态呈现“S”形曲线条。这种曲线条与袒露化的特点在唐代女性服装中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唐代社会发达进步、思想观念逐步开放的结果，从中也能看到佛教艺术的影响。

陕西省碑林石刻馆馆藏着一尊唐代石雕菩萨像，诠释出当时雕塑家对人体美的理解，从中可窥视到含蓄的人体之美，特别是胸腹部轻披薄纱的性感妩媚形象，用女性的肢体语言展现了朦胧模糊美的形态。[3]在陕西省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可看到身着短衫下着长裙、坦露前胸的侍女形象。在敦煌莫高窟中，彩绘半裸体飞天、半裸体彩塑菩萨非常普遍。开元、天宝年间，襦服袖子逐渐变得飘逸宽大；武周时期，大举兴佛造寺，女性穿着呈现出“粉胸半掩疑晴雪”的特征，女性袒露丰满胸部的程度更是大大地增加，着装风气开放和暴露，装饰逐步走向华丽，体现出唐代女性从容自信、丰满匀称、曲线优美的姿态和审美倾向。

佛教中佛祖的饰物也逐渐普及，分为两种款式：一种是宽短型，另一种是窄长型。宽短型披帛类似披肩、披风，既能起到护体作用，又使女性看起来华贵富丽；窄长型披帛形似飘带，缭绕于女性双臂，起到装饰搭配性作用，增添了女性飘逸、轻盈之美。这种重视美化功能的装饰手法，是受到佛教艺术和波斯审美风格的影响。

三、佛教艺术在唐代女官妆发造型的表现

在唐代的审美思维以及审美接受中，唐代佛教菩萨造像完成了女性化过程，同时佛教造型也反作用于女官妆容。唐代女官妆发造型中发型、眉饰、化妆、贴面、首饰等方面都有来自佛教艺术的元素，这些构成了唐代女官丰富多彩的面部妆容，渗透着佛教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和吉祥寓意。

佛教造像中佛与菩萨的发式是一直流传了数千年的高髻华鬘。根据传说：“佛发多作青色，长一丈二，向右萦旋，作成螺形”。佛祖与菩萨的发式是突出的“肉髻”，往往头顶耸立着高髻，古代印度妇女发髻多为螺旋形。在佛教艺术影响下，常见唐代女官发式之一就是“螺髻”，体现出佛教文化中的吉祥寓意。宫中女性将自己的长发挽扎成类似佛陀顶上螺旋式的高髻，将发髻装扮从“功能美”上升为“寓意美”，其中寄予了她们对佛像的膜拜与虔诚，以及吉祥美好的愿景。[4]

唐代佛像的眉毛如兰叶般下弯，眼球藏而含情，嘴角和上唇上翘，下领圆润丰满，五官和表情都反映出雍容华贵的唐代女性脸部特征。唐代宫廷女性在化妆技法中体现了这种对佛像面相的追求。唐初期的敦煌372窟中的菩萨造像，及一些唐墓道壁画中仕女，她们眉眼腮红表现出的化妆方法运用了古代印度绘画技法。即用凹凸法（立体晕染法）来模仿佛像面部的特征，使脸型呈椭圆形，眼睛深凹，高鼻梁，突出面部的生动感和立体感。唐《宫乐图》中的女子将额头和鼻梁、鼻尖、下颌处染以白粉，眉下画一道白线，突出眉毛，脸颊染满浅赭，但两边鼻翼和眼皮、眉弓下染得稍深，很像今天的鼻影、眼影。唐代张萱《捣练图》里女子的檀晕妆，额、鼻梁、下颌涂白粉，其他部位都染淡红，这种画法称为“三白法”，就是体现进行高光提亮的晕染法。

关于唐代女性贴面的装饰，颇具传奇色彩。[5]贴面的来源众说纷纭，但其面饰图样形状则有来自佛教寓意性的样式。唐代女官妆容在额头或面颊上涂圆点或画出花瓣、弯月形或方胜钱孔形等花样，施用朱、丹青或鸦黄色，长期以来这种象征性寓意和带有功利性的装饰，逐步融于女官妆发造型。

四、佛教艺术对唐代女官审美意识的影响

谏议大夫王焘撰《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贤妃王氏（芳媚）墓志铭》载：“（贤妃）摄心谛观，归于愿力”。一撰《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李孟姜）墓志铭》载：“公主讳，字孟姜，高祖神尧皇帝之孙、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处贵能约，居荣以素，研几释典，游刃玄门”，因其“太极升遐”，加上生母“韦氏薨”，公主“水浆不入于口”，“好踊过哀，捐瘠逾礼”，故“乃年手写《报恩经》一部，自画佛像一铺。每登忌月，辄断荤辛”。墓志中显示的女性都是皇宫贵族，可以看出唐代佛教信仰人群不乏后宫皇妃、公主、郡主、县君等上层社会的贵族女性。她们对佛教的热情和虔诚来自多方面原因：1、源于天性和现实追求。女性生性感情细腻，在众生平等的精神或现实的补偿功能吸引力影响下痴迷佛教。而且在开放的时代中，宫廷女性有较大的信仰自由。后宫寂寞礼佛参禅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和寄托。2、上层社会的礼佛渊源。唐太宗时中书令萧瑀信奉佛教，对于佛教的义理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在他的影响之下女儿们先后出家做了尼姑。3、唐代女性妇德教育影响。虽然唐朝女性地位和自由度有了大幅提升，但封建社会始终是男权社会，受封建礼教压迫，女性守节观念还是相对浓重，读诵佛经、修身养性是女性成为虔诚信奉者的又一个原因。

唐代女官造型蕴含着唐代信徒对佛陀的仰慕和宗教的艺术精神，这种审美原则体现出“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意境。[6]本文通过壁画、雕塑、卷轴、史料等资料来分析佛教文化对唐代女官造型的影响。不难发现，唐代女官妆饰的发式、面饰、配饰，展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兼容并举，以及女官服饰审美文化的殊途同归。[7]受到佛教影响的唐代服饰审美，以圆融为美，以尚圆、重圆的思想把静穆之美和纤尘无染的精神境界作为极致之美，使得传统服饰的美学把生命境界、人生境界、审美境界都统一在宇宙大生命中。唐代菩萨造型在风格上的演变，直接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发展状况和人们审美观点的改变。在唐代宫廷女性的身形、服饰、配饰中表现出来曲线条圆融美，是大唐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象征着唐代海纳百川、通融八方的时代特质。

【参考文献】

[1]邹婧. 佛教对唐代服饰文化的影响[D].湖南工业大学, 2009.

[2]郑恩姬. 唐代女性服饰研究[D].苏州大学, 2009.

[3]邢珺. 唐代女性服饰性感美的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 2009.

[4]谢晋. 唐代女性发饰造型比较研究[D].西安工程大学, 2012.

[5]刘汉杰. 中国古代的那些女官[J].现代人才, 2014（02）: 58-60.

[6]赵淑玉. 唐代妇女服饰述略[J].潍坊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03）: 69-70.

[7]刘晓云. 唐代女官的特点[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S2）: 29-32.

【作者简介】

张婷(1985- )，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戏剧艺术教育。

李杰(1970- )，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