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文章探索了蒙元时期宁夏府路失去了西夏故地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地位后的变迁。叙述了宁夏行政区划建制省、府、路的更迭；水路陆路交通的发展；社会人口迁徙、河渠的疏浚，农业的恢复；多民族移民的迁入使得蒙元时期的宁夏府路在宗教等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伊斯兰教的传入与来自西域的移民有关。

【关键词】蒙元时期；宁夏府路；交通；城市；文化

公元1227年，蒙古灭亡西夏，西夏故地纳入蒙古统治。蒙古统治者消灭金朝、花剌子模等政权后，中西方丝路交通再次通畅，经由丝路往来使节、商旅络绎不绝。元时期的宁夏府路虽然丧失了作为政权都城的众多优势，但由于交通路线等的改变，宁夏府路在蒙元时期处于一个较特殊的地位。

在蒙古灭夏战争中，蒙古军队的围城屠戮，宁夏平原人口剧减。在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前，由于蒙古对于农业不太重视，宁夏平原地区基本处于一片荒凉中。在蒙古帝国时期，有关西夏故地的记载相对于元代较少，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对西夏故地不太重视的情况。

一、宁夏府路的行政建制

西夏灭亡后，西夏故地被窝阔台汗封给其次子阔端，驻地在西凉府，而非西夏故都中兴府，这至少表明当时宁夏平原破坏程度较河西走廊为高。据史料记载，当时河西走廊有不少城镇降于蒙古，免于被屠城，因此保存了一线生机。

蒙古征服宁夏平原后并未设置较为系统的行政管理体系，直到中统二年（1261年）蒙古设行省于中兴，这样的局面才有所改变。中兴行省设立后，经历三十余年的反复废置，最终演变为甘肃行省，治所也迁移到甘州（今张掖）。行省治所设在中兴可能是出于其长期作为西夏故地政治中心，且是中原、河套通往河西乃至西域交通要道方面的考虑。至于治所最终迁移到甘州，当与忽必烈时期阿里不哥之乱及察合台、窝阔台系叛王对西北的威胁有关。[1]据《元经世大典》记载，从蒙古高原的和林到甘州设有站赤，由甘州越祁连山通往河湟地区的古道依然存在。在忽必烈与西北诸王对峙时期，甘州临近前线且交通便捷，相比宁夏府路，省治设在甘州对于维护元朝西北边防意义更大。

蒙元时期的甘肃行省的建制较为复杂，在元成宗以前经常出现甘肃、西夏中兴两个行省并立的情况，而两个行省合并后省治大多设立在甘州，这表明蒙元时期甘州的地位超越了宁夏、凉州等地。在宁夏府路成为省治的时期，其辖境最少时当包括贺兰山以东、六盘山以北的地域。在蒙元早期存在着分封藩王的情况，但藩王对地方的控制是受到约束的，蒙元时期西夏故地曾存在永昌王（夏季驻今甘肃张掖皇城滩，其常驻地有凉州、永昌等诸处）、安西王（夏季驻今宁夏固原开城，其余大部分时间驻今陕西西安）等藩王，这些藩王对地方行政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

在1294年后，甘肃行省的设置固定下来，但之后也出现过复置行省的情况。据《嘉靖宁夏新志》载，“世祖立宁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又置宁夏路总管府。成宗时并入甘肃行省。元末复置行省”，[2]此次复置行省大概是元末动荡的政治局势所导致的，当时出于加强地方统治的需要设置新行省的事不在少数，至于元末在宁夏设置的行省其名为何已不可考。蒙元时期在银川设置的行省有西夏中兴、宁夏中兴、河西、唐兀（唐古特）、宁夏等名，元末在宁夏设置的行省随着明军攻占宁夏而告终结。

相比甘肃行省的设置，宁夏府路的设置过程更为复杂。蒙古征服后沿用了西夏“中兴府”的名称，后曾设有中兴行省，不久罢废。至元二十二年(1285)设宁夏行中书省，元贞元年(1295)，废省设宁夏府路，隶属甘肃行省，“宁夏”始取代“中兴”的旧名。据《元史·地理志》，宁夏府路辖有灵武县、怀远县、灵州、应理州、鸣沙州，也有学者认为宁夏府路还辖有定州、中兴州及河渠县，共有五州三县，[3]这表明宁夏府路内部政区曾经历过调整。在元代称为某某府路的地方较少，《嘉靖宁夏新志》直接称《元史》中记载的“宁夏府路”为“宁夏路总管府”、“宁夏路”，可能是宁夏府路在蒙元时期有中兴府、宁夏路等建制，名称易混淆之故。

蒙元时期宁夏府路的管辖范围大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其南面抵达马莲河上游及清水河下游地区，东面紧邻毛乌素沙漠，北面到达河套平原。据《经世大典》记载，中兴路辖下有野马泉站，胡小鹏认为野马泉位于古浪野马墩，为应理州通往永昌路中途的一处站赤，可见宁夏府路西部边界可达今甘肃古浪县境内。宁夏府路管辖范围超过了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地区。

二、宁夏府路的交通情况

蒙元时期东西方交通线除了穿越蒙古高原的主要交通线外，还有经过天山南北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三条道路，它们在敦煌、肃州一带与中国内地道路汇合，经甘州通往奉元、大都等地，[4]这些道路成为当时丝路交通的一部分。蒙元时期由甘州经西凉，然后经宁夏府路分三道抵达大都的交通线是当时由甘州与中原往来最主要的道路。据学者研究，包括宁夏府路在内的甘肃行省驿传系统设置大致在1228年。[5]除了传统的陆路驿道外，蒙元时期还开创了由应理州到东胜的水驿线路。元世祖至元二年，郭守敬提出“舟自中兴沿河四昼夜至东胜，可通漕运，及见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的建议。[6]关于蒙元时期的水驿，今人通过《经世大典》《元史》等史料做出了复原，认为黄河水驿的设置是为了缓解由中原供应大都、上都的粮食压力。[7]蒙元时期，从应理（今宁夏中卫）到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的黄河水运十分繁忙，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沿线地区处于统一王朝控制下、西夏故地农业的恢复、西夏故地在元代是防御西北的军事重地，这些是黄河水运受到元政府重视并畅通的影响因素。

宁夏府路是由河西走廊通往关中等地驿路必经地，有着数处沟通黄河两岸的重要渡口，据《元史》所载，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秋，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冬十一月庚申，帝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丙寅，帝渡河击夏师，败之。丁丑，五星聚见于西南。驻跸盐州川。”[8]由此段记载可知，当时至少有应理、灵州两处渡河地。

忽必烈在开平继位后，其幼弟阿里不哥在和林与之对抗，支持阿里不哥的蒙古大将浑都海盘踞关陇，对忽必烈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派遣廉希宪占据关中后，驻军六盘山的浑都海联合四川、陕西支持阿里不哥的叛乱势力围攻京兆（今陕西西安）。廉希宪侦知其计划后一一击破响应浑都海的诸处势力，“浑都海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阿蓝答兒复自和林提兵与之合，分结陇、蜀诸将”。[9]浑都海由六盘山前往甘州的途中曾在宁夏一带大肆掳掠，其主力渡河地大约在灵州一带，然后由宁夏退往凉州。元朝末年，红巾军李喜喜部曾由灵州过黄河攻取宁夏城。明初攻取宁夏城也是由灵州渡河。蒙元时期宁夏府路与关中的往来多由灵州渡河，而由河西走廊通往关中等地则由应理州渡河，不经过宁夏城。

从凉州到灵州的道路史称灵州道，这条道路在唐代由于吐蕃攻占河陇而一度兴盛，成为五代及宋初中原王朝与河西走廊及天山南北交往的重要通道。蒙古灭西夏后，灵州道依然存在，且作为驿路使用。除灵州道外，由宁夏城通往河西走廊还有翻越贺兰山穿过腾格里沙漠的道路，蒙夏战争时蒙古曾由此道袭击中兴。该道大约从凉州出发，经过石羊河下游地区后翻越腾格里沙漠抵达宁夏城，民勤三角城曾发现有元代远行喇嘛僧的尸体及遗物，[10]证明该道有僧侣经过。由于此道沿线多为沙漠，故而往来较为困难，但相对从应理州绕行里程较短，故而多有商旅往来。《马可·波罗行纪》中对于马可波罗离开“申州”（查《马可波罗行纪》多种译本，或说此地无考，或说此地为元代西宁州，按西宁在凉州西南，而《行纪》则说“申州”在凉州东南，未明其地究竟在何处）后由西凉前往宁夏城，且说明由凉州到宁夏需骑行8天。不少学者对《行纪》中记载的地名进行分析，其中分歧颇多（冯承钧认为“额里哈牙”为“宁夏”，哈剌善为“贺兰山”，认为将“额里哈牙”定为灵州是错误的说法。余前帆认为“哈剌善”是银川，非阿拉善盟，梁生智亦持此种观点。）。通过综合各家观点，马可·波罗由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前往“申州”后抵达宁夏，未出现关于黄河的记载，且有似为贺兰山的地名出现，可以推测他走的是横穿腾格里沙漠的道路。

由宁夏城通往大都、上都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沿黄河经东胜直达大都，另一条由灵州渡河再经察罕脑儿通往东胜与前道汇合。马可·波罗、拉班·扫马等旅行家曾往来于东胜与宁夏之间，但具体是哪一条路线已不可考。

由宁夏府路通往关中有两条道路，一条由灵州向南沿泾河支流马莲河抵达奉元，此道即宋代的“环庆大道”；另一条由应理州向南沿清水河经开成后过六盘山抵达奉元，此道即宋代“萧关道”。这两条道路均设有驿站，主要记载于《元经世大典·站赤》中。这两条道路是蒙元时期经略西北及进行军事行动的要道。

蒙元时期宁夏府路的道路建设相对于前代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如马莲河驿道及灵凉驿道的设立、宁夏通往东胜水驿的开辟等均是前代少有的。蒙元时期宁夏府路处于东西方往来的要道上，经过宁夏府路是由元代政治中心大都、上都通往西域最便捷的选择。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使得蒙元时期的宁夏府路在西夏亡国后由割据政权的政治、交通中心向大一统时期沟通东西方的交通中心转变。

三、宁夏府路城市面貌及社会概况

蒙元早期宁夏府路萧索不已，西夏故地的河渠“兵乱以来，废坏淤浅”。[11]作为宁夏平原农业发展的根本保障，水利事业的衰落反映了蒙元统治初期西夏故地的萧条情况。蒙古占领中兴府后实行了毁城屠民的政策，至于宁夏城何时重建已不可考。《嘉靖宁夏新志》对于宁夏城的建设有以下记载：“元兵灭夏，攻废之，已而修设省治。元末寇贼侵扰，人不安居。哈耳把台参政以其难守，弃其西半，修筑东偏，高三丈五尺”。[12]从此段记载可以看出，宁夏城的修筑与其成为行省治所有很大关系，而蒙元时期在宁夏设置的行省更迭频繁，难知其城究竟建于何时。元朝末年，由于社会动荡，宁夏城经历了缩建的历史，其时间当在1357年红巾军李喜喜余部短期攻占宁夏城之后。宁夏府路辖内的应理州、灵州等州县城因史料缺乏难知其况。

关于蒙元时期宁夏府路境内的农业开发及社会环境的恢复有较多记载，如袁裕“中统间为中兴等路劝农使。时徙鄂民万余于宁夏，多流离颠沛。裕与安抚使独吉请给地立屯，官民以安”。[13]除袁裕外，《元史》、《嘉靖宁夏新志》等还记载了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人在宁夏复开河渠的事迹。由于政府对农业发展逐渐重视及地方官员的倡举，宁夏府路境内的社会环境开始好转，为黄河水驿的设置及蒙元统一打下了一定基础。

关于蒙元时期宁夏府路农业发展的记载较少。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宁夏户口繁多，而土田半艺红花，诏令尽种谷麦以补民食。”[14]红花是宁夏特产，至今在中卫等地尚有种植，这段记载表明当时红花的种植已影响到了粮食的生产，使得元廷对此现象加以禁止。除了红花外，蒙元时期宁夏府路还有大黄的种植，蒙古攻打灵州后耶律楚材曾收集城中大黄以备军用，14世纪鄂多利克经过甘肃行省时记载该地生长大黄，而且产量极其丰富，花不上六个银币即可把一头驴子驮满。[15]除了经济作物外，宁夏府路最主要种植的是稻谷、小麦等粮食作物，当时开通的黄河漕运通道即为运转宁夏及周边地区的粮食而设。宁夏府路的牧业也有一定规模，马可·波罗记载宁夏城“其人臣属大汗，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16]今天贺兰山西面的阿拉善地区还有白骆驼的分布，马可·波罗的记载表明当时宁夏府路境内有相当规模的骆驼毡制造产业。宁夏府路境内农牧业的发展使得宁夏府路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成为蒙元西北地区的商业重镇。

蒙元时期西夏故地除了劫后余生的西夏遗民外，还有蒙古贵族、南宋故地的汉人、西域的畏兀儿人等迁入。[17]多民族移民的迁入使得蒙元时期的宁夏府路在宗教等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宁夏府路境内的主要宗教当为佛教，由于蒙元统治者的推行，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境内并存，《嘉靖宁夏新志》有提到将僧人占据土地赐给蒙古人的记载。西夏遗民、蒙古人、汉地移民等是佛教的主要信仰者，道教也有一定的信徒。除佛教和道教外，据马可·波罗所述，宁夏“境内有城堡不少，主要之城名哈剌善。居民是偶像教徒，然有聂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堂三所。”[18]鄂多利克、拉班·扫马等人对宁夏府路的描述中也有关于基督教聂斯托里教派的记载。这表明当时的宁夏府路境内有基督教的存在，其原因除西方传教者影响外，蒙古信仰基督教的上层贵族对基督教的传播也起着推动的作用。[19]蒙元时期伊斯兰教的传入是宁夏府路出现的新变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多，目前的观点多认为伊斯兰教的传入与来自西域的移民有关。

蒙元时期宁夏府路境内的城市面貌及社会发展因不同来源地移民、政府施行的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呈现出新的变化，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建设奠定了明清宁夏城的基础。因西夏首都中兴府在蒙元初期基本废毁，蒙元时期新建的宁夏城可以说在城墙规格、城区范围等方面均非西夏时的情况。

2、延续了汉唐以来宁夏平原的灌溉事业。蒙元初期宁夏平原的水利建设基本废弛，忽必烈继位后，宁夏平原的水利事业得到恢复发展，重新形成了系统的灌溉体系，为明清宁夏平原的农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3、宁夏府路的农业以生产粮食、红花、大黄及驼毛毡为主，对于其经济发展有所促进。

4、多种宗教的共存使宁夏地域文化呈现出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同时为明代宁夏回族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结语

蒙元时期的宁夏府路在行政建制方面的问题较为复杂，由于行省裁并等因素，宁夏府路在地方行政变更频繁。在蒙元时期，宁夏府路完成了由西夏国都向明代军事重镇及地方行政中心的转变。在交通区位方面，蒙元时期的宁夏府路是元代控制西北的交通枢纽，也是丝路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水上运输的繁荣也是前所未有的。宁夏府路交通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多种文化汇集，商业也趋于繁荣，在这方面有超越前代的趋势。总的来说，蒙元时期的宁夏府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完成了由西夏政治中心向统一时期西北重镇的转变，对交通、城市、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均有着承前启后的影响。

【注释】

[1]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中华书局，2011.454.

[2][明]胡汝砺编.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8

[3]吴忠礼.蒙元时期宁夏首次建省.共产党人,2006.18.

[4][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14. 433.

[5]周清澍.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255.

[6][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64，列传第51.中华书局，2013.3846.

[7]吴宏岐.略论元朝的西路漕运.河北学刊,1991.5.

[8][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本纪第1.中华书局，2013.24.

[9][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26.列传第13.中华书局，2013.3088.

[10]吴景山.丝绸之路考察散记.民族出版社，1995.57.

[11][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64，列传第51，中华书局，2013.3846.

[12] [13] [明]胡汝砺编.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9.

[14][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7.本纪17，中华书局，2013.366.

[15][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82.

[16] [18]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56.

[17]薛正昌.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129—131.

[19]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398.

【作者简介】

程军（1992-）男，重庆江津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地理、蒙元史。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