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 要】文章阐释了人情观视野下的医患关系，认为人情主义是基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形成的伦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家庭文化”的延伸，因此，心生怜悯、恻隐之心和顾及面子是国人的正常道德情感。但正是这种传统的社会情感，在当前愈加复杂的医疗实践活动中加剧甚至导致了如医患信任危机、伦理情感化危机和资源分配危机等问题。在经济利益占主导地位、医患关系日渐演变成消费关系的情势下，急需从内涵与元素上去丰富与之关联的传统人情观：人文关怀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意义、患者的价值、患者的权利和需求，患者的人格和尊严的关心和关注，并以公平原则合理引导，以期促进医患双方和谐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人情主义；医患关系；伦理思考

根据卫生部的相关统计数据，近10年来，各地发生的各类医疗纠纷日益增加，并以每年30%的速度持续上升。在这种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呈恶化趋势的背景下，医患关系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交互关系，而是演变成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有鉴于此，许多专家学者从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角度进行剖析和研究，以期为解决日益尖锐的医患矛盾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医患关系作为人与人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毋庸置疑，医患关系也必然会受到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影响。在以血缘宗法为传统文化基础的国度，由此形成的人情主义文化传统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对医患关系也带来了冲击。

一、人情观视野下的医患关系

“家国一体”是我国传统伦理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儒家思想是其理论抽象与伦理关系的运作原理；二者合二为一，使得“人情主义”成为我国特色伦理精神。

从古至今，我国虽历经五千年沧桑的锤炼与洗礼，但其伦理根基与民族道德却代代相承。追根溯源，早在远古新石器时代，我国便开始氏族生活，并确立了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根据血缘以家族为单位建立等级社会，以血缘来维系的氏族制度逐渐发展成政治组织，从而，家的联合组成了“家-国”一体化体制。血缘关系为家的连接提供了基本保障。可以这么说，没有家，就没有中国伦理体系。家是联系整个国家和个人的唯一纽带，是人们生活的归依。所以，家在中国传统理念里永远是摆在首位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庭由来已久。

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曾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理道德观念。[1]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不同学派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称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将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经历发展，逐渐形成以“儒、释、道”三家为主要思想流派的理论系统。而后，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时期，儒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君臣义，即君臣之间要讲信义；父子亲；夫妇顺，即夫妻要和顺。”五常：一般认为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范畴。总而言之，讲的就是君臣之间的礼义之道；父子之间的尊卑之序，手足之间的骨肉至亲；夫妻之间的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朋友之间的诚信之德；这是古人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君爱臣、臣爱民、民爱家。其实，归根结底，都指的是“人情”——君臣之情、父子之情、夫妻之情、朋友之情。在“尚儒”的文化传统下，人情主义内化为我国国民的主观意识，成为炎黄子孙的绝对价值体系。

一般人认为，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或者是礼尚往来，就是俗话说的“人情”，事实上是对人情主义的世俗看法和异化认识。樊浩在剖析传统伦理精神的形态与内在矛盾中讲到：“所谓人情主义，就是以人伦秩序为绝对价值，主张通过主体的德性修养和心意相通的生活情理来维护社会关系和人伦和谐，人情主义是民族伦理精神的传统形态。”[2]人情主义，顾名思义，指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事宜中，优先考虑人情，一种偏向情感化的伦理规则。人情主义伦理形态内化为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和主要实践路径，“家-国”一体化是人情主义盛行的根基。长期生活在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社会中的人，人格的生长和人伦关系的建立，离不开人情观的伦理精神。

由于我国的家国政治伦理特殊性，在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判断与决定有意无意必然受到传统人情观的影响。医务人员生活在人际关系编织的社会网中，他们优先考虑人情，导致一些问题：第一，在就诊初期，对与自己没有人际关系的病人关照较少，对熟人予以优先诊治而造成职业道德的缺失，并严重破坏公平医疗的规则。第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在稀缺资源的分配中，潜意识的以熟悉的人为优先享受对象。第三，医疗管理部门行政伦理缺失。当医患矛盾出现时，行政部门迫于内部人情网无法公开公正处理问题，导致矛盾激化。这些无疑导致一些医疗纠纷出现。而患者，作为医患关系中的弱者，也是医疗服务的接受者，在医疗过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部分患者的认知差异和道德水准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影响医疗结果。他们从人情观的思维角度出发，影响抉择和判断。比如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已有很多国家承认并颁布相关法令。但是，我国虽从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提出以来，经历了30年，却仍然未为之立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与中国的“孝道”背道而驰。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发肤在于国人心中是绝不容侵犯，在医疗过程中，虽然涉及损害他人利益并且治愈无望时，患者也很少考虑放弃生存权。有人就此提出患者伦理，就是指在就医的场合下，普通人转化为病人而应遵守的伦理规范。

在这种人情观影响下的医患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

二、人情主义下的医患危机

1、医患信任危机

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3]可见，“礼”在我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礼就是将血缘宗法和社会等级统一的五伦秩序，无疑，整个伦理体系就是一个“自己人”的圈子。由血缘建立家族，进而由家成国，以此无限循环，人们就生活在这个巨大的人际关系中。因此也就有了“面子”一说和讲究，面子也就是“耻”。中国人对羞耻之心的维护，往往借助于人情，人情与面子是一对孪生姐妹、互为作用。为了维护面子，患者甚至向医务人员隐瞒自己的病史或病情。例如，面对一些传染或者遗传疾病，艾滋病、梅毒、乙肝等，患者可能隐瞒身边人，或者要求医务人员为之保密，但出于保护其他人员安全或者职业道德职守，医务人员不得不违背保密原则，如此一来，患者将可能不再信任医生，从而影响未来就医的诚实性。医务人员为患者保密的原则是有限制的，当保密违背其他人或社会利益时，医务人员就可能遭到患者误解，从而在医患之间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医疗纠纷。此外，受患者家属的请求和其他一些人情因素的影响，医务人员也有可能向患者本人隐瞒一些与病情和治疗有关的信息，如病情的实际情况和可预期的效果等，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也会导致随着医治的进行和治疗结果的逐步呈现而导致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

医患关系隶属于社会人际关系，在我国，它被融入由血缘、伦理和政治三位一体的人伦关系之中，被编织进社会这个大家庭之中。因此，在求医前期，患者往往受传统“求人文化”的影响,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比如找熟人、托关系、送红包等，以期望能够拉近与医务人员的人情关系，从而接受其治疗。他们期待能凭借这种关系得到优待、或至少公平的对待。特别是当医生接受自己的某种馈赠，他们可能感到心安，否则可能对医生产生怀疑、甚至敌对情绪。究其实质，这种现象反映出了患者对陌生的医务人员的不信任。“信任不是对他人‘未来行动’之确定性的回应，而恰恰是当并且因为我们不能确定他人‘未来行为’时需要信任”。[4]患者不相信医生会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位病人，从而在医患关系中预先潜藏了某种隐患。根据江苏、上海等5省市医患关系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 患者对医护人员表示信任的仅为10.38%, 医护人员认为医患之间相互信任的只有25.96%。[5]

2、医患伦理情感化危机

“伦”，本意是辈、类的意思，“理”是条理、道理的意思。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战国至秦汉之际《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实际上就是指人伦道德之理，即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它以人为核心，以社会等级、人伦规范为本体，与西方人本主义有根本区别，人本主义宗旨是关怀人、爱护人和尊重人，其主要表现是个体认知的自我增强、个人内在世界的复杂化，它肯定人的价值，把人作为唯一的目的。因此，康德认为，“你需要这样的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作目的，总不把他只当作工具。”与此不同，中国人伦道德之理中的人，不是个体而是群体，以及由人所建立的各种关系。在这种观念引领下，我们的伦理规则便被赋予人情，从而使得伦理情感化，形成了中国人的人情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有其独有的社会意义，但被患者用于医疗过程，可能产生道德问题。我们看一个案例：

某男，24岁。于1993年在云南打工卖血时查出抗HIV阳性，感染途径不详。为逃避检查在外流浪一年余回家。疫情由卫生部、省生厅转到原籍。省性病防治机构曾直接去找病人，做流行病学调查。当地镇派出所强行传唤，限制其活动。此后，XX得了艾滋病的消息迅速传遍全村后，邻居关门闭户，亲朋好友不与其来往，侄女上学，学校拒收，姐姐的婚约也因此解除。HIV携带者本人无奈再度离家出走。

在此案例中，患者如此行径我们溯源于人情观的影响。由于我国某些地区文化知识相对落后和隐私权的保障体制不够健全，导致患者患艾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他最初和最后选择逃避的方式是不难理解的。他生活在一个由家族人情关系编织大网中，感染致命且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势必要被其他人驱逐，他选择沉默一方面害怕亲人的疏远，自己无力独自面对艰难的生活；另一方面害怕遭到周围人的唾弃与歧视，连做人的尊严都荡然无存，失去了做人的意义。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此时的患者需要家人的包容和医者的关怀。从情感的角度，作为HIV阳性病人的隐私权与其周围被暴露于艾滋病毒的人的幸福权之间的潜在冲突是明显的。而在人情主义价值观念下，上述选择难题却是可以理解的。

3、 医疗资源危机

人情主义极端化也极容易引发医疗领域的严重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资源的无度浪费。中国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活着总比死了好，也即“好死不如赖活”。这种观念导致中国人对死亡有着特殊的看法，这也是中国安乐死长达30多年不能立法的原因之一。这在事实上就会造成这样一种恶果，即很多脑死亡或者植物人的病人，因其家属的不忍和不舍，长期占用并消耗着珍贵的医疗资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这无疑是一种资源的严重浪费。在当今各种罕见病涌现和传染病肆无忌惮、亟需大量的药物和设备的状况下，这种人情观念无疑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公正，造成资源不能有效利用甚至大量浪费。二是有可能阻碍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进程。A·赫胥黎的《奇妙的世界》为大家解开了人工生殖技术的神秘面纱。生殖技术无疑给人类的繁衍和优生带来了福音，但它的威力却也超出人们的预料，朝着一些“恶”的方向发展。如人工授精为人类生殖提供了性别选择的可能，人们可以根据家族利益选择后代，因受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一般家庭都会选择男性来传宗接代，这样必然造成男女比例的失衡，同时，也会促成一些人犯下产后杀女婴的恶行。当然，其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反过来制约和影响自身本无“善”无“恶”的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婚姻、家庭、社会的不稳定。此外，在人工授精的过程中，有的为了血统的正宗，不能生育的母亲经常会选择由亲人，如姐妹或者自己的母亲来代孕，那么未来孩子会迷惑谁才是自己的真正母亲？姑姑或者阿姨、外婆变成了妈妈等一系列的问题，这种人伦关系的混乱和虐待生命的行径是我国传统思想所不能容忍的，为了血统的纯正和家庭的稳定，现代医疗技术也极有被人类停止甚至摒弃的可能。

三、人情主义下的医患新常态

五千年的熏陶，人情主义的伦理形态已深入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因此，完全摒弃它几无可能，我们能够做的是如何正确引导这种传统价值观念，使其不至于造成不利的社会后果。

一方面，人情观式的人文关怀植入。詹姆斯马克姆（Marcum, James A）在其《医学的哲学介绍：人性化的现代医学》讲到：病人逐渐沦为由占据机器世界，由独立的部分组成的物质体。医生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诊断、治疗疾病,同时在情感上保持情绪分离的状态。[6]可见，医学的发展使人类异化成机器、物质。在医学的科学研究和临床治疗活动当中，背离了医学本身所固有的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走向了反生命的维度。这种“物化的时代”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诘难已经清晰的展现在人类眼前。郭肖在《刍议医患关系中的人文关怀》中讲到：“医学的核心理念即人文精神决定了医学对患者的关怀不仅仅只是对躯体健康的关怀，而且还有心理健康的关怀和医学人文关怀，医学人文关怀是其最高层面。”[7]现在中西方都在竭力的重建医学人文化进程。在西方国家，正在建构一种“人文化”模型，目的在于开发针对生物医学模式，即在发挥医生的同理心、关怀的基础上，把病人作为一个人：一个由身体和精神构成的有机体、占据了生活的环境或社会经济环境的整体的人。詹姆斯·佐丹奴（James Giordano）在其《君在何处?哲学、伦理学、医学人文保护生物技术未来医学的人文特征》讲到：哲学是医学的妹妹。医学必须越来越多元化，适应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具有不同的价值观、需求和观点。[8]医学的人文关怀的发展已成为使医患关系朝良性发展的重要推力。

人文关怀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意义、患者的价值、患者的权利和需求，患者的人格和尊严的关心和关注。[9]现在西方将情感运用于医疗进程中了，理查德·M·弗兰克尔（Richard M. Frankel）在经过对美国西部45家医院的调查得出结论：情感及其相关技能已被证明是有强大的对患者满意度及治疗方案依从性的积极影响。同时，同情心的缺失已被证明能增加不满与医疗事故风险。在我国，孙思邈对此有过较为集中的表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10]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11]

我国建立的是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传统医患关系，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仁道主义精神。前面我们讲了，基于家庭血统的根基，我国的人情观的限制范围一般在与自己有些关系的人之内。如果能够推己及人，将家庭的人情文化的延伸和外推，医生推及所有的患者，结合西方的情感医疗，运用以人为根本出发点的人情观来指导医患的沟通，用心生怜悯和恻隐之心来进行交流，将解决很多医疗纠纷，从而为社会或他人带来福音。医生若面对患者时怀有“恻隐之心”和救人疾苦的关爱情感，为患者救治疾病时自然能专心、尽力；患者若设身处地的为医者仁心的角度考虑，医闹将大幅减少。

另一方面，人情观的公平原则塑造。从上文我们已经了解到由于人情观的狭隘性和利己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正是传统的人情观造成了医疗极其资源的不公平对待和分配导致了医患纠纷。公平原则虽在生命伦理原则中不处首要地位，但在涉及医疗分配问题时，无疑公正公平具有绝对性的地位。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谈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不受制度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12]这就要求，无论是医患双方，还是作为监管和服务支撑的“第三方”，在思考和处理医患关系问题时，必须考虑三个方面的公正：第一，公正的判断、分析医患矛盾症结，不能一概地偏向医方或者患方、偏袒私情，把公平正义观念引入医患纠纷处理的日常途径中。第二，医患双方也应该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医生应秉承“医者仁心”来“合情合理”的做出医疗诊治，患者也应该秉着公正的心态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第三，医疗机构要制定公正地获得医疗服务和为医疗提供资金的政策。只有充分考虑医患双方权利与义务，从根源上挖掘其理论基础和必然性，从实践上剖析患者伦理存在的现实性，才能引导医患关系朝积极的方向发展，才能建立利益目标、价值取向、道德水平相匹配的医患关系。

四、 结语

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的侵染，我国医患关系打下了人情化的深深烙印。然而，在社会转型加剧和现代医疗蓬勃发展情势下，医疗诊断、就诊要求理性、公正的医患关系。借鉴西方国家近年来提出的情感医疗，将我国的人情观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并以公正的原则来平衡，以期医患伦理常规化、合理化。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颜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15.

[2]樊浩.传统伦理精神的形态与内在矛盾［J］.学术界，1989.5，20.

[3]孔子.论语·秦伯[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53.

[4]G M Stirrat，R Gill：“Autonomy in medical ethics after O’Neill”[J]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2005;31:P127.

[5]史俏蓉等.构建高素质人才队伍、提升医院品牌的策略与实施[J] .中国医院管理志,2008;28(4):44.

[6]Marcum, James A， An introductory philosophy of medicine: humanizing modern medicine，[M]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 2008，P7。

[7]郭肖华,闰茹.刍议医患关系中的人文关怀[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15,21，p60-61.

[8]James Giordano：Quo vadis? Philosophy,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Medicine preserving the humanistic character of medicine in a biotechnological future，[J] Philosophy,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Medicine 2009, 4:12.

[9]张悦.现代医学人文回归的学术性与现实性[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8)：p59—60.

[10]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1.

[11]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1.

[12]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仁,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修订版[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p4.

【作者简介】

李彩虹（1981—）女，湖南望城人，哲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生命伦理学。

王晓敏，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伦理委员会秘书，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临床药理中心，中南大学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