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

【摘 要】典型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方法，文章总结了典型教育的历史经验，即围绕工作中心，从民众中树立多层次典型，并以丰富多样的宣传手段进行推广等方式都是我党重要的典型教育经验。分析了当前典型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形式主义、典型缺乏说服力、传播途径落后等。最后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改进典型教育方法，需要从典型选取和宣传等方面结合新媒介新平台的出现予以改进，尤其是对抗互联网社交平台乱象与选秀节目实质上树立的消极典型。

【关键词】典型教育；历史经验；网络空间；与时俱进

典型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自1935年扎根延安根据地后，典型教育的方法历经实践的检验、经验的总结，反复提炼，在长时间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完善，并为根据地的建设乃至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直接的帮助。解放战争时期与新中国建设初期，典型教育同样发挥了强大的激励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多方面原因，典型教育的方法在实践中表现出僵化的倾向，某些僵化是由于背离了长期积累的经验，而某些僵化则是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需要进行辨证的分析，提出进行改良的建议。

一、中国共产党典型教育的历史经验

典型教育对于激励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有着独特的作用，长期的典型教育为我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典型教育应当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

不同的时期党的工作中心侧重不同，根据地建设时期，夯实根据地基础、发展农业生产十分重要；抗日战争的白热化阶段，动员广大群众支持前线敌后双线斗争是党的工作中心；解放战争期间，鼓励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减轻人民与国家遭受的痛苦是重点；而新中国成立之初，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是首要任务。围绕不同时期的主要工作任务，进行恰当的典型选取十分重要。

根据地建设时期树立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典型便是南泥湾垦荒旅，报纸多次对其进行报道。最初，军队不去前线战斗、集体垦荒在当时并不能被全体战士所完全理解接受，但中央结合根据地情况，对当时根据地的困难进行分析，最终统一了战士们的思想认识，积极进行务农垦荒，成为大生产的先进典型，激励着根据地建设。在渡过根据地困难时期后，服务于抗日战争的需要、服务于国民革命的需要，先后树立了董存瑞、白求恩、刘胡兰等许许多多革命英烈典型形象。解放战争时期，优待投诚的国民党将士并广为宣传，使其成为“通晓民族大义”的模范。新中国的工业建设阶段，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先进数不胜数。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作中心确定恰当的典型是基本而有效的历史经验。

第二，典型的选取要灵活多样，多层次化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具体典型选取时，分层次、分领域、灵活多样的选取了各种典型。比如1942年4月30号的《解放日报》头条《向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看齐》，结合其后表扬、电影、诗歌各种方式，塑造了勤劳致富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农学吴满有，工学赵占魁。1942年5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人到边区农具厂检查工作，发现了赵占魁这个先进人物，决定予以嘉奖。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要把他的优点总结出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此后“赵占魁运动”广泛开展起来，边区劳动职工态度显著改变，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此外，军中也有典型。杜林森同志在开荒大竞赛中一人一天开荒6亩3分多地，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极大的激起了群众的劳动热情。毛主席为追悼张思德而做的演讲《为人民服务》，长期激励着广大军民。

这些典型来自于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只要有所长，均可树立为值得学习的典型榜样。除了这些群众中来的典型，解放战争时期投诚的国民党军官、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民族资本家，也都由于对新中国的建设有功绩被树立为典型。可见典型教育中典型选取的多样化和灵活性。

第三，典型宣传方式的多样化

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与载体选择十分重要，恰当的宣传方法能使典型更加广为人知，发挥激励作用，不当的宣传则可能埋没甚至歪曲了典型形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典型的宣传时，方式十分多样。

在根据地，《解放日报》起了良好的宣传作用，对典型的发掘、表彰几乎都率先由《解放日报》刊文。在老百姓当中，由报纸所见到口耳相传也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农家墙上的壁报、板报、标语口号对于模范人物的宣传甚至流传到现在。歌曲民谣、剪纸贴画更是数不胜数。传单、小册子都是常用手段。多样的宣传方法互相配合，从不同的角度宣传典型，最大程度的增强了典型的传播力度。比如围绕吴满有，不仅有《解放日报》的文章和社论，也有艾青写的长诗《吴满有》，还有拍摄的吴满有的电影纪录片《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以及“吴满有牌”香烟，发动“吴满有运动”等等，不可胜数。这些多样的宣传不仅推广了典型，还在大范围上激励了学典型的热情，使典型教育切实起到了良好效果。

第四，正反面典型宣传相结合

宣传不仅要宣传正面典型激励人，也要拿出反面典型警醒世人。在大生产运动中，为了克服旧体制旧文化影响产生的个人懒惰之风及其他不良风气，延安进行了整治“二流子”运动。1942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农村里的耗子》的读者来信，就是指向村中带有媒婆巫神气息的“二流子”。整治过程中，《解放日报》持续进行了报道，让“二流子”的反面形象广为人所知，促使民众积极投身到改正、规范“二流子”行为中，对净化根据地风气、整顿思想、促进根据地生产起到了极大作用。“二流子”的概念流传至今，就是反面典型教育深入人心的最好证明。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重要反面典型。较早的黄克功，作为历经长征屡建战功的红军将领，因为一时的感情问题做出了违法乱纪的事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边区司法坚决执行公开审判，判决黄克功死刑。毛主席的公开信拥护此决定，并要求一切红军战士、一切革命分子坚决以此为鉴。1942年枪决的肖玉璧，本来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为战争胜利冲锋陷阵，身上伤痕累累。1940年，上级考虑到经济局面困难，照顾肖玉璧将其安排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但肖玉璧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克扣，倒卖粮油。案发后向毛主席求情，毛主席不为所动，拥护法院判决。无论是生产、军队还是政府，只要有违法乱纪的反面典型，一概是非分明的予以公示和处置。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上海的资本家违法垄断，皆是如此。

反面典型的宣传，一方面更加衬托了正面典型，另一方面警诫教育干部群众，最大化的发挥了典型教育的作用。

二、当今典型教育方法运用状况分析

典型教育在历史上发挥过如此积极的作用，在当今社会的效力却大打折扣，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进行典型教育工作的各级部门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落实典型教育，尤其是官员典型起着恶劣的反效果。近年来，部分官员摆拍事件层出不穷，意欲将自己塑造成为务实爱民的好官形象，结果被网民识破，本意想成为积极典型，却成为反面典型广为人知。摆拍之外还有诸多官员PS事件，结果成为民众深恶痛绝的对象。同时，由官方主导推荐的典型，很多只存在于政府工作宣传栏的照片里，群众一无所知。这些现象都背离了典型教育原本的经验原则，严重阻碍了典型教育效果的发挥，甚至损害了典型教育这一方法本身，使民众一看到某某典型的字样时，第一感觉便是怀疑。

其次，典型选取抓不住工作中心，经典典型不完全适用，缺乏新典型。延安时期的典型选取工作十分明确，生产典型、战斗典型，建国后的经济生产典型也清晰准确。当今的典型选取却没有抓住真正的重点。每年最盛大的典型教育活动是《感动中国》，《感动中国》的典型人物确实来自各行各业，有着十分强烈的感染力。但是综合起来看，其关键词仍然是一个，奉献。这种奉献甚至埋没了奉献者本人。白芳礼、丛飞，他们确实有极高的道德情操，可以使人热泪盈眶，但放弃一切的付出缺乏让人学习实践的因素。此外，往上追溯，每当有学习活动讲的依然是雷锋焦裕禄，都是奉献者牺牲者的形象。然而现在不是一穷二白的建设时期，重视个人价值与个人理想的价值观开始被民众广泛接受，一味提倡牺牲奉献的典型人物欠缺说服力，尤其是民众将这些典型与前面提到的官员典型一对比，官员尚且无法带头，民众更无法信服，极大的削弱了典型的效力。

综合来看，传统的典型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提倡大家团结一致的道德式典型。而当今，我国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更需要强调规则概念、法律意识。因此我们的中心典型应当是有规则意识的典型、维护法律尊严的典型、将实现个人价值与家国抱负相统一的法治式典型。电影中往往有这样的角色，警察与某犯人有私人恩怨，在行动中他终于得到机会单独抓捕罪犯，他有机会枪杀他以报仇，并伪装成罪犯负隅顽抗当场击毙的样子，也可以选择将他生擒，交给法律依程序进行审判。我们需要的典型，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做出第二种选择的人。

再次，典型宣传方式不够灵活。党曾经在开展典型教育时综合使用各种宣传方式，报纸、戏剧、诗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新媒体出现的当今却显得手足无措。互联网很长时间内没有政府和党的声音，直到两年前各级部门的官方网站依然是十年前的样子。最近，党和政府才开始认真对待新媒体，重视网络贴吧、微博，在微信上开展工作。这只是一个好趋势，在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已经十分落后。比如在微信平台上，进行典型宣传的投票时，文案语气依然是政府工作报告的语气，很容易就被受众屏蔽。移动网络终端带有很强的私人性，需要更加灵活的宣传技巧。公众场合的诗歌、标语，也都严重的落后于时代发展。典型学习活动，甚至还带有强制性。一句话，当今的典型宣传工作是在当今的媒介平台上，用十年前的技术讲四十年前的话来宣传五十年前的人。典型教育需要具体的教育者面对新形势，展开更加灵活多变的宣传。

最后，从另一方面讲，社会的某些力量进行的典型宣传起到了较为恶劣的影响，冲淡了正面典型，占据了人们的思维领域，甚至广受欢迎的大行其道。最早进入人们视野的是各种选秀活动，打着所谓梦想的旗号，使部分年轻人沉溺于不切实际的一唱爆红的幻梦里。即使是没有被其吸引的年轻人，也多少产生了这种想法：辛辛苦苦的努力不如别人一首歌。资本的推手包装出所谓的平民明星，以其无孔不入的影响力冲击着每个人，动摇或颠覆着以往典型教育积累下来的成果。到现在，身体残疾天天用嘴玩游戏都能被包装成为“身残志坚”的典型。在网络平台露胸直播也能成为众人羡慕的典型。这些金钱堆砌的典型的出现，使得国家推出的牺牲奉献典型相比之下显得有几分可怜。典型教育不拆穿这些反面典型，将难以为正面典型挣得地盘。

三、与时俱进的改进典型教育方法

典型教育虽然遇到不少问题，但不可否认典型教育这一方法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需要做的是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而不是抛弃这一方法。

从典型选取来看，要减少纯粹提倡牺牲奉献的道德典型的数量，增加法治典型的例子。典型的选取切实回到民众中去，不要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局面，在民众中的典型就是挂一块牌子了事，五好家庭、优秀市民，使民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党和政府的典型和我有啥关系？切实让民众中来的典型影响民众。

网络空间中的典型选取方面，党和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借用大V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需要注意大V的选择。不可盲目按照粉丝数决定影响力的观点来进行大V的选择，让一些偏娱乐性质或心灵鸡汤性质的大V进行典型教育或典型宣传反而可能引起麻烦。在微博上，出现了一批新的大V，这类大V扮演了谣言终结者的角色，对社会谣言、生活谣言进行辟谣，辟谣的形式是进行相关知识的科普而不是纯争论，但他们本身可能并非以辟谣为职业。比如博物杂志，江宁公安在线等等。这一批大V通过粉碎谣言，提供正确的知识与真相，赢得了较多的粉丝，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乱象中潜移默化的引导着正确的价值观方向。他们本身即是一种典型，更可以作为典型的宣传者承担典型宣传的任务。在典型教育的新方式中，需要及时把握这些新典型，并借鉴经验加以推广。

从典型宣传看，民众接触信息的面较以往更加广阔，各种社会力量也更加活跃。因此，对典型的全面性、真实性要求更高。不要用典型的口，说预先设计好的话。比如陷入私自击毙罪犯或将其绳之以法的两难选择的警察，当时的内心活动肯定不是一瞬间想到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都应当置于法律的管辖之下。而是经历着激烈的挣扎过程，先想到个人痛苦，后想到也许只有通过法律才能震慑更广大的恶势力、才是真正的正义，从根本上避免悲剧重现，最终放弃私刑。实事求是的保持典型的真实性和宣传典型的真实性，才是让典型长存的根本方法。

宣传的文风要对应恰当的平台，力求不在个人手机端上做政府工作报告式的宣传。对于典型的宣传，我们需要学习适应大众兴趣的文风技巧，在不同的场合运用不同的词句。这本来也应当是延安时期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在农民间讲典型就用农民听得懂的话。当今，在每天到处辛苦奔波或埋头忙碌于文件的民众面前，给他们看政府工作报告一样枯燥的宣传，无异于给农民宣讲《资本论》原稿。

另外，当各种资本推手以不同的宣传方式攻击我们的正面典型时，我们也要坚决批评资本代言人的不良典型和反面典型，不光是批评表面现象，更要揭穿其真实面目，使民众看到这些典型、偶像不过是经济利益的傀儡，而不是所谓梦想和自由的代言人。对反面典型进行坚决斗争，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在亟需完成的任务。

合理吸收历史上的典型教育经验，并把握当今时代形式完善我们的典型教育，将使典型教育再次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得力助手、为社会物质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助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长远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张贤华，韩裕庆.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2]江丽娜.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典型教育的历史经验[J].法制与社会，2009(28).

[3]张连侠，王东维.延安时期党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典型教育方法的历史经验[J].思想理论教育，2011(7).

[4]刘春波. 网络舆论时代先进典型教育中的社会心态培育——以网络调侃为参照[J].湖北社会科学，2014(8).

【作者简介】

张梦奇(1993—)，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