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6年教育厅专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五代十国钱货法制研究”（项目编号：16JK1804）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西安 710063）

【摘 要】与唐代相较，五代时期钱法渊源可谓传承有序，颇多发明。其一，承用唐法；其二，编订“统类”；其三，纂修“编敕”。其中，诏敕奏议所引律文是独立的法律渊源；，“铜法”成为独立钱法渊源； “条法”尚不构成钱法渊源； “指挥”亦不构成钱法渊源。

【关键词】五代；钱法；法律渊源

五代乃承启晚唐、两宋法令典制之关键时期，至北宋初年，五代法制遗迹尚参差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曰：“五代干戈俶攘，百度凌夷。故府遗规，多未暇修举。然五十年间法制典章，尚略具于累朝实录。”[1]与唐代相较，五代时期钱法渊源可谓传承有序，颇多发明。其一，承用唐法。继续适用唐代律疏、《开成格》、令、式等法律渊源；其二，编订“统类”。以大中七年张戣《统类》为参照，汇集累朝敕、律、令、格、式等，以类相从，勒成部帙，相继纂成《同光刑律统类》、《大周刑统》等；其三，纂修“编敕”。晚至清泰元年，已有“编敕”行用。后唐、后晋、后周之际，皆有编敕行世，与统类、格、式等参用。

不同历史时期钱法史料之状况，必然存在一定差异。《金布律》、《钱律》是研究秦汉钱法之直接依据，《唐律疏议》“私铸钱”条等则是唐代钱法之基础条款，皆信而可征，可大致查明特定时期钱货立法状况。与前代相比，五代十国所修律、令、统类、编敕等皆已亡佚，对于这一时期钱法的研究，主要依靠诏敕、奏议等相关文献。经初步统计可知，五代十国延续了唐代律、敕并行的法律创制传统，所降诏敕事关钱法者30余件，广泛涉及盗铸、放铸、恶钱、铜禁、销钱、欠陌等领域。

其一，依据调整法律关系不同，可将钱货诏敕分为铸行类、流通类、支付类、贮藏类四项。目前已捡得铸行类诏敕21则，占钱法诏敕比例为72.4%，广泛涉及盗铸、恶钱、销钱、铜禁、贩铜等关注多领域，其中涉及铜禁与销铸者占据绝对多数；流通类诏敕10则，所占比例为34.5%，主要涉及、铜钱出境、行用恶钱及欠陌问题，三者所占比例大致相当；支付类诏敕暂阙；贮藏类诏敕1则，为同光二年二月已巳《南郊赦文》：“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须检校，不得令富室分外贮见钱。”[2]所占比例为3.4%。在各类钱法诏敕之中，铸行类诏敕占据绝对多数，流通类诏敕次之，贮藏类诏敕又次之。与唐代钱法诏敕情况类似，部分诏敕涉及两个以上钱货法律关系，故在数据比例上存在重复计算现象。

其二，依据钱法诏敕书写模式差异，可将钱货诏敕分为专条型与散见型两类。专条型诏敕是五代十国时期钱法诏敕的主要书写模式，目前拣得21则，所占比例为72.4%，广泛涉及钱法领域各个方面。与唐代相似，五代十国散见型钱法诏敕主要集中于赦文、德音等文告之中，目前拣得8例，所占比例为27.6%。此类诏敕以列举方式，将铸钱与十恶、杀人、行劫、犯赃、伪造等重罪一并纳入不赦之列。值得一提的是，同光二年二月已巳《南郊赦文》除申明铸钱不赦以外，又专辟一节，规定私贮、销铸、出境等事，此为仅见特例：

钱者，古之泉布，盖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间。无积滞则交易通，多贮藏则士农困。故西汉兴改币之制，立告缗之条，所以权畜贾而防大奸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须检校，不得令富室分外贮见钱。又，工人销铸而为铜器，兼沿边州镇设法钤辖，勿令商人搬载出境。[3]

其三，依据钱法诏敕所调整法律关系差异，可将钱货诏敕分为单一型与复合型两类。前者专门规定某一钱法事宜，如天成二年（927年）七月《禁短陌敕》规定：“今后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如有辄将短钱兴贩，仰所在收捉禁治。”[4]此类为五代钱法诏敕之主流，目前拣得此类诏敕22则，所占比例为75.9%。复合型指诏敕文本涉及两项以上货币法律关系，目前拣得此类诏敕7则，所占比例为24.1%。如天福三年（938年）十一月癸亥《公私铸钱条章诏》即涉及元和三年（808年）六月《条贯钱货及禁采银敕》即涉及放铸、恶钱、销铸等诸多事宜：

国家所资，泉货为重。减耗渐亏于日用，増加自致于时康。近代已来，中原多事。销蠧则甚，添铸无闻。朝廷合议于条章，寰海必臻于富庶。宜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晓示，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委盐铁司铸样，颁下诸道。令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或虑诸人接便，将铅铁铸造杂乱铜钱。仍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依旧禁断。尚虑逐处铜数不多，宜令诸道应有久废铜冶处，许百姓取便开炼，永远为主，官中不取课利。其有生熟铜，仍许所在中卖入官，或任自铸钱行用。其陈许铸钱外，则不得接便别铸造铜器。如有违犯者，并准三年三月三十日敕条处分。[5]

五代十国钱货诏敕之中时常言及“律”、“条法”、“指挥”、“铜法”等，为查明这一历史时期钱法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在考察五代钱法渊源时，应对相关概念有所辨析，明其异同。

首先，诏敕奏议所引律文是独立的法律渊源。五代钱法文献引律者凡二例：其一，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乙巳，敕禁销钱逐利，规定“生铜器物，每斤价定二百〔文〕；熟铜器物，每斤四百〔文〕。如违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6]由此，违反官定铜价兴贩逐利者，应比照“盗铸钱”律文处断。其二，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八月，工部员外郎孙洽奏：“准律，泻钱作铜，最为大罪，望加禁绝。”[7]对销镕现钱，铸造铜器的犯罪行为，当依律处置。销钱之禁，始于汉初《钱律》：“故毁销行钱以为铜、它物者，坐臧（赃）为盗。”但《唐律疏议》“私铸钱”条并无销钱之明确规定。伴随唐代经济发展，通货数量与商品总量不相匹配，开始出现“泉货益少，币帛颇轻”的问题。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辛巳《禁铸造铜器诏》，将民间铸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此诏虽未直接规定销铸，唐代铜禁却自此发轫。惩治销铸犯罪之直接法律渊源，最早可溯至贞元十年（794年）六月《禁销钱敕》：

今后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其器物约每斤价值，不得过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如有销钱为铜，以盗铸钱罪论。[8]就立法旨趣而言，贞元十年《禁销钱敕》与开元十七年《禁铸造铜器诏》可谓一脉相承，二者均立足申严铜禁，保障通货。在立法意涵层面，贞元十年《禁销钱敕》、天成元年《批答中书门下奏敕》、天成四年孙洽《请禁泻钱作铜奏》亦完全一致，凡销钱铸器或违法兴贩者，皆依律以“盗铸钱”论，而后唐所行者，又多为唐代律法；销铸之条当时是否收入律文，目前尚未可知。

其次，“铜法”成为独立钱法渊源。铜是中国铸币之基本材料，其开采、冶炼、买卖、流通、铸造等历来受到严格控制。与之相适应，以“铜禁”为核心的相关立法是历来钱法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以律令、诏敕作为表现形式之“铜禁”立法传统可谓由来已久，广顺元年（951年）三月二十八日《定铜法敕》，首次以单行法形式确立“铜法”作为钱法渊源的重要地位：

铜法，今后官中，更不禁断，一任兴贩，所有一色即不得泻破为铜器货卖。如有犯者，有人纠告捉获，所犯人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其地方所由节级，决脊杖十七放。邻保人决臋杖十七放。其告事人，给与赏钱一百贯文。[9]

从内容而言，广顺元年“铜法”确立铜货自由流通的基本政策，并详细规定销铸量刑、长吏责任、邻保责任、赏格标准等。从形式而言，广顺元年“铜法”具备权威性立法权源和独立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铜法”至此发展成为“钱法”体系项下基本法律渊源之一。“铜法”在后世得以长期征引、改定与适用。北宋民间多镕钱点药，以为鍮石，销毁货币，滋长奸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命有司议定科禁，请以犯铜法论。”[10]（1603-1604）宣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中书、尚书省奏僧尼影带私造铙钹，诏“应首纳未尽铙钹，限一月许随所在官司陈首，特与免罪。官为镌凿字号，给据照验使用。如出限不行陈首，断罪、告赏并依私有铜法。”[11]（8326）此皆宋代“铜法”适用之例；《金史·食货志》：金初用辽、宋旧钱，民间铜禁甚严，后“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此则为“铜法”厘定之例也。

再次，“条法”尚不构成钱法渊源。五代钱法诏敕中有准“条法”处分一例，清泰二年（935年）十二月戊辰敕：“御史台宜晓告中外，不得使用铅钱。如违犯者，准条法处分。”[12]（435）此处“条法”乃泛指法规，尚未具备法律渊源之地位。新旧《五代史》、《五代会要》等史籍中多处使用“条法”一词，有规则、习俗、法规等多重意涵。如长兴二年七月三司奏：“许百姓造曲，不来官场收买。伏虑课额不迨，请复以前曲法，乡户与在城条法一例指挥，仍据已造到曲纳官，量支还麦本。”[13]天福六年秋七月庚辰诏：“政教所切，狱讼惟先。推穷须察于事情，断遣必遵于条法。”[14]（1969）因此，前述使用铅钱者，“准条法处分”，当指依据当时行用之《开成格》、《同光刑律统类》、《大中统类》、编敕等相规定处置。

最后，“指挥”亦不构成钱法渊源。五代文献中，指挥与条法、条章、条约之义相似，皆为规则、法规之泛称。天成二年（927年）七月十二日度支《买卖使八十陌钱奏》即有“条章”、“条约”之含义当与“指挥”通用之例：

近访闻在京及诸道街坊市肆人户，不顾条章，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但恣欺罔，殊无畏忌。若不条约，转启幸门。请更严降指挥，及榜示管界州府镇县军人、百姓、商旅等，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15]

显德四年（957年）二月十一日《铜器及铜官买敕》亦以诏敕形式指令各地官府执行各类铜禁措施：“宣命指挥：限外有人将铜器及铜于官场货卖，支给价钱。如使隐藏及使用者，并准元敕科断。其熟铜令每斤添及二百、生铜添及一百五十收买。”[16]（437-438）五代文献中，“指挥”常有管束、处分、指令之义。如同光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敕：“宗正寺严切指挥诸陵台令、丞，不得辄令影占人户。”此处“指挥”，为管束、监督之义。天福八年四月壬申，以狴牢滞淹，敕“三京、邺都及诸道州府，见禁罪人等，宜令逐处长吏，严切指挥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结绝断遣。”[17]（1970）此处“指挥”，为处分、处置之义。《庆元条法事类·关市令》：“寺观阙大钟，听经所在州陈乞，勘会诣实，保明申尚书省，候得指挥，听铸。若诸军合用铜锣，申降指挥下军器所造给。”[18]此处指挥，则为指令、命令之义。

【参考文献】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1965.

[2][3][5][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

[4][12][14][15][16]马端临.献通考[M].中华书局,1986.

[6][13][17]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王溥.唐会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中华书局,1976.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中华书局,1995.

[11]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18]戴建国.庆元条法事类[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陈玺（1976—）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长安青年学者。

（责任编辑 马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