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宝通
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沿海开放初期,深圳特区兴起,当时上海“衰落”了。由于国家实施了沿江开放战略,把上海定位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即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和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后来又加上了国际航运中心,使上海焕发了青春。
最近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又增加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使上海形成了五大国际中心,要建成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卓越的全球之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上海的发展,得益于沿海开放、沿江开放和“一带一路”。西安若要像上海那样建成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生态城市、世界城市和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就必须抓住西部大开发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亚欧合作交流的六大中心。
西安的区位优势是处在亚欧大陆桥上,位于祖国版图中心,是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心脏。她一头连着连云港和上海,连着海上丝绸之路,一头连着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连着陆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核”。
上海是全方位的国际化大都市,西安是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全方位的,西安要着力打造亚欧合作交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亚欧合作交流的交通物流中心、亚欧合作交流的经贸合作中心、亚欧合作交流的能源金融中心、亚欧合作交流的科技教育中心、亚欧合作交流的文化旅游中心,都是特色优势中心。只有突出了亚欧合作交流,才能发挥西安的区位优势,才能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只有突出特色优势,才能形成亚欧合作交流的六大中心,支撑起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是因为地处发达的长三角城市群,自身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建设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卓越的全球之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靠的是五大国际中心的雄厚实力支撑的。陕西地处西部,基础薄弱,西安的产业主要是国家布局形成的,而不是自然成长起来的。要建成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生态城市、世界城市,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支撑。
陕西和西安虽有较强的科技教育、国防科技、高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但地方经济、民营经济、传统经济、县域经济基础薄弱。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和西安一直追求高端,用先进产业带动,在发挥优势,对“低端”产业重视不够,面向市场的产业没有做大,短板没有补起来,因而导致了科教是大省、经济是小省、收入是穷省的“陕西现象”,与科教小省、经济大省、收入富省的浙江形成鲜明对照。没有雄厚的地方经济、民营经济、传统经济、县域经济,就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持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生态城市、世界城市的建设,军民融合、国民融合、央地融合、城乡融合就失去了融合的基础。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地处西部的西安,要一手抓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生态城市、世界城市建设,一手抓招商引资、聚集力量、快速发展、追赶超越,为前者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同处西部的成都是两手抓的典型,同处亚欧大陆桥的郑州是做大经济基础的典型,都值得西安借鉴。
党的十九大要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陕西还应当决战西咸一体化、组建大西安,因为《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十三五”的期限都是2020年。
我国已经由公路时代进入了高铁时代。公路时代的城市群在平原上,高铁突破了秦岭屏障,打破了山区平原界限,未来汉中、安康、商洛与宝鸡、铜川、渭南到西安的时间差不多,秦岭将成为国家和陕西的中央公园。现在国家发改委正在编制“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思维实际上还停留在公路时代。我们应当站在秦岭之巅看陕西,陕西应当拿出自己的城市群方案,要从公路时代的关中平原城市群推进到高铁时代的大关中城市群,依托“米”字形高铁骨架,把陕南、陕北和陕西东西两翼的城市都纳进来,构建大西安为中心的大关中城市群。
陕西应当拿着高铁时代的城市群方案去影响国家发改委城市群规划的编制,争取构建以大西安为中心的大关中城市群。只有这样,才能支撑起“一带一路”核心区,西安才能成为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才能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引领新常态,追赶超越,才有实力把西安建成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生态城市、世界城市,重振汉唐雄风。
(作者简介:张宝通 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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