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8月3日消息，因为在征集新地名的通告中附上了暂时拟定的地名“定军山市”，这些日子陕西勉县吸引了不少关注。有人就提议，算一下因为改地名而增加的开支。当然，勉县的地名更改，源于撤县设市的契机，即便沿袭原地名，行政区划的调整带来的支出也难以避免。但对于那些有意更名的地方来说，改地名的成本账，值得好好算一算。

地名一变，单位印章、公司牌匾、地图都得跟着换

更改地名，前后可能只是几字之差，但落到日常生活中，牵涉面却甚广。

地名更名，成本如何？以西部某县为例，撤县设区时，当地顺势改了地名。

“从法律上说，撤县改区后，原有成为某县的政府部门印章已经无效，必须启用新的印章。章、印、牌，这3件必须换。”该县公务员杨唯（化名）说。撤县设区后，当地印章店、广告门市好一阵忙碌。

杨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目前当地市场价，制作一副钢印需要1000元，一个牌匾500元，钢制印章300元以上，普通塑料材质印章则要80元。“这是平时价，说不准个别商家还会借机涨价。”

杨唯估算，仅以县级政府部门为例，大的部门比如人社局，加上内设机构和下属机构，差不多有上百枚章，按照平均一个部门40枚章，一共25个政府部门计算，那就要1000枚印章；而到了乡镇一级，按照每个乡镇政府20枚章保守估计，全县10个乡镇就要200枚章；而全县近120余个村（居）委会，每个居委会党支部、村（居）委和村民监督委员会加起来又要360枚章。“像用章大户教育局系统，算上所属学校，少说也要300枚印章；每个乡镇还有10个左右独立的乡镇站所，也要100多枚印章。全县保守估计，光是政府部门就不少于2000枚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标准的原子钢章。”杨唯说。“往低里算，假设一枚章是200元，光2000枚章就得40万元。上百枚钢印、牌匾也要花将近30万元。”按照杨唯的计算，仅县级政府和县村两级机构章、印、匾的更换就需要70万元左右。

“这还是保守计算。”杨唯说，“要是再算上县级党委、人大、政协，那又有一大批章，国企、私企章也要跟着换，100万元都打不住！”

实际上，地名更改后，需要更改的远不止章、印、匾。“工商行政登记、地名标识、地图标注……很多东西都要跟着改，改了之后还要逐个通知，这些都是成本。”杨唯说。

有的地方改名十多年，当地百姓还是叫不习惯

虽然已经更名十余年，但在甘肃天水的本地人看来，麦积区还是北道区。

“2005年，北道区要更名的时候，我还在上学，记得当时，学校和周边店铺的门牌都换了，特别不习惯。”沈磊是天水市麦积区人，他和周边的许多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是不习惯称呼家乡的新名。

为什么一直改不了口？“新地名麦积，不顺口又不好听。而且在麦积区还有一个麦积镇，很容易相互混淆，所以我们一般用‘麦积’指代这个城镇，用‘北道’指麦积区的城区，这样更好区分。”沈磊表示，虽然知道，当地选择改地名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突出天水的人文自然景观、地域特色，但作为土生土长的北道人，他确实从心理上对新地名还有所排斥。

和北道区一起改名的，还有同市的秦城区，它被改名为秦州区，本地人对于后者的接受程度更高。“秦州比秦城听起来更‘洋气’，而且也更有历史依据。”沈磊说。同样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王硕彤则认为更名提高了家乡的知名度，也为本地旅游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去年坐火车的时候，我碰到几位来自宁夏的游客，听说火车路过麦积区，他们就立即提到了麦积山，这让我感觉挺自豪的。”

更改地名还会带来许多“连锁反应”，居民身份证与户口本、银行开户信息等许多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都要更换，平添了很多麻烦。

改地名不是提升知名度和经济收入的制胜法宝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2005年，天水的两个区更名，一共改掉3个字，直接花费在200万元到300万元之间，这对200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6000元的天水来说，不是个小数字。

与天水一样，尽管知道改地名成本不菲，很多城市还是选择“改头换面”，更名之后可能带来的知名度和收益上的提升也许是最直接的推动力。

从全国范围看，的确有些地方凭借更名打响名气，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

说起云南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普洱商人吴禾觉得改得好。“普洱本地从事茶业销售、开办茶厂、种植茶叶的人越来越多，慕名前来进货的外地客商也多了。”吴先生说，改名之后，当地原本发展就不错的茶业越来越红火。

“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原来思茅市下辖的普洱县改成了宁洱县。”宁洱县的钱阳告诉记者，刚更名的时候，确实有人被新旧地名弄糊涂，后来，游客绕开了老“普洱县”，直奔新“普洱市”。

同样，在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安徽嘉山县撤县设市更名的明光市也获益于此。

时任嘉山县民政局局长张来兵表示，改名的考虑之一是提升地方知名度，新地名既源于当地的历史传说，也与当时嘉山县的支柱企业——明光酒厂同名。“改名后，企业知名度大增，发展势头一度很猛，不少知名企业当时还提出要和明光酒厂进行项目合作，经济效益也不错。”

不过，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看来，更名并非制胜法宝。

“比如地处滇西北的香格里拉。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滇西北的旅游产业，丽江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后，其知名度的提高也带来了‘周边效益’，因此，改名为香格里拉对当地旅游发展虽有推动作用，但并不是根本原因。”杨福泉说。

在他看来，想要提升一个地方的知名度、推动经济发展，除了依靠本地的自然人文资源魅力外，还应思考怎样保持这种魅力的可持续性发展。

（责任编辑 石逸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