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革命先驱们的精神写照，是中国共产党铸就百年辉煌的精神密码。刘志丹是陕甘红军的缔造者、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毕其一生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他就是忠实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典范。

一、他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典范

刘志丹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革命实践，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加入党，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这是1925年刘志丹入党时的誓言，今天读起来依旧让人热血沸腾、备受鼓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将其军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押往武汉。途中刘志丹等在湖北孝子店火车站乘机脱逃后，立刻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被安排到武汉军校及湖北省委工作。随后辗转皖南，打入东路军，暴露后到上海，未与组织联系上，遂回陕西，担任省委交通，辗转于上海、河南、陕西等地。对党不离不弃，就是他对信仰和理想最决绝的坚守。刘志丹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有幸参加第六期广州农民讲习所的活动，接受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教育和启发。1928年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更加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更加坚定了“走井冈山道路”的决心。他为南梁列宁小学编写的课本中写道：“马克思是谁？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终生领导着我们穷人革命，还把穷人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红军做的是甚么事呢？就是要打倒一切敌人的反动势力。建立起苏维埃的政权。把一切穷人都要解放。”他采取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向群众宣传朴素的革命道理，鼓励群众跟着共产党走。1932年，当他第一次见到习仲勋时就告诉他，“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时，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他们与陕甘地区的战友们坚韧不拔、愈挫愈勇，团结奋斗、不懈奋斗，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的精髓，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和陕甘群众一起，创造了陕甘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使这块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地处陕甘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延安，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成为新中国的摇篮。

二、他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模范

刘志丹走上革命的道路，就是为了救国救民救我中华。“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持戈，驰骋疆场。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这首《爱国歌》是刘志丹在榆林中学发出的呐喊。“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这是他在三原参加陕西省共进社大会题词中所提出的倡议。民族危亡，国破家亡，激发了刘志丹的一腔热血，引导和激励他走上革命征程。参加革命后，刘志丹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追捕，烧粮烧房挖祖坟，家里人很是担心，他父亲甚至认为，“我看你再要闹革命，就非把全家人的命都赔上不可”。舅舅也劝他：“你书也念成了，大地方也串完了，为什么放着清福不享，偏偏要去钻山沟，受苦受罪呢？”刘志丹说：“我一个人成了员外顶啥用！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始终是他奋斗的目标。他领导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十大政策”，覆盖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民主建政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他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农忙时，红军要帮助农民耕地、收割。”“根据地建立以后，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将成为我们政府一项重要的工作。”他坚持从基层起用投票选举的办法选出领导人，创造了投豆法、烧香洞法等，保证了群众参与民主选举的权利。他强调：“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使革命政府有威信。”他一再告诫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府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节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明确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大洋以上者枪毙，五元以上者开除党籍，贪污五元以下者开除军籍。”“十大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打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有利条件，有效解决了边区群众期盼已久的土地要求和吃饭穿衣问题，有力改善了边区经济凋敝、文化落后、民不聊生的状况，保障和促进了边区的繁荣稳定，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积极支援红二十七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建设，推动陕甘边、陕北两个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开展了对两个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统一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三、他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模范

刘志丹经常对大家说，“不干革命就没有危险，要干革命就一定有危险。”“干革命要舍得一切，要豁出自己的生命，包括亲人在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耳闻目睹，让刘志丹对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只能滚蛋。”他组织领导了渭华起义，并积极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继续鼓起革命的勇气，保护和播撒革命的火种，直到形成燎原之势。从改选保安民团到改造哥老会，从太白起义到南梁游击队，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红二团到红四十二师，从以照金为中心到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陕甘边区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二次反“围剿”，最终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块具有“两点一存”重大意义的根据地。1929年4月他在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上提出，武装斗争可以采取“白色”（深入白军中开展争取工作）、“灰的”（派人争取土匪工作）和“红色”（建立工作革命武装）三种斗争形式，并主要以争取白军为主。1930年10月，他在陕北特委绥德会议上指出“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主张“兵运的时候如果条件成熟时，应立即率部起义，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并主动辞去特委军委书记职务，坚持去陕甘边界开展兵运工作。革命实践不断丰富了“三色论”思想，更坚定了刘志丹英勇斗争的决心。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更多是为了减少部队伤亡。每次战斗前都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制定战术，确保胜利成果，展示了刘志丹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后，马踏十三县，九战八捷，壮大了军威，赢得了民心。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后，九战九捷，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把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陕甘红军也成长为一支完全能够胜任野战任务的主力兵团。

在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的同时，刘志丹还坚决和“左”右倾错误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刘志丹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和破坏。刘志丹服从革命大局，讲究方式方法，与之进行了有礼有节、不卑不亢的斗争。1933年春，杜衡推行“左”倾路线，指挥红二十六军南下，刘志丹坚决反对。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指‘照金’）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南下失败后，刘志丹沉痛地对大家说：“极左的人最后会走上极右。杜衡把部队葬送了，他又叛变投降了敌人，这是对我们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事情未经历过，总是不深刻，这下我们知道‘左’是什么东西了。”针对在阎家洼子会议上的无理指责，刘志丹说，“我们不到梢山地区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据地。游击战争不跑就不是游击”“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梢山主义”。当他因错误“肃反”被捕入狱时，他告诉狱中的战友：“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四、他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模范

刘志丹始终保持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维护党的团结。1921年7月，他对国民党第四路军一营营长韩练成讲：“不管在哪里，不管跟着谁都不要忘记做革命的人，处处为民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绝不做反对革命的事。”1930年冬，在彬县遇险的刘志丹不顾自身安危，告诉白冠五：“你立即去补充团，找到马锡五、刘景范、刘约三他们接上关系，告诉他们要稳住全团情绪，安慰全体官兵，告诉大家，这个事件由我一人承担，和大家没关系，要防止内部发生动乱。”并对迅速解决此事冷静地提出方案。1935年9月下旬陕北错误“肃反”开始，刘志丹始终教育陕甘边的同志正确对待，接受组织的调查。当他在调往北线作战途中看到抓捕他的命令时，冷静地告诉通讯员：“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直接去瓦窑堡了。”刘志丹只身匹马来到瓦窑堡，即被秘密关押起来。在狱中，他主动接受组织调查，为其他被捕同志反复辩解，说“被捕的都是好同志”。他告诉中央来的调查人员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本人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虽然遭人诬陷，但是他不自矜功，“知有党不知有身”，宁肯自己被冤，也毫不失革命立场，不失对党的忠诚。出狱后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起奋斗。”他反复劝导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他要求习仲勋多关心多安慰受过整的同志，叮咛道：“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后方工作。”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一言一行充分体现了刘志丹对党的忠诚和信任。东征前夕，他对妻子说，“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人民群众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他是战士们眼中的老大哥，作为陕甘红军高级指挥员，他从不搞特殊，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家常饭，他的战马上经常驮着小战士或伤病员，部队休整时他经常下厨为战友们做饭，代替战士站岗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分配战利品时他都是最后领取的，有一次就只剩下一条花棉裤，他也是乐呵呵地穿上。他的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深受战士和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咱们的老刘”。至今依然在陕甘大地上广为传颂的英雄刘志丹的故事和歌颂刘志丹的民歌，足以说明这一点。蔡子伟回忆道：“刘志丹领导我们闹革命，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征粮纳税摊派，而是从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里留出一部分做公粮、公羊，保留在村里由农民看管，以备红军到时吃用。红军走到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有利军民关系。”

刘志丹在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独具一格、更加鲜明的革命品格，概括起来那就是八个字：爱国、为民、忠诚、奋斗。爱国、为民，体现的是刘志丹为什么要走上革命道路的初心和使命，忠诚、奋斗，体现的是刘志丹靠什么能干成革命事业的担当和作为。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烈士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就是要继承烈士遗志，传承烈士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勇当先，再创辉煌。（本文作者屈永峰/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编辑/苏红义）

（责任编辑 石逸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