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林杰
秦兵马俑面世五十年，几代考古人小心翼翼地用铲子、刷子和棉签打开尘封两千多年的黄土，让一个神秘的地下军团重现世间，不断刷新着人们对秦王朝的认知。
认识兵马俑是一段复杂而令人惊叹的探索过程，汇聚了众多考古学家的智慧与努力，而经五十年春秋，我们对秦始皇陵的了解仍只是冰山一角。“因为科技手段的局限性，加上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我们宁愿它暂时存在地下。”陕西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侯宁彬说，“等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个谜一样的彩色世界全部呈现在世人面前，也许要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
五十年间，秦兵马俑考古硕果累累，惊喜不断，不断刷新着人们对秦始皇陵“地下军团”以及秦所代表的伟大时代的认知。
最震撼的发现：超大规模的地下军团
1974年3月，临潼西杨村农民挖井的铁锹，掘破了两千年的寂静。56平方公里的面积震撼世界，一个疑问同时浮现：这么大规模的秦俑坑，其实质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让学界纷争多年。有人说是始皇帝的“东巡卫队”，有人说是“宿卫军”，也有人说是“送葬的俑群”，还有人说是郎官。日本学者提出，秦俑是用来保卫灵魂的；也有学者认为秦俑与秦陵无关，而是记功碑性的，为纪念战功而立的“封”。
▲兵马俑形象丰富，风格浑厚，富于感人的艺术魅力，是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
不论俑坑性质为何，按照秦汉时期崇尚的“事死如事生”的理念，这些队伍严整的兵马俑，或许能反映出秦代排兵布阵、横扫六国的历史场景。随着考古进程，从秦俑三坑总体的军阵内容可见，秦军之所以有相当强大的作战能力，与秦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军阵排布密切相关：一号坑以车兵为主体，车、步兵成矩形联合编队；二号坑是由骑兵、战车和步兵、弩兵等组成的多兵种部队；三号坑为“军幕”，即军事指挥机构。三个坑严阵以待，交相呼应。兵马俑形象丰富，风格浑厚，富于感人的艺术魅力，是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
最惊喜的发现：彩色兵马俑
陈展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号坑的1000多件兵马俑，军阵整体向东，呈现出厚重的灰黑色。这符合很多人对秦朝历史的认知，也是很多人通过照片看到的兵马俑色彩。然而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一书中，多处提到了兵马俑出土时是彩绘的，但那些色彩往往在重见天日的那一瞬间消失。
直到1998年，二号坑首次发现8件保存比较完好的彩绘陶俑，这是二十多年秦俑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不但真实再现了当年秦兵马俑的原貌，而且填补了历史上对秦代军服记载的空白，再现了秦代军人服饰的风格特征，为研究“秦代军服是自备还是统一发放”“秦人尚黑，为什么军服是五颜六色”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参考。
有学者认为，秦军军服虽然颜色各异，但服制统一，应属国家统一发放的军服。而更多的现有研究则表明，秦代士兵所穿衣服系自备，除了武器和铠甲有官方统一配备外，衣服都是按自己的爱好穿着。而且从多彩的兵马俑来看，秦代民间喜爱明快鲜艳的颜色，也许与秦人和诸戎族的融汇影响有关。
这一批彩绘秦俑中还有一张特别的面孔，它的造型、服饰与其他俑相比并无特异之处，样貌也是关中秦人的标准形象，唯独脸是绿色的，人称“绿面俑”。对绿面的成因，考古学家费尽心思做出多种猜测：是面具吗？是特殊保护色吗？是绿色人种吗？是为了迷惑敌方化妆吗？是工匠的恶作剧吗？是秦军中的傩人吗？是用来形容脸色黝黑吗？为了表达性格的傈悍刚毅吗？用来象征生命永恒吗？是植物染料的红色和矿物染料的白色混合形成的粉红色染料在地下余火带来的高温洪水中长期浸泡的结果吗？——以上种种猜测都不能完全成立，“绿面俑”至今仍是待解之谜。
最费解的发现：中国紫
得益于科技发展，我们终于得以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到兵马俑原色。随着研究深入，专家发现秦人对色彩的使用颇有章法，但仍有谜团未解，比如秦人是如何合成紫色的。
兵马俑上的紫色有着超乎想象的先进性，这种颜料在自然界无法天然存在。而在人类历史中，仅曾在西周至东汉时期的中国存在。再次出现则在1980年代美国实验室进行的高温超导材料研究实验中，成为实验的副产品。这种颜料的化学成分为硅酸铜钡（化学式：BaCuSi2O6），被命名为“中国紫”。
▲绿面跪射俑（摄影丨张天柱）
困扰考古学界的问题在于，很难相信秦汉时期的古人竟然可以熟练掌握制备中国紫的手段。
2012年，“中瑞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国古代硅酸铜钡颜料研究”课题研究组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德国高温电炉作为实验设备，试图复刻中国紫的古代制备方式。
要合成中国紫，钡（Ba）金属的参与和反应不可或缺。由于钡的化学性质十分活泼，从来没有在自然界中发现钡单质。实验在检测设备的帮助下，仍需要反复调整化合物比例，并且在900-1100度高温下保存24小时，才能还原钡金属。若温度超过1100度，“中国紫”便会发生分解，无法提炼。
实验虽然成功复刻和实现了此种颜料的合成，但其中涉及的化学实验设备、实验方法甚至实验设计，都被认为远远超出了古人所能理解和掌握的范围。专家高度怀疑，中国古人积累了远远超过今人想象的化学提炼技术和思维范式，但可惜的是，这些知识在东汉末年的频仍战争中全部散失亡佚。
有助解答历史谜题的发现：佩剑俑
《史记》这样描述荆轲刺秦的细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为什么在性命攸关的时候，秦王的剑拔不出来呢？“王负剑”又是怎样的姿势？对这些问题，学界时有讨论，民间津津乐道。
秦王的剑拔不出来并不难解释。秦朝时期剑的佩带方式称为“璏（zhì）式佩带法”，所谓“璏”，就是在剑鞘的上半部镶嵌一个穿贯腰带的方孔状装置，用于以皮带固定佩戴在腰间，供穿戴佩系之用。璏式佩带的剑被固定在腰部，与身体平行并贴合紧密，与地面呈垂直状态，故拔剑时一手只能在腰的部位握剑，抽剑只有单手伸直的距离。结合《史记》描述，秦王剑太长，佩剑位置又局限，所以一时拔不出来。
▲青铜长剑出土现状（摄影丨张天柱）
而关于“王负剑”的意思，世人有很多猜想：有人认为这是提醒秦王压低剑身；有人认为“负”其实是“扶”，提醒秦王扶一下剑；有人说是秦王躲避时候把剑跑颠了，大臣提醒“王覆剑”，把剑颠倒过来；还有人根据《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负有抱的意思，“王负剑”其实是提醒秦王把剑抱在前面拔……而更多的纷争在两种观点之间：第一种观点认为秦王在仓皇中忘记自己背着长剑，大臣喊“王负剑”是提醒他拔剑的时机；第二种观点认为大臣是提醒秦王把剑推到后背。
2023年1月12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发布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成果，其中有一件佩剑俑，剑及各个附件都在，记录了秦俑佩戴青铜剑的最初姿势：剑就挂在腰间，那么“王负剑”应该是提醒秦王把剑推到后背，从后背拔出来。
面向未来的发现：彩绘铜车马
2023年11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载人月球车研制方案征集的初选结果，清华大学的“望舒之辇”方案成功入选。“望舒”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为月亮驾车的女神，“辇”则是我国先秦时期的车具。
见过秦陵挖掘出的彩绘铜车马的人，看着“望舒之辇”月球车可能会觉得眼熟。“望舒之辇”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秦始皇陵出土的彩绘铜车马：月球车中部有一对大型主车轮，形似秦陵铜车马一号车的车轮；顶部设置有一个与铜车马二号车顶盖相似的椭圆形穹隆华盖，既可为航天员遮挡强烈的阳光照射，也可以在上部铺设太阳能电池阵，解决科研仪器供电的问题。显示器的支架则像铜车马驭手驾车的缰绳，造型轻巧实用。
▲彩绘铜车马（摄影丨张天柱）
两千两百余年前的秦陵彩绘铜车马，不仅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设计灵感，其本身也包含了许多独具匠心的设计巧思和高超卓越的古代科技。铜车马被发现于1978年，整套车马鞍辔齐全，银质饰品仍然色泽鲜亮，金质器物闪闪发光，所呈现出的高超的制作工艺让人惊叹。铜车马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每套车马根据各个部位的性能，采用不同的合金配比和多种铸造工艺，分铸了大大小小3000多个零部件；按照各个零部件的功能、形状和大小，运用了焊接、镶嵌、销钉连接、活铰连接、转轴连接、子母扣连接等十几种工艺技术，将其组合成完美的整体。历经两千多年，铜车马的车轮还能转动，马的络头、缰绳仍柔软灵活、弯曲自如，被考古学家誉为“青铜之冠”，并在2016年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推选为“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之一。
假说相伴的发现：青铜长剑
也许因为兵马俑自带的神秘色彩，有一些流言广为流传。比如传说1974年挖掘时，有一把青铜剑剑柄陷泥，剑尖被一尊重达150公斤的陶俑死死压住，致使剑身弯曲近45度。离奇的是，当考古专家们将陶俑搬开，这把又窄又薄、被压弯了两千两百多年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
虽然这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但兵马俑的青铜剑本身也足够特别。因为青铜材料容易折断，所以青铜剑普遍宽而短。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而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剑身呈柳叶状，又细又长又尖，剑长均在81-94.8厘米。
要知战国诸国已经淘汰青铜兵器，配备铁兵器，而偌大的兵马俑坑只出土了很少的铁器，秦国的虎狼之师竟然是用已经落后时代的青铜兵器吗？
检测数据表明，兵马俑青铜剑表面含锡量为31%，内部含锡量为21.4%。有学者认为，根据铜锡二元合金的机械性能与含锡量的关系，含锡19%以上的高锡青铜合金很脆，不适宜制作兵器剑。兵马俑青铜剑在使用中极易折断，实战中很难派上用场，所以它们只能是随葬品。另有学者认为秦兵马俑青铜剑既坚且韧，长度惊人，利于实战。自2010年以来，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考古所及秦始皇陵博物馆采用新仪器对秦兵马俑青铜剑进行了全新金属分析；2011年，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持，发表在美国《材料研究学会》（MRS）上的研究论文显示，新测试的一批青兵马俑青铜剑，尽管仍然是高锡青铜，但全部采用了铸造后淬火或退火的工艺。经淬火处理后具有良好性质的金相结构马氏体能保留下来，使青铜的抗拉强度有极大增加，提高延伸率，也就是说，兵马俑青铜剑因淬火工艺而能成为良好的实战兵器。
▲1978年兵马俑一号坑出土的三年吕不韦戈
2019年4月4日，英国剑桥大学的马科斯·马提侬·托雷斯（Marcos Martinon-Torres）在《Scientific Reports》（科学报告）发表了一篇研究秦兵马俑兵器防锈原因的论文，否认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假说——秦代兵器匠人在两千多年前就掌握了涂铬防锈技术。
这种假说起因是兵马俑大量青铜剑出土时兵刃犹然锋利闪亮，于是考古人员用现代科学方法检测分析，一些青铜剑表面，竟有一层厚约10微米的氧化膜，其中含铬约2％，很像近代才掌握的铬盐氧化处理防锈工艺。该工艺需在比较复杂的设备和工艺流程下才能实现，德国、美国分别在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才发明这种先进工艺并申请专利，且这种工艺的防锈功能一般只能保持六十年左右。生活在公元前200多年的秦代工匠怎么就掌握了这种工艺？还能防锈两千多年？成了兵马俑的谜团之一。
托雷斯等人的研究团队分析了464件兵马俑兵器，只在37件中发现了铬，“说明铬元素在金属表面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同时，研究人员在88％的弓把、剑柄、剑鞘等兵器配件周围检测到了铬，但只在2％或更少的箭头或剑身的样本上发现了铬。他们认为，出现这种分布，是因为这些含铬的金属部位更靠近处理木制元素的生漆，这些木制部分已经受到了腐蚀，但生漆中的铬元素沉积到了金属上。也就是说，铬的存在可能是生漆污染的结果，而非秦代工匠有意为之。
透物见人的发现：铭文
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兵器上都有较长的铭文，记录了兵器的生产年代、生产作坊（寺工）、督造者以及工匠的名字，也有些兵器比如矛和镦上仅刻有“寺工”二字。这些兵器上的铭文一直被专家们认为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体现，是当时标准化生产的一种质量监督手段。
《礼记·月令》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物勒工名”是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它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问责制，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1978年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时，就清理出20多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兵器，其中有一件青铜戈，正面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詟，丞义、工窎”，考古专家研究认为，其含义是秦王嬴政三年，由丞相吕不韦最高督造，当时的“寺工”即造兵器和车马器的中央官署机构直接负责人名为“詟”（zhé），“丞”即管理下述工匠的职官名叫“义”，制作这件兵器的工匠名字是“窎”（diào）。
陶俑、陶马身上也有一些刻划或戳印的文字，袁仲一在《秦代陶文》中将这些文字分为两大类：一是数字类，为制作陶俑、陶马过程中的编号；二是制作陶俑、陶马的工匠名。这些名字又可分成四大类，一是在人名前冠一“宫”字，很可能是来自皇宫中的御用匠人；二是在人名前冠一“右”字或者“大”字，可能来自“右司空”等秦朝的工程部门的；三是在人名前冠一地方名，应该是指来自某地的地方匠人；四是仅有人名，人名基本上仅有一字，可能是临时征召的民间匠人。
这些铭文传递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比如通过铭文确定物件生产时间，比如经对比发现“物勒工名”制度有其具体实施的范围和程度，对于不同性质产品有着不同的要求等。同时，透过这些铭文，我们可以穿越两千年历史，抵达作为个体的人。
黏结修补神器：复合材料
2022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与秦陵博物院合作，在国际权威期刊《科技考古》（Archaeometry）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在秦兵马俑上新发现了一种多用途的复合材料，这种材料被广泛用于兵马俑制作中的填补、粘接、抹平等工艺中。
复合材料是由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材料组分优化组合而成的新材料，其不仅能保持各组分材料原本的优点，还能将不同组分材料的优势进行互补，从而提高其综合性能。复合材料是现代材料界的热点话题，而在古代也曾有运用，比如将石灰砂浆作为建筑材料应用于建筑中。
▲完成修复的百戏俑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新发现的复合材料呈青灰色，存在于兵马俑战士颈部和头部、手臂和身体、袖子和手掌、袖子内侧，马的头部和颈部、四肢和蹄子等处，从发现这些材料的部位可以推断，该复合材料可能用于兵马俑不同部位的黏结或整平修补。
为分析该复合材料的确切成分，研究人员使用了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X射线衍射光谱仪（XRD）、偏振显微镜（PLM）、PETROG数字步进台和软件及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等仪器与方法。分析显示，兵马俑上发现的这一复合材料由含有动物胶和鸡蛋的蛋白质黏合剂及研磨陶器颗粒的无机填料组成。有机组分蛋白质黏合剂与无机组分研磨陶器颗粒在性能上相互取长补短，组成的功能复合材料实现了单一材料不能达到的综合性能。
兵马俑分别在其颈部、左臂和脚踏板上都刻有不同的姓名，据此可以推测兵马俑可能是按部位流水线式制作的，而这些分开的部位如何连接黏合，兵马俑上新发现的这种复合材料或许可以为我们揭开答案。同时，目前用于文物保护修复领域的同类功能材料多为有机高分子材料，其易老化的特性使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兵马俑上发现的这一复合材料所具有的高强度黏合能力和耐老化性，可能为修复材料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杂技世界的发现：百戏俑坑
1999年3月，始皇陵考古队又探得一处陪葬坑遗址，编号为秦始皇陵园K9901陪葬坑。此坑位于秦始皇帝陵陵园的东南部，距离秦始皇陵封土约300米。该陪葬坑出土了一批非常罕见的陶俑，造型风格特点与秦兵马俑截然不同。根据文献记载及逐步考证研究，它们很可能是为宫廷表演举鼎、持竿、摔跤等娱乐活动的百戏艺人，K9901陪葬坑也被称为“百戏俑坑”。
所谓百戏，是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据文献记载，秦时杂技百戏名目繁多，演技成熟，已经成为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百戏俑坑出土的4号俑被称为“泡钉俑”，是目前K9901坑发现的彩绘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陶俑。其上身着衣，布满泡钉，泡钉间饰以太阳八角纹；下身着裳，绘有精美的纹饰。它身上残存的彩绘图案主要集中在上衣、领缘、袖缘和裤子腰带等部位。上衣为黑色的八角星纹，中间有黄色连珠纹装饰。领缘、袖缘和腰带为几何纹饰，亦装饰有草叶纹，用肉眼依稀能观察到白色、黑色、黄色和紫色。此前，为了更好地向人们展示4号百戏俑身着服饰原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了4号百戏俑彩绘纹饰的纺织品复原工作，选用丝绸作为原料，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已经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4号百戏俑身着服饰的基本原貌。
28号陶俑上半身基本完整，下半身残破较严重，在对出土陶片初步拼对后发现它的姿态更为奇特，被称为“仰卧俑”。它两膝着地，两脚收于臀下，两臂向后舒展，呈仰卧状。在2022年的陕西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秦陵博物院会场，陕西省杂技艺术团的专业演员对28号百戏俑的动作姿态进行研究和模仿，编排了杂技节目进行表演。
百戏俑坑内还有一个十分高大的无头陶俑，专家测量其在无头的情况下达2.2米，其脚掌换算到现在的概念大概有54码。专家称，如果算上头部高度，这个陶俑身高就要达到2.5米，堪称秦代的巨人。
百戏俑大多上身赤裸，下身穿彩色小短裙，形态健硕、瘦削不等，姿态各异，动作有直立状、双手卷衣状、一手叉腰一手高举、双腿弓箭步、半跪状等，仿佛正在参加一场宫廷聚会，各施手段展示自己的高超技艺，反映了秦代宫廷丰富的娱乐活动。
苑囿的发现：水禽坑
今年1月31日，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何止秦俑——秦陵苑囿之K0007陪葬坑”展览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陈列厅开展。展览以青铜水禽为重点，共展出57件展品。
K0007陪葬坑位于秦始皇陵外城垣东北角900余米处，曾遭大火焚烧和人为破坏。2000年6月被附近村庄村民偶然发现。经相关部门批准，从2001年至2003年，秦始皇陵考古队对该陪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陪葬坑出土原大的青铜水禽46件，跽姿和箕踞姿陶俑15件，如此众多青铜水禽的出土，说明这个陪葬坑营造出了某种“水环境”，K0007陪葬坑也被称为“青铜水禽陪葬坑”。
青铜水禽在秦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这对丰富和评价秦始皇帝陵的文化内涵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但对青铜水禽陪葬坑的性质，至今未有定论。
这些青铜水禽鲜活灵动，定格的都是水禽动态过程中的瞬间，特别有一只保存完整的青铜仙鹤，像是刚刚从水中捕捉到美食，长长的鹤颈弯曲接近地面，鹤喙中衔有一条小虫；而陶俑所着服饰相似，头戴软帽，身穿长襦，下着长裤，未穿鞋，仅穿袜子，席地而坐于室内；另外还有一些骨质、银质和青铜小件器物，考古人员认为可能为乐器附件。
▲完成修复的百戏俑
《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发掘简报》认为，陶俑和水禽之间当是一种主从关系，陶俑表现的也许是做敲击乐器或演奏弦乐的瞬间动作。有专家认为青铜水禽坑的功能是为秦始皇的灵魂提供特殊音乐娱乐服务：音乐家通过演奏弦乐和打击乐器，以节奏分明的曲调驯化水禽，使水禽能随着乐曲的变化起舞悦人。也有专家认为，青铜水禽陪葬坑与1996年发掘的动物陪葬坑性质完全相同，都是对王室苑囿的一种局部仿造。两个陪葬坑出土的飞禽、走兽、鱼鳖、水禽共同构成了古代苑囿的主要生物内涵，甚至可能就是对地面上古苑囿的仿造，而握持乐器的陶俑位于另一区域，应为宴乐俑，是为君王游幸苑囿提供乐舞以用于欣赏和助兴的，与出土的水禽并没有主从关系，不存在驯化之说。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体现了秦始皇陵园竭力仿造世间王宫恢弘奢靡的场景。秦始皇陵园具有苑囿性质的K0007陪葬坑的出土，为我们展现了古代苑囿更为具象、写实的面貌，丰富了今人对于古代苑囿的认识，对秦苑囿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王顺利-《新西部》杂志 · 新西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