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十多年前西藏首批驻村工作队队员之一，也是全国社科院系统仅有的两位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的优秀代表之一。他的驻村体验，促进了他对西藏贫困问题以及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刻认识。而为西藏贫困问题探寻解决之道，为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农牧民早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寻找方向，更是他继续学术研究的动力。

如何彻底解决西藏地区的贫困问题，与他这一代的西藏学人来说：斯文在兹，大道无垠。

5月初的拉萨，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办公室，徐伍达针对西藏城乡融合正在撰写一份对策建议。办公楼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一种静谧的气息，让人不由得会将呼吸屏住一些，生怕破坏了这种氛围。

徐伍达站起身，关闭了办公室的门，与记者聊起驻村的话题，但涉及内容并不仅限于驻村，还有他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他对西藏乡村振兴的思考和对策建议。

从藏西到藏东

2024年的秋季，徐伍达将进入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攻读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杨明洪教授。他申请博士的论文之一是《藏东地区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变迁》。

“我申请的这个研究方向，更偏重于人类学与田野调查。”在徐伍达看来，自己对西藏农村的真正了解，源自2011年底的第一次驻村扶贫。这次驻村经历，让他接地气、长知识、开眼界。

西藏有一句俗语：远不过阿里，苦不过那曲。从2011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在全国率先推行干部驻村帮扶工作。“因为是第一批驻村扶贫工作队，各级领导非常重视，我们社科院的首批工作队是由一位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当时自治区给西藏社会科学院安排了三个驻村点，其中一个驻村点位于藏西的日喀则、阿里与那曲三个地区交界处的昂仁县宁果乡宁果村。这里海拔在4900米以上，按照规定，西藏驻村工作队轮换时间是海拔4500米以下的一年一轮换，4500米以上可每半年轮换一次。

2011年底在日喀则昂仁县宁果村驻村的徐伍达

2011年11月，正在内地休假的徐伍达接到院里首批派出驻村的通知。按照通知，他前往驻村的地方，必须要带上生活物资，因为那里属于高寒纯牧区，日常所需的蔬菜、水果和粮油，都得到300公里以外的县城去购买，而这光是土路就有200多公里，还要翻两座海拔5000米以上大山。于是，从第一次驻村开始，大家就形成了一条固定的行走线路：带着生活物资一大早从拉萨出发，五个小时左右到达日喀则市区，继续采购一些耐储存的蔬菜和日用品，再开车行驶四五个小时，就到达昂仁县城，当晚再买好新鲜水果、蔬菜，第二天一大早从县城出发，在路况不出问题的前提下，晚上7点多才能到达村里。

2011年的时候，宁果乡还没有通电。村委会有县上给配备的两块太阳能光伏板，驻村工作队也配备了两块，充满电的蓄电池每晚可让大家看两个小时的电视，并保证手机能续电。但遇到风雪天气，供电就没了保证。“那年冬天风雪也特别大，我刚去就遇到间歇性的大雪封山，我和我们副院长在村子足足待了一个月没能下山休整。”徐伍达回忆说，当时他虽然已经在拉萨工作生活了几年，但来到海拔4900米的牧区，他也和同事们一样会有高原反应，头疼得整晚整晚睡不着。

2022年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第十一批驻村工作队出发仪式（左六为徐伍达）

第一批驻村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要将村子的基本情况进行摸底，然后帮村子搞基础规划。在高寒缺氧地区走访牧民，有的人家住得比较远，一走就得一整天，对体力是极大的考验。但正是在这里，徐伍达开始将自己掌握的理论与眼前看到的现实相互联系起来，成为他后来渐趋转向田野调查的开始。

徐伍达说，在宁果村的半年间，他的触觉才开始真正扎根大地。他和同事走村入户，在牧民家坐下来边喝酥油茶边聊天。“牧民是最纯朴的，与外界接触也少，你问他们什么，他们都愿意给你说。”很快，村子里这家与哪家是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每家的经济、婚姻状况是什么样的，工作队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从2011年年底开始，西藏社会科学院为宁果村协调解决人畜通行桥梁与冬季牲畜的暖棚问题。早在研究生阶段，徐伍达和导师就关注过这个问题，他们调研发现，西藏牧区积温不足，出栏周期长，是致贫重点问题之一。“我们的扶贫项目解决了宁果村牲畜冬季在户外掉膘的问题，缩短了牧民的饲养周期，加快了市场变现能力，这对他们收入影响非常大。”这个结果，让徐伍达倍感欣慰。

从宁果村返回单位后的当年年底，徐伍达又来到了芒康县帮达乡毛尼村驻村。

徐伍达从藏西到藏东，从纯牧区到半农半牧区，而且都是驻村半年，但他发现两次驻村工作之间存在很大变化。“在外人的眼中，这两个地方都是农牧区，可从自然环境到交通条件，再到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那真是天差地别。”帮达海拔不到4000米，曾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川藏道、滇藏道交汇的地方，也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藏商邦达昌所在地。毛尼村更是在214国道旁边，交通极其便利，而且村民一直有经商的习惯，所以市场化程度相对高一些，思想也比较活跃。”徐伍达在村子里能明显感觉到，由于村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比较多，对外来新鲜事物易于接受。

2012年10月15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昌都工作会议，确定打造藏东经济强区。要求加大改善昌都地区的民生条件，并对发展当地教育、医疗、社保、扶贫、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给予大力支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芒康县各个村的驻村工作队在农牧区开展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工作。“藏东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对村民进行思想教育。驻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筑牢反分裂斗争的根基，对群众开展新旧西藏对比与感恩教育。”在毛尼村驻村半年时间里，徐伍达和同事在将贫困人口的识别程序纳入信息管理的同时，还要依靠各项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以及社科院的各项支持，想办法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提高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毛尼村村民实现了松茸、木耳以及藏药材的增收，但接着又出现销售不畅的问题。当时电商经济还没有现在这么活跃，驻村工作队就申请30多万元援藏资金，为村上购买了烘干机。徐伍达离开毛尼村的时候，烘干机已经开始为村民提供服务，驻村工作队还协助村子在村委会的边上建起了松茸交易市场。

从藏西到藏东的两次驻村扶贫经历，让徐伍达对西藏贫困问题有了较深的理解，也为他八年后撰写《藏东地区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变迁》一文提供了最基础的调研依据。

一份提案带来的效应

在2021年2月25日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徐伍达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在徐伍达看来，他获得这个荣誉，主要缘于他的理论贡献。“通俗地说，就是完成了西藏脱贫攻坚工作的公共表达问题。”据徐伍达介绍，全国获此奖项的1981人中，社科院系统只有两位获奖者，另一位来自新疆社科院。

2021年7月，作为西藏社会科学院的献礼丛书，徐伍达主编出版了《摆脱贫困全面小康：西藏脱贫攻坚论文精选》一书，这也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暨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系列丛书之一。这本书中收录了从2009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各个领域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农村贫困问题形成的调研报告和对策建议，其中包括徐伍达的多篇论文和调研报告。

“我们社科人主要的职责与任务，就是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在谈及自己的理论贡献时，徐伍达重点提及2015年自己参与的一份多人共同调研后递交给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交的决策建议。

其实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迹可循。2009年研究生毕业后，徐伍达就发表了多篇研究西藏贫困问题的调研报告与学术论文，引起多方关注。2015年春，他被抽调到自治区政府研究室，开始对全区的贫困问题做系统的调研。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徐伍达正在调研的地方，刚好就在震中。当时，他随自治区政府研究室的调研小组来到日喀则市定日县珠峰大本营附近的农村调研，地震突然发生了，好在大家都安然无恙。随后，调研小组又选取了日喀则市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即定结县西南部靠近中尼边境的陈塘镇。陈塘镇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尔巴人聚居区，他们在这里主要调研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西藏自治区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全区74个县区都整体处于深度贫困。据徐伍达介绍，从2001年开始，政府就开展了多轮扶贫工作，比如整村、整乡推进，还有通过扶贫政策与低保相结合的双轮驱动，让百万牧民越过了当时确定的帮扶线。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又实行了新农村建设，给低收入群体与贫困户加固筑防，完成农牧民安居工程。

调研小组选取不同的乡镇和村庄进行调查，发现各个村子都在搞新农村建设，但其中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各部门的扶贫资源不聚集。“农、牧、水利等与农村扶贫相关的部门，各管一头，完全就是‘九龙治水’。看起来都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但是各个部门的资源零碎而分散，撒胡椒面一样。而各个乡镇村庄也因这些分散的扶贫助农资源要求各不相同，搞得疲于应对不知所措。”徐伍达说，在调研小组的几次开会讨论中，大家形成一个共识：“行政资源不聚集就导致了各种要素配置存在一些偏差和低效率，也就是通常所讲的靶向性不明确。”调研小组最后提出，应当采取成立作战指挥部这一方式，解决现有问题。有了指挥部，能把所有的涉农资源聚合在一起，相应配套的资金直接划到县，既解决了行政效能问题，也避免了蛋糕随便切的问题。

调研小组回到拉萨后，立即给自治区党委、政府起草了一份调研决策建议，提议在全区通过指挥部的形式，将所有涉及扶贫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有效地投入到农村发展当中去，实现精准扶贫。徐伍达参与形成的这个提案，很快就被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采纳了。

2016年，西藏自治区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脱贫攻坚指挥部，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担任指挥长，各级扶贫办都作为各地脱贫攻坚指挥部的办公室，将所有涉农部门全部整合到指挥部中，这样各个县区也能灵活地根据自己薄弱的环节，有针对性地聚合资源。在徐伍达看来，这才是党和国家所要求的“精准扶贫”。

“我们首创的脱贫攻坚指挥部的决策建议对自治区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国家原计划西藏自治区要用五年的时间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而我们却能在短短四年时间完成此项任务的重要原因。”徐伍达说，西藏自治区成立脱贫攻坚指挥部后不久，这一举措就在全国开始推行。

徐伍达（左二）在北京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在全国脱贫攻坚关键阶段，徐伍达并没有驻村，但他的身影却时不时出现在海拔5000米的羌塘草原腹地和怒江深处的夏里三乡。从藏西到藏东，走村入户做调查研究，或者随自治区讲师团在日喀则、阿里等地为基层干部做脱贫攻坚政策宣讲。他还受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委托，对全区脱贫攻坚专干进行培训。他在培训中发现，很多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显得很机械也很被动，很多人理解不了这项政策与另外一项政策之间内在关联。“这样很随机！因为国家的扶贫政策能不能精确地落实到每个贫困家庭，是要靠这些基层干部去执行的。”徐伍达说，他在培训中反复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明白什么是精准扶贫，精准的要求和目的又是什么？

这一时期，徐伍达出版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2016年，他完成了《克松的变迁——西藏乃东县昌珠镇克松居委会调查报告》一书。从2017年开始，他应《新西部》杂志的约稿，连续四年撰写西藏脱贫攻坚发展报告。期间，他还完成了“西藏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的路径研究”等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执行主编了2017年至2022年《中国西藏新农村建设绿皮书》年度报告，部分研究成果得到中央和自治区领导的肯定性批示；《西藏新农村变迁的缩影与见证——来自山南市克松社区的调研报告》获第三届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报告类二等奖、《藏东地区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变迁》获首届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西藏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新格局研究》获2020年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民族经济研究三等奖。还有多篇有关农村经济研究的论文在单位获奖。

2020年5月，徐伍达再次获奖，这位被誉为将论文谱写在雪域高原大地上的青年学者，获得第16届“西藏青年五四奖章”。而他对西藏脱贫攻坚的公共表达能力所产生的影响也在一直持续着，2022年，他获得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2023年9月1日，“中国讲坛”新时代西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成就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在林芝主会场，徐伍达向来自非洲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高校学生分享了以西藏为代表的中国极高海拔地区消除绝对贫困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第三次驻村

与很多在西藏工作的内地干部一样，徐伍达和妻子、儿子也是长年分居两地。妻儿都在四川雅安，很多时候，即便是想念家人了，但遇到“五一”“十一”这样的小长假，他也不能回雅安去。他说，“我们这些久居高原的人，不能频繁来往高原和内地，人在一个环境里有一种均衡，回一趟内地，这种均衡会被打破，再回来又会有高原反应的。”

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取得突破，却是他持续追求的新目标。2022年8月，徐伍达再次回到藏东昌都芒康县帮达乡，他带领的驻村工作队来到了毛尼村旁边的加嘎村。到加嘎村后，他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先回十多年前驻村过的毛尼村看看。

毛尼村变化很大。那个由汉族老板老张在毛尼村经营的小卖部，如今已经变成由老张的儿子小张接手，小张当然不认识十年前曾经在这里驻村扶贫的年轻学者小徐。让徐伍达高兴的是，老张变成小张，小卖部也变成了超市。“小张这一代年轻人经营的超市，已经成了乡村网络经济的代理点。”徐伍达了解到，小张的超市和乡镇很多超市一样，都在成都寻找一个固定代收点，去成都进货的时候，就帮附近的村民们将购买的物品带回芒康，只收一点跨省的手续费，这样就解决了西藏网购不包邮的问题。村里的农副产品也通过这样的方法，解决了网络销售的问题。而且京东、阿里等电商在一些大的乡镇也布局了网点。与内地农村一样，这里的土特产网络销售通道已经打通。

徐伍达还发现，不管是毛尼村还是加嘎村，基础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各个自然村的主要道路全都硬化，村民饮水不仅安全而且便捷；手机4G信号也覆盖了绝大部分的自然村，只有个别相对偏远的放牧点因为高山阻挡还有一些信号盲区。

十年后，徐伍达带着工作队再次来到帮达驻村，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乡村振兴。“核心任务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个方面实现乡村振兴。”

徐伍达接受采访

经过一段时间走访调查，徐伍达了解到，当地群众的增收渠道依然不多。他觉得，这其中有自然环境的原因，也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这个仅有1198人的村庄，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村里的富裕群体都搬到城镇居住，年轻人都到城里务工去了，剩下的800多人，不仅年纪大，文化程度低，而且大多思想比较守旧。

“这就引出三大问题：为什么要搞乡村振兴？谁来振兴？振兴的主体是谁？”这也是徐伍达给自己出的研究课题。

如何让加嘎村村民增收？徐伍达和驻村工作队提议村民种树，因为种树政府是有补贴的，而且有利于发展生态经济。但是，村委会和村民们担心种树会把土地圈起来，这样牲畜就过不去了。于是，这个提议就不了了之。

徐伍达经常反省，工作队的设想与村民意愿的距离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有些看似不错的规划，却成了村民们眼中的“天真想法”？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自己一直强调要有扎根理论。“如果不因地制宜，你的想法再好也做不下去，村民们既不支持，更不愿意加入其中。”

2023年5月，徐伍达与工作队结束一年的驻村工作返回单位，他也带回了对乡村振兴的更多思考。其中一个思考是城乡融合方面的，他正在写成对策建议。

这次驻村，徐伍达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年各个村长期派驻工作队，间接地导致了乡村干部综合能力偏弱。村干部工作主动性不强，什么事都想交给驻村工作队代办。”在他看来，乡村要振兴，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必须要为村级组织培育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同时，徐伍达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这不是投入一些现代化设备，搞了现代产业，打通了交通就能实现的。比如现在农牧区的年轻一代也和内地的年轻人一样，看短视频、网购，但他们是否真的已经融入外部的现代社会？”在他看来，如果乡村人的思想、人的教育、人的素质达不到现代化水平，“即使把高铁修到家门口，他仍然会选择骑马！”

虽然已经是研究员，还担任西藏民族大学兼职导师和西藏农牧学院农村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老师，但徐伍达还是决定再去读博士。对这样的选择，徐伍的解释是“主要还是为了个人学术上的提升。”他觉得自己需要静下心来，对这些年在基层调研遇到的问题，还有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惑，通过导师的引导，能够给予系统性的整理和疏解。

“我今后的研究方向，会更倾向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从书本中抽离出来，从理论走向实践，通过实践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徐伍达说，他这次申请的是定向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还是要回到西藏的。

多年前，徐伍达就确定了自己的研究目标，那就是致力于为西藏贫困问题寻找到解决之道。如今，为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农牧民早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寻找方向，又成了他继续学术深造的动力。

这样的徐伍达，颇有些古代名士的风范：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特别致谢！）

责任编辑：王顺利-《新西部》杂志-新西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