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人类面前有诸多个难题，土地沙漠化治理便是其一。中国沙漠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过去二十年，《新西部》不止一次关注沙漠治理，从最早的牛玉琴治沙事迹，到《民勤：拒绝第二个罗布泊》等深度调查，再到对《王文彪：绿色财富创造者》等治沙成功典范的宣扬，一步步见证了西部人民在沙漠生态治理过程中所迈出的坚实的步伐。

如今，毛乌素沙漠治理成效再次举世瞩目。经过七十年的人工干预和治理，中国人在毛乌素沙漠创造出世界首个治沙成功案例，使大约90%的沙漠得到了成功治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000多万亩。联合国治理荒漠化组织总干事曾这样评价：毛乌素沙漠治理实践，做出了让世界向中国致敬的事情。

▲西部生态是《新西部》持续关注的主题之一

4月22日，新冠疫情在国内有所缓解之际，一则新闻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根据陕西省林业局发布数据，榆林市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24%，沙化土地面积比1999年减少472万亩。沙区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实现了区域性的荒漠化逆转。业内人士解读这组数据后惊呼：毛乌素沙漠即将在陕西省境内“消失”！

毛乌素沙漠横跨内蒙古、陕西和宁夏。除陕西外，宁夏回族自治区治沙工作也已开展多年，其成功经验获得联合国的肯定，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为“全球环境保护500佳”。

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在毛乌素沙漠里建起了生物质发电厂，利用沙柳平茬复壮的生物属性，建设起了永不枯竭的绿色煤炭基地。鄂尔多斯农牧民在沙漠里广种沙柳，每年通过平茬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鄂尔多斯沙漠绿浪翻滚，荒漠成了聚宝盆。方圆几万里的毛乌素，很难见到百十亩大的明沙。

这看似弹指一挥间的喜人成就背后，不仅是科学与管理的进步，更是一代又一代治沙人坚定信念的展现。毛乌素沙漠每一抹绿色的背后，都凝聚了无数治沙人的青春与梦想。

中国治沙从这里开始

毛乌素沙漠亦称鄂尔多斯沙地，蒙古语意为“坏水”，地名起源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海则滩乡毛乌素村。在地理上有大小毛乌素之说，自榆林市定边县孟家沙窝至靖边县高家沟乡的连续沙带称小毛乌素沙带，是最初理解的毛乌素范围。

从大的地理范围来说，因为陕北长城沿线的风沙带与内蒙古鄂尔多斯（伊克昭盟）南部的沙地是连续分布在一起的，因而将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和陕北长城沿线的沙地统称为毛乌素沙漠，基本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南部、陕西省榆林市的北部风沙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东北部。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八大沙漠中并没有毛乌素。毛乌素只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但由于习惯性，人们也称其为沙漠。也就是说，这里并非天然的沙漠。学术界公认的是，毛乌素沙漠的绝大部分地方在古代曾经水草丰美。5世纪时，毛乌素南部（今靖边县北的白城子）曾是匈奴民族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后来由于人类不合理开垦、气候变迁和战乱，地面植被丧失殆尽，就地起沙，形成后来的沙漠（沙地）。毛乌素沙漠是在一两千年的时间里逐渐扩展而成的，大约自唐代开始有积沙，至明清时已形成茫茫大漠。

陕西省榆林市被称为“驼城”，意为沙漠之城。史书记载榆林曾有三次被迫南迁，其原因就是由于毛乌素沙漠不断逼近导致的。到1949年时，沿长城的靖边、榆林、神木一带流动沙丘密集成片，但西北部仍以固定和半固定沙丘居多。

在整个毛乌素沙漠形成过程中，神木-榆林-乌审旗之间的几千平方公里沙地应该是“玄孙”级的。事实上，直到清代初期，这里都是森林草原；到当代，府谷县西北部和准格尔旗羊市塔乡，还存有天然的杜松林和树龄千年的油松，它们是陕西和内蒙古交界的东段地区繁茂森林消失的见证者，也是沙漠南侵最后的坚守者。

▲榆林毛乌素沙区河流水系固沙林

榆林解放时，城区几乎已陷入沙漠中，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爬上沙丘，登上城墙。这座塞上名城已经成为陷在沙海中的“孤岛”，海浪似的荒沙从四面八方涌到城下，大风一起，风沙翻墙而过，在城里也堆起了黄沙。

据公开数据显示，解放初期的榆林全市仅残存60万亩天然林，林木覆盖率只有0.9%，流沙吞没农田牧场120万亩，沙区仅存的165万亩农田也处于沙丘包围之中，390万亩牧场沙化、盐渍化、退化严重，每年因水土流失输入黄河的泥沙高达5.3亿吨，占中上游入黄泥沙量的三分之一。

陕西是中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危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也是京津地区重要的风沙源。这里也是阻止西北风沙东越南进的重要防线。而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的99%都集中在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榆林，因此，陕西“三北”防护林工程、全国性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全面治沙行动，也都集中在榆林。

当年从榆林到内蒙古、宁夏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飞沙走石家无粮，人老几辈住坯房。房屋埋压人移走，看见黄沙就摇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榆林市痛下决心，开始治理沙漠。中国的治沙行动，也正式从这里开始。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评价说：“中国的防沙治沙是从榆林走出来的，榆林成功的防沙治沙经验，正在引领着中国乃至世界防沙治沙工作的走向。”

1950年，原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在榆林成立陕北防沙林场。1953年2月，陕北防沙站撤销，成立陕北防沙造林局。从此，榆林开始了艰难的治理毛乌素沙漠的探索工作。

最初的治理主要是固沙，引水拉沙，发展灌溉，治理效果有了初步体现。1959年，榆林政府发布治沙补贴政策，成立国营林场，发动全民治沙造林。于是，数十万榆林民众扛起镐头，背起树苗，挺进毛乌素沙漠。有了政府的补贴，治沙就容易多了，政府出钱，百姓出力，大力兴建防风林带，引洪淤地，治沙成果很快就显现出来。

榆林治沙所显现出来的良好效果，让同处于毛乌素沙漠区域的宁夏和内蒙古也深受启发。从上世代60年代起，在国家主导下，宁夏、陕西、内蒙古三省区各自规划，国家林业部三北局审批并作指导，三省区一起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治沙工作。

奇迹背后的艰辛与坚守

从科学的角度看，毛乌素沙漠之所以能被治理，原因在于这里荒漠化时间并不久，历史上曾是森林和草场，地下水资源丰富。在榆林的北草地，随处可见很多天然的“海子”。由于地下水位比较高，大部分地方深挖一下就是湿沙，具备了人工植树造林的必要条件。

近些年，气象学术界也有一种说法，随着中国雨线北迁的影响，中国的沙漠治理也随之进入一个新时期。

但毛乌素沙漠能被治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人！

有人说，毛乌素沙漠的治理史就是一部生态建设的人文英雄史，的确如此。在七十年间的治理过程中，是无数生活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民众们，凭着向沙漠要家园、要土地，将植树造林坚守成了一种信仰、一种理想，与浩瀚无垠的荒漠和肆虐无情的风沙进行着坚苦卓绝的抗争。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的治沙探索，为世界防治荒漠化提供了“中国药方”，同时也为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出了中国经验。而这里涌现出来了众多的治沙“愚公”们，也在世界各国中享有盛誉。

1955年，陕西省定边县小滩子村民在村支书李守林的带领下，搬掉千方以上的沙丘一百多个，夺回4800多亩沙地，通过植树造林，全部实现了林网化。

1956年，陕西省靖边县高墩沙下的杨桥畔，村支书詹立武在长期与风沙较量中，创造了“抓沙顶，野马分鬃，漩沙腰，劈沙畔，梅花瓣，羊麻肠，麻雀战”等七种引水拉沙方法，引起国家的重视。197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方农业会议讲话中提出“全国宣传杨桥畔”。

1974年5月14日，54名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榆林补浪河女民兵，成立了女子治沙连。朴素的“消除沙害、绿化家乡”成为她们的信念，在风沙侵蚀最为严重的补浪河乡黑风口驻扎下来，开始了搏风战沙的艰难历程。

补浪河乡地处沙漠腹地，这里80%的土地曾被荒沙吞没，一年四季风沙不断。近百公里的风沙线上，除了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几乎见不到绿色。沙夺良田，沙进人退，许多人迫于生计远走他乡。补浪河女子治沙连住进柳笆庵子，自带干粮和水，仅靠人拉肩扛，推平沙丘800多座，营造防沙固沙林带33条，在毛乌素沙漠上织出一片绿色，治沙14400亩，开辟出2万多亩沙漠绿洲，使昔日寸草不生、人迹罕至的荒漠重新焕发出绿色生机。

上世纪80年代，补浪河女子治沙连的事迹被拍成了纪录片，在联合国和世界各地引起了轰动。

1985年，在离毛乌素最近的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饱受风沙之苦的牛玉琴夫妻与镇政府签订了荒沙承包治理合同。当年春天，牛玉琴变卖了所有家产，还借贷4500元，购买树苗，植树种草6600亩。第二年春天，当地遭遇沙尘暴灾害，牛玉琴首战失败。多年后已成为世界知名治沙英雄的牛玉琴回忆最初为何选择治沙时，她说：“我没有别的路，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沙子，我不治沙，沙子就会把我活埋！”

1986年春天，牛玉琴全家住进了离家7.5公里的“一把树”，用人背驴驮的方式运送树苗和生活物资，雇请民工30多人，连续奋战二十余天栽植杨树、榆树及沙柳等树木近10万株，让承包的1万亩荒沙得到治理。此后，牛玉琴持之以恒治理荒沙，面积从1万亩、2万亩、9万亩，直到现在的11万亩。牛玉琴用坚强的毅力筹资860多万元，在三十四年中植树2800万棵，使当年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现在的“人造绿洲”。

1998年4月，牛玉琴创办了“绿源治沙有限公司”，开始了“种植、养殖、销售”一体化发展路子，积极发展中药材种植业和设施农业，初步实现了投入、产出、再生产的资金平衡和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相统一。2008年春天，牛玉琴平整了300亩灌木林地，建起了育苗基地，实现从“买树苗栽树”到“卖树苗挣钱”的历史性转变。

▲治沙英雄牛玉琴

榆林市定边县的石光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国第一位治沙英雄，他从小在沙窝里长大，饱尝风沙之苦。从20岁担任生产队队长开始，他便带领村民们投身于治沙事业中。

1984年初，国家鼓励个人承包治沙，石光银成为陕西省榆林市个人承包治沙造林的第一人。为了筹集买树苗的钱，他把全家仅有的84只羊和一头骡子赶上了集贸市场。在“上面太阳晒、下面沙子烤、饿了啃干馍、渴了喝冷水”的艰苦条件下，带领群众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治沙战。

为了使治沙能长久地坚持下去，石光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联合农户治沙”的农民治沙公司。公司依托“治理荒沙，开发利用荒沙”的总体发展战略，走“公司+农户+基地”的路子，把治沙与致富紧密结合起来。

2005年在昆明召开的联合国2005年全球千名妇女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会议上，治沙英雄殷玉珍因二十年来在毛乌素荒芜人烟的沙漠中与风沙苦斗，植树绿化荒漠6万亩的事迹感动了与会的代表，获得代表提名票数第一，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惟一一名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人选，也是我国100多名入选者中惟一一名因保护生态环境而入选的人选。

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嫁到鄂尔多斯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井背塘。她的家是一个半掩在沙漠里的地窖，方圆几十公里除了他们家，就剩下茫茫无际的沙漠，沙棉蓬、沙蓬子、沙米，就是她家主要的下炊之物。于是，殷玉珍和家人开始在毛乌素沙漠中植树造林，多年后植树造林达到6万多亩，并为鄂尔多斯以及全自治区、全国的防治荒漠化探索出更为科学的治沙方法。她构建的“井背塘生态经济”模式，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互补双赢。在她的带动下，鄂尔多斯全市涌现出300多治沙造林大户。2004年，鄂尔多斯市首次出现了生态恢复进度大于沙化进度的可喜景象。

2000年5月5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到宁夏盐池县考察时，他问花马池镇沙边子村农民白春兰：“你将来还有什么打算？”白春兰说：“我要再治沙十年！”这一年，是白春兰治沙的第二十个年头。

1980年初春，白春兰和丈夫冒贤走进当地人称“一棵树”的不毛之地开始治沙。其实，当时这里连一棵树都没有，白春兰和冒贤的到来，才使这片沙海中真的有了一棵树。十多年间，白春兰夫妻用坏了11辆架子车，磨秃了20多把铁锹，挖出总长11公里的三圈壕墙，治理沙漠3000亩，一棵树变成了10万株林木盘亘的森林。一度冲上县级公路的流沙，硬是被他们逼退数公里。

1989年春，白春兰从市场上买回第一批仔猪、羊羔和一台饲料加工机。1992年，她又推沙开挖鱼塘4亩，投放鱼苗数千尾，成为盐池县第一家沙漠养鱼户。1993年，她投资1万元建起盐池县第一座农家温棚猪舍。

多年来，白春兰带领全家人累计种树6万多棵，封沙育苗900亩，治理沙漠2200亩。她创造了“三行治沙法”林草栽植技术，即以黄土挡沙、以柳固沙、栽植枣树杨树防沙。她还开发水浇地40亩，利用三条带子井采取立体复合种植法，在沙漠中创出了“吨粮田”的奇迹。

毛乌素沙漠盛产治沙英雄，从“老典型”到“新面孔”，从宁夏、陕西、到内蒙古，从宝日勒岱、乌云斯庆、王果香、盛万忠、王有德到张生英……在与沙漠七十年的持久战中，不断涌现出的治沙人，建起了一片片绿色长城。

在榆林、在鄂尔多斯、在盐池，试问一下当地的老百姓，谁没有扛着铁锹、水桶，背起树苗在大漠里顶着烈日与狂风植过树？如今毛乌素沙漠得以治理成功，凭的就是一代代的治沙英雄和更多寂寂无名的治沙民众多年来坚守的信念与艰苦卓绝的奋斗。

新生代的治理模式

毛乌素沙漠的治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主要采取了推广飞播灌木、栽种乔木、引进常绿树种等三个阶段。经过试验，将花棒、沙蒿等灌木播撒在600多亩沙地上。与飞播同时期推进的是，引进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樟子松，填补毛乌素沙漠缺少常绿树种的空白。

而这个阶段民间治理主要以人工栽种灌木为主。据靖边植树英雄郭成旺回忆：“过去在治沙造林中，无论是运送树苗还是打坑、栽树，全要靠人力。”树种也比较单一，以沙柳、柠条、花棒为主。

到2000年左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毛乌素沙漠的整体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榆林市林业局资料显示，到2000年左右，榆林范围内毛乌素沙漠植被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9%。

进入新世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毛乌素沙漠治理也进入了新的高速扩展阶段，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治理手段在学习国际新技术的同时，结合毛乌素沙漠自有的现状，创新性地发明和引进了诸多新技术、新手段。

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毛乌素生物质热电厂通过荒漠化治理、生物质发电、螺旋藻养殖等“三碳经济”产业，实现规模、有效、持续治理荒漠的产业化新模式。

我国的生物质发电是以农林剩余物作为燃料的发电技术，内蒙古毛乌素生物质热电厂是中国第一座灌木生物质发电厂，亦是全球首家半干旱地区利用沙生灌木平茬等生物质进行直燃发电的示范项目。该项目位于乌审旗乌审召化工项目区，于2007年5月5日正式开工建设，2008年11月16日一号机组并网发电，同年12月31日二号机组并网发电，2009年2月正式进入商业化运营。

内蒙古毛乌素生物质热电厂使用的发电原料是在内蒙古毛乌素沙漠中生长的沙生灌木沙柳。在运作过程中，该企业采取鼓励农牧民以土地入股、土地草牧场流转、土地使用权转租等方式，帮助整合闲散土地资源。企业采用返聘务工、生产力入股等方式，带动农牧民继续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使农牧民获得土地收益和劳动报酬双重收入，既解决了企业原料来源问题，又增加了沙区农牧民的收入。企业还建成螺旋藻养殖大棚146座，年产螺旋藻粉200吨。累计治理沙漠36万亩。公司通过“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备案，总计完成减排125万吨，产值4500万元，后续每年可完成减排25万吨，形成产值900万元。2013年，该企业被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2016年被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评为内蒙古农企利益联结成效突出龙头企业。

而陕西省国土系统则采取组织科学家从改造沙漠的内涵入手，进行了一项前无古人的研究试验，一改过去单纯种树、种草的方式，用“砒砂岩+沙”模式，使沙漠变良田，创造了我国土地改造工程的奇迹，为全国沙漠改造提供了重要工程示范和种植示范，在沙漠生态治理上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草方格是治理沙化土地、涵养水源的有效办法

毛乌素沙漠的表面土壤普遍含有两种成分，一种成分是砒砂岩，另一种成分是沙子。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当地人把砒砂岩称为“红胶泥”，它一旦裸露就风化，一遇风就起尘，一遇水就松散，随水大量流走，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被称为“环境癌症”。而沙子结构松散、漏水漏肥，不能形成土壤团粒结构，同砒砂岩一样，是导致土地资源生态退化的“罪魁祸首”。于是，科学家们就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两者能不能结合起来，变两“害”为一“宝”？专家团队负责人韩霁昌研究员带领技术和工程人员，从榆林采取沙和砒砂岩样本，在实验基地建设了14块试验田，进行不同配比的土壤试种，研究在不同水旱条件下土壤胶结作用和结构的变化。经研究发现，砒砂岩和沙一个保水，一个漏水，一个板结一个透气，刚好形成互补。

沙漠变良田，并非一蹴而就。科学家们在几年的探索实验中，发明了适宜不同农作物生长的砒砂岩与沙组合配方，集成了砒砂岩与沙组合成土的配方技术、田间配置技术、规划设计技术、规模化快速造田技术和节水高效技术，在实验室和田间实验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在生态脆弱区水土耦合高效利用模式，形成了完整的砒砂岩与沙复配成土技术。经过几年不断实践、改良、再实践、再改良，沙漠改造首先在试验田取得成功，达到平均亩产马铃薯超过5000斤，玉米单产平均超过1600斤。随后，这项技术被运用到榆阳区小纪汗乡大纪汗村沙地中，第一年种植的土豆亩产就达6000斤。接着，大纪汗村沙漠改造成功模式开始在孟家湾乡孟家湾村进行推广。现在，孟家湾村和大纪汗村一样，昔日的3万亩沙漠已变成了高标准现代化农业示范园。

陕西国土系统科学开发保护利用土地资源，使毛乌素沙漠变成良田，在耕地增量上做出了文章，给粮食安全带来了新惊喜，为生态修复沙漠提供了重要工程经验，为在沙漠地区涵养水资源开辟了一条道路，也给急需要土地资源增量的国家提供了新思想和新技术。

无独有偶，在陕西省神木县，一位叫张应龙的治沙英雄，也产生了在沙漠中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想法。

张应龙曾经是北京一家外企高管，他认为，治理荒漠化最科学有效的办法不再是单纯的种树，而是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按照张应龙“防沙治沙、治沙用沙、生态系统恢复”的治沙“三步走”战略，目前他已经进入第三阶段：让自然恢复成原有模样，并自我更新。

张应龙请来了中国科学院专家对他的团队治理的整个沙漠区域进行了监测，得出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这里地下水不降反涨，大概能增长差不多60公分，湖泊最大面积有300亩左右。

2014年，张应龙引进了几十只被称为“澳洲鸵鸟”的鸸鹋，目前这些鸟类已安居繁育成功。他准备将来把鸸鹋“家族”放养在初步进行生态修复的毛乌素沙漠中，以实现“动植物生态圈”的重建。

树、水、动物都来了，张应龙又大胆尝试沙地上种植树莓、葡萄、长柄扁桃等沙地经济作物，他希望当初因恶劣环境离开的老乡们，能够回来和他共同打造绿水青山上的金山银山。

在光伏产业集中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运用光伏技术治理毛乌素沙漠是当地的一项新兴产业。由于光伏板遮挡住了强烈的阳光，清洁用的水滋润了干裂的沙地，所以植被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如今在毛乌素沙漠中，有成千上万块太阳能光伏板在阳光下反射着深蓝的光。光伏板下“麦草方格”里，全部种着经济作物和固沙灌木。在治理过程中，用光伏发电作为电源，安装滴灌设施，在光伏板下面种植以小灌木和饲草为主的绿色植物，电站外围则由草方格沙障和固沙造林组成防护林体系，既解决了荒漠化治理的电源难题，也缓解了新能源输送难的瓶颈制约，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都说牡丹娇贵，但在银川滨河新区最南端毛乌素沙漠腹地中，却盛开了近千亩“沙漠牡丹”。2014年，宁夏长城水务公司从甘肃引进油用紫斑牡丹开始在毛乌素沙漠中试种。这种牡丹抗旱、抗低温、抗高温，适应能力特别强，既能固沙又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油用牡丹还会带动周边的农户，为宁夏本地的油本作物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生态与高质量发展协调共进

2003年，国家林业局在不同沙化类型区遴选了一批典型地区，启动实施了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旨在深入探索和实践不同沙化类型区防沙治沙政策机制、技术模式、产业发展和管理体制，为推进防沙治沙工作探路示范，加快改善重点沙区生态状况，带动全国防沙治沙事业走上质量与效益兼顾、生态与经济共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宁夏成为当时全国的省级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2008年，宁夏组织编制了《宁夏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建设规划》，计划用十三年时间，治理沙化土地769万亩，构筑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对生态脆弱区、沙化重点地区，宁夏实行规模治理，以重点工程带动建立了一批高标准防沙治沙样板示范区。采取“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宜荒则荒”的原则，充分发挥沙区光、热、土地等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沙区特色种养业、精深加工业和沙漠旅游业，合理开发利用沙区资源，培育沙区特色产业，为沙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银川城南的三沙源就采取了“治沙、生态、民生、经济”平衡驱动，打造集现代旅游、健康医养、文化教育、现代观光农业、城市综合配套五大产业为一体的国际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走出了一条共享沙漠经济之路。

同时，宁夏加大林业对外开放步伐，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先后引进并成功实施了国外政府、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的林业外援项目21个，引进外援资金、物资设备折合人民币3.5亿元，治理荒漠化面积150多万亩，在宁夏生态建设中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2003年，宁夏在全国率先实行全区范围的禁牧封育，以退促种、以种促养、以养促围、以围促禁，从根本上修复保护了沙区植被。

2007年，全国防沙治沙现场会总结和推广了宁夏治沙模式。2011年，宁夏再次作出决定，继续实施封山禁牧，草原植被覆盖度显著增加，草原退化、沙化趋势得到遏制，初步形成了草原绿起来、产业强起来、农牧民富起来的互动机制。

宁夏还率先开始了依沙而兴的旅游产业。如今盐池县哈巴湖、明长城、十里红柳长廊等沙漠旅游景区，游客如织。灵武市依托国家沙漠公园，举办中国·宁夏（灵武）国际热气球节、中国越野拉力赛、沙漠旅游节等活动，创造了改造利用沙漠、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范例，被国务院确定为推进宁夏经济建设重点推广模式。

陕西榆林的沙漠治理目前正处在生态建设全面发展阶段，科技支撑、改革创新、产业带动在治沙实践中作用明显。一方面，榆林市近年来探索建立了沙化土地资产产权制度，制定用途管制办法，完善扶持政策，拓宽资金渠道，推动建立荒漠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和防沙治沙奖励补助政策，创新防沙治沙投融资模式，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治沙。按照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思路，制定落实了“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和转让”的政策措施，实行治理项目和治沙造林项目招投标制，推行“企业+基地+农户”模式。

目前，榆林市承包治沙造林万亩以上的大户、企业有50多家，经营面积100多万亩。榆林市政府的理念是，产业带动脱贫增收。土地荒漠化既是生态问题，也是社会和民生问题，防沙治沙最终要实现生态惠民，要使沙害变沙利，黄沙变黄金，实现治沙和治穷“双赢”。

另一方面，科技治沙榆林倍受重视。榆林沙区降雨稀少，气候干旱，种树种草难度大、成本高。林业部门加大治沙关键技术科研攻关，大力推广应用先进治理模式和技术，不断提高防沙治沙科技含量。从2002年起，中科院水保所与神木市生态协会开始合作，以毛乌素沙地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开展植被恢复与持续利用、土壤改良、沙产业培育、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生态循环农业与粮食安全等方面研究与示范推广工作，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惠民专项、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中科院重大专项等项目，建立了毛乌素沙地、矿区沉陷和复垦区等生态脆弱区植被修复与可持续发展模式，开展了有机菌肥研制与生产、特色养殖等示范工作，解决了榆林治沙造林及脆弱生态系统中一些科学技术的关键问题。其中，以中科院邵明安院士为学科带头人的治沙团队，历经十五年构建了50万亩防沙固沙林，10万亩油料植物（长柄扁桃）示范基地，建设了樟子松苗圃、植物种质资源收集园、温室大棚，建成生物有机肥料厂及畜禽无害化养殖试验场。

2015年，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启动了“榆林沙区樟子松嫁接红松技术与适应性研究”项目，主要解决榆林沙区数年来樟子松生态林缺乏更新替代树种和经济效益微薄问题。通过聘请辽宁章古台嫁接技术工人到实地示范与传授，以及本地科研人员的探索，目前，在榆林林业科技示范园、定边林业科技示范园、横山白界林场，已培育红松嫁接苗7万多株，筛选出一套完整的嫁接技术和管理措施。林业部门依靠这项技术，把红松的生长区域向南推移了1-2个纬度，同时将樟子松生态林改造成生态防护、种子生产兼用的多功能人工经济林，为榆林沙区常绿针叶树种的结构调整扩充了资源，极大地丰富了沙区造林树种的多样性。

近两年，陕西省林业局、榆林市政府与陕西省科学院签署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在榆林市政府支持下，新建12000平方米实验办公大楼。按照“全封、远飞、近造”的工作思路，采取人工、飞播、封育相结合，植治、水治、土治相结合等综合措施，相继开展了“三年植绿大行动”“陕西省全面治理荒沙”“林业建设五年大提升”等治沙造林行动。在北部风沙区建成总长1500公里，造林175万亩的4条大型防风固沙林带，沙漠腹地营造起万亩以上成片林165块。新建以樟子松为代表的常绿针叶林180万亩，完成“万亩连接工程”52片。

以治沙造林为基础，榆林在建设宜居城市方面，实施了大规模的城市绿化工程，在城郊建成100多公里的环榆林城生态圈。建成以榆林沙地森林公园等为主的16个城郊森林公园。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及铁路沿线、河流沿岸、水库周边建成绿色长廊1800多公里。生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现成为文化积淀深厚和宜居宜业的塞上绿洲。

在良好生态防护屏障的庇护下，榆林“东枣、西薯、北种、南豆”的特色产业格局初步形成，“草、羊、枣、薯”四大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市各类经济林面积达400万亩，其中红枣170万亩、“两杏”80万亩、山地苹果65万亩、长柄扁桃40万亩、核桃32万亩、海红果5万亩，架构起独具特色的经济林果产业主框架，形成红、黄、绿各色相融的经济林果产业新形态。带动了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和生态旅游发展，全市从事沙产业的企事业单位达150多家，年产值4.8亿元，从业人员10万余人。

现代特色大农业、大生态产业与能源工业，已成为榆林市经济快速崛起的主要力量。榆林市经济总量稳居陕西省第二位，人均GDP已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位。而陕西的绿色版图也因此向北推进了400余公里。

重大生态工程带动是改变内蒙古面貌的一个最主要措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三北”工程建设任务的三分之一落实在了内蒙古，全区累计完成建设任务近1.16亿亩，使得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呈现区域性逆转的态势。针对性强的京津风沙源工程，根据区域特点，采取风口拦截、各个击破的策略，重点治理的赤峰等地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沙退人进”的转变。

科技的突破和技术的引领，同样是内蒙古治沙制胜的最大生产力。

在与风沙的搏斗中，适合内蒙古自然条件和气候特征的抗旱造林系列技术、干旱区节水造林技术和植物再生沙障治沙技术应运而生。在沙区，以治理沙化土地为重点，“封、飞、造”相结合，以封育为主；在荒漠区，以保护原生植被为重点，封禁保护和人工治理相结合；在水土流失区，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重点，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在平原区，以平原绿化和农田防护林建设为重点，带、网、片相结合。这些高科技含量的治沙技术，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实行轮牧、禁牧等重大举措后，内蒙古在牧区探索出了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生物圈”模式，分（圈）层构建具有不同生态、生产作用的功能区，通过水、草、林、机、粮五配套，达到了“粮食、经济作物和牲畜”三元立体结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

不过，在对毛乌素七十年的沙漠治理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地方认为“人定胜天”，盲目“向沙漠进军”，不顾自然条件，在不适宜栽种草木的地方盲目种树种草、改造沙漠，结果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防沙治沙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治哪里，怎么治，用什么树种，都要科学论证认真研究。坚持不懈绿色发展，尊重自然，科学施治，才能逐步改变沙区面貌。

另外，在已经治理的沙漠中开展旅游项目要适度。笔者发现有些被开发的景区中，当地的植物在游客的践踏之下生长越来越缓慢，甚至一些已经死亡。同时，游客也给当地造成了大量的垃圾污染，使好不容易好转的生态环境又面临新的威胁，这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毛乌素沙漠一带也是矿采资源富含区，采煤、采油与化工企业林立，已经曝出有企业直接将工业污水排放在沙漠深处，非常让人震惊。如何做到科学、有序、合理开发和管理，如何实现生态和经济发展平衡发展，这是摆在当地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只有给这道课题选择正确的答案，毛乌素沙漠的治理才能真正造福百姓，造福后代。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