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口库区蓄水量290多亿立方米，其中来自商洛丹江及其支流和境内部分汉江支流贡献水量达50多亿立方米，占库区蓄水量17.2%。近年来，商洛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境内丹江、洛河、银花河、金钱河、乾佑河等10条主要河流20个监测断面水质全部达到功能区标准，丹江出省断面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

但是，水源地保护也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据调查，“十三五”期间，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保护的资金来源比例是中央资金80%，省市县配套20%。商洛市所辖7个县区都是国定贫困县，地方配套很难足额落实。当地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建议国家取消地方配套，加大生态补偿。

数据显示，陕南三市境内汉江、丹江多年平均入库水量占丹江口水库多年平均入库水量的70%。若以目前丹江口库区蓄水量290亿立方米计算，其中来自陕南商洛市丹江及其支流和境内部分汉江支流贡献水量达50多亿立方米，占库区蓄水量17.2%。

这17.2%的背后，是商洛市一区六县253万人的守护和奉献。“一江清水供京津”既是政治任务，更是民生工程。

保护丹江是政治任务

作家贾平凹最有名的一句广告语是“秦岭最美是商洛”。“秦岭最美”的商洛市，孕育了两条著名的河流，一条是汇入黄河的南洛河，另一条就是被商洛人视为母亲河的丹江。

312国道自东向西至小商塬村（1407公里处）向右驶出，便进入省道101。当地人都知道，省道101是原来的老国道，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商於古道必经路段。这段公路基本上与丹江在山间并行盘绕。溯丹江而上数公里至闵家河村，向右驶入乡间公路，继续前行约5公里，道路尽头为一自然村，名叫石牛村。村头有一水潭，两条细流源源不断地注入，溢出的潭水顺山势一路流下，形成一条小河。

陕西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网丹江商南湘河站，为丹江出陕最后一个省控水质监测点。

商洛市商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就是丹江的源头标志。但地理上精确的源头还在上游凤凰山南麓山坡上，徒步十几分钟便可到达。那里有一处泉眼，汇入石牛村水潭的涓涓细流正是从这里涌出

从石牛村流出的这条河，在当地叫闵家河。闵家河至黑龙口与其他支流汇合。丹江流向大致呈西北-东南向，流经商洛市商州区、丹凤县和商南县，在商南县湘河镇月亮湾流入河南省境内。丹江干流经河南省淅川县流入湖北丹江口市区北，与汉江汇合。

资料表明，丹江是长江水系一级支流汉江的支流，是汉江在秦岭南坡最大的一条支流，也是汉江最长的支流。丹江干流全长390余公里，其中在陕西境内的河段长249.6公里。因此，商洛市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水质保障区。

商洛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卫说，多年来，商洛为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为保证“一江清水供京津”做出了重要贡献。

商洛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辉用专业数据介绍了商洛市近年来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成效。据介绍，近年来，商洛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境内丹江、洛河、银花河、金钱河、乾佑河等10条主要河流20个监测断面水质全部达到功能区标准，丹江出省断面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9个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100%达标，城市水环境质量连续三年位居陕西省前列。

商洛市山青水绿天蓝生态美的背后，是商洛市坚决打赢“青山、碧水、净土、蓝天”四大保卫战的决心和不懈努力。杨卫介绍说，近年来，商洛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一江清水供京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以“宁可不要发展，也要护好水源”的政治姿态，铁腕治理，全力保护，重拳执法，严格监管，确保丹江出境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商洛市南水北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市长担任，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成员为11个重点部门和相关的6个县区“一把手”。商洛市委、市政府把落实《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十三五”规划》作为水源地保护的重要举措，全面启动了丹江等流域污染防治工作四年行动计划（2017-2020），制定了丹江流域水环境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和考核办法，建立了沿线县区、镇办、村组“河长”负责制、联席会议制、水质月通报等制度，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并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全市上下“一条心、一盘棋”。

近年来，商洛市累计重点实施了8大类162个污染防治项目，完成造林34.5万亩，治理水土流失702平方公里，2018年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31天，持续位居全省第一。

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

我们在闵家河上游的调查中发现，这里地处秦岭南坡，景色与秦岭以北迥然不同。时值深秋初冬之际，河道两旁的翠竹依然郁郁葱葱，生机盎然。闵家河沿线的村庄道路干净整洁，居民房前屋后和村口不时能看到摆放整齐、造型漂亮的垃圾箱，有的村子在路口建了垃圾台。

石牛村70岁的刘春义老人介绍说，村里五六年前就有了垃圾台、垃圾桶，有专人负责清运垃圾。石牛村和下游的梁坪村、里程村三个自然村，同属闵家河行政村，共有1300多口人。过去，梁坪村的农家乐很有名气，有“商州秦岭客家第一村”之称。但现在不能随便搞农家乐了，特别是靠近水源的地方，河道、村里的卫生有人专门管，村民们也都明白，家门口这水是要送到北京的。

50岁的李君山是闵家河下游胡村段的河长。他告诉笔者，河长制自2018年开始实行，他是2019年7月接任的。胡村段河道全程大约4里路，他的日常工作是负责这一段河道的环境卫生，察看河提修复情况等。河道由专人管理后，两岸脏乱差的现象明显改善，河道沿线村庄的人居环境也好了许多，村民素质也提高了，不再随便乱扔垃圾，大部分人能自觉维护河道和村子的环境卫生。李君山说，胡村有1408口人，全村有11个垃圾箱，每天一到两次集中清运，集中处理。

丹江源头之一

丹江流经的商洛市商州区城区段，河堤整治、河道生态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西起商鞅广场，东到东龙山，昔日河滩荒地上建起来的丹江公园已成为城乡居民休闲健身游玩的乐园。而位于丹江及其支流板桥河河谷地段的丹江源国家湿地公园建设也已初见成效，这是一处集河流、库塘湿地为一体的综合性湿地公园，涉及麻街、城关、大赵峪、刘湾、杨峪河等7个镇办共27个行政村，规划建设期为2013-2020年，分三期建设。该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洪蓄水、增加城市水源、调节和改善区域气候、降解污染物、净化水质和美化环境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也可成为天然科学大课堂和生态博物馆。

丹凤县棣花镇是丹江岸边的名镇，近年来因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棣花古镇而引起关注。棣花镇老街69岁的雷姓居民说，家乡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家乡的环境面貌也越来越好了。在景区附近，还修建了污水处理厂，将收集到的生活污水经无害化处理后再排入丹江，这在过去都是没有的。他说棣花古镇丹江边的千亩荷塘过去就是上好的水田，种水稻，也种荷花，地下有泉水，旱季也引丹江水浇灌，只是没有今天种植的面积这么大。雷先生坦言，今日的丹江和泉水，无论是水质还是水量，都不及儿时那么好。不过，他相信环境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商洛市商南县试马镇过去畜禽养殖户众多，但污染物处理配套设施不完善，严重影响周边人居环境。据该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志刚介绍，经过实地调查，检察院行使监督、公益诉讼等职能，及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关闭了一批污染严重的养殖场，促成建设了宋家庄荷花池，并且对该镇畜牧养殖污水进行收集、处理及回收利用，既能维持荷花景观，也对生态环境起到了净化作用，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兼顾。

商洛市生态环境局的资料表明，2018年该市累计整治“散乱污”企业411户，划定畜禽禁养区2015平方公里，整治“大棚房”问题16起，新增高标准农田4.16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31万亩。全市21.34万人脱贫，389个贫困村退出。

保护丹江的困难与建议

杨卫是2019年3月才调到商洛市生态环境局工作的，此前，他在市南水北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任专职副主任，因此对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地保护工作非常熟悉。他说，尽管商洛市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生态保护与加快发展矛盾突出。为了涵养水源，改善水质，商洛限制了有关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代价巨大。据杨卫介绍，2011年以来，商洛市累计关闭化工、矿山、食品等企业78家，每年工业产值减少约50亿元，财政减收4到5亿元，群众减收约3亿元，并且年均减收幅度仍在加大。

二是治污项目资金缺口大。到2020年，全市拟建污水设施估算总投资约136亿元（需建52个镇办、34个村、457个移民安置点、7个3A级以上景区的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1258公里），垃圾设施估算总投资22.8亿元（需建62座垃圾转运站等）。这些时间要求都很紧迫，任务重，压力大。

“一江清水供京津”在商洛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三是垃圾污水项目运营成本高。已建成的垃圾、污水处理设施无法实现保本经营，每年市、县两级财政补贴垃圾、污水处理费就达5000多万元，极大地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

为此，杨卫在不同场合也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一是取消地方配套。“十三五”期间，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保护的资金来源比例是，中央资金80%，省市县配套20%。杨卫认为，商洛市所辖7个县区都是国定贫困县，2018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21.83亿元，财政总支出242.95亿元，财政资金自给率仅有8.9%，地方配套很难足额落实。因而建议国家取消地方配套。

二是加大生态补偿。因生态保护直接导致商洛市每年经济损失高达58亿元，其中年减少各类税收收入约8亿元，并且年均减收幅度仍有加大趋势。就农民收入来讲，农民每年减少收入1000多元，2018年商洛市农民人均纯收入9112元（家庭经营占23%），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任重道远。丹江口库区每年通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向北方调水95亿立方米以上，陕南三市贡献了约70%（商洛17.2%）的水量，若按将受水区的水资源税返还给水源区作为补偿（目前京津地区征收水资源税0.4元/立方米），受水区每年应给陕西补偿26.6亿元（商洛4.58亿元）。目前天津每年对口协作资金陕西仅得到3亿元（商洛不足1亿元）。杨卫建议，国家应加大生态补偿资金力度，提高天津市对口协作资金额度。

据商洛市生态环境局另一位副局长张辉介绍，2014年以来，中省五年投入商洛市污染防治、农村环境治理资金4亿多元，与商洛市每年9亿元的现实需求差距很大，严重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而且，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断档，让商洛市多个污染治理项目由于缺乏资金难以实施，一些建成的项目也因经费保障不到位，难以正常运行。据介绍，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在2015年支持商洛市6000万元、2018年支持2200万元之后，再没有安排。

三是加强技术指导。目前，商洛市污水处理成本为每吨1.2元（征收污水处理费0.6元），处理垃圾成本为每吨105元。市区每天产生近200吨垃圾，商洛市丹江流域重点镇垃圾污水设施还没有全覆盖，污水管网建设严重滞后，管网覆盖率低，不能做到污水应收尽收，污水直排或雨污合流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南水北调水质保护，必须采用新技术、新工艺降低成本。因而，建议国家有关方面加强水质保护的技术指导。

专家学者热议丹江保护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专家学者近年来致力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研究和思考，相关研究成果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商洛学院校长刘建林教授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商洛水源地的保护和补偿机制等方面做了很多调研工作，提出适应商洛水源地的生态修复模式，也提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应给予商洛水源地保护和补偿的科学依据，以及保护和补偿的方式、方法、内容与资金管理运行模式等。刘建林教授从水源地保护补偿、扶贫开发项目补偿、产业结构调整补偿和民众生活水平提升补偿四个方面测算出商洛水源地保护补偿费用应为每年7.965亿元，扶贫开发项目补偿费用为每年1.2亿元，产业结构调整补偿费用为每年2.32亿元，民众生活水平提升补偿费用为每年4.023亿元，共计每年15.508亿元。

刘建林教授认为，商洛自然资源尤以矿产、中药、旅游等资源最为丰富，随着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关天经济圈的建立，以及多年积蓄的力量准备，商洛正步入发展快车道。丰富的水资源为商洛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为了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供水安全，实现绿色水源，急需构建适应丹江流域商洛水源地的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方式方法，商洛水源地的水资源保护任务光荣而艰巨。

“保护是一种牺牲，保护意味着付出，保护要有代价。商洛水源地水资源保护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需要进行开发移民，需要进行生态修复建设，需要开展水土保持，需要改变民众传统生活方式，需要变粗放型生产方式为集约型生产方式。这无疑给商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带来机遇的同时，增加了许多制约条件和阻力。”刘建林在报告中写道。

正如商洛学院副教授张雁在她的报告中说的那样，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陆续开展和运行，我国有学者发现在开发利用南方水资源的过程中改变了水源地的生态环境，打破了生态平衡，而且南水北调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水源地，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将会严重制约南水北调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水源地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商州城区的丹江公园

张雁在调研中指出，商洛水源地地处秦巴山区，山高坡陡，涂层浅薄，地质构造复杂，滑坡、泥石流等重力活跃，坡耕地量大面广，降雨充沛且时空分布不均，加之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导致区内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产生的大量泥沙在淹没农田的同时，作为载体吸附和携带化肥、农药、土壤养分直接进入河道污染水质，造成面源污染，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植被减少，大大降低了水源地涵养的能力；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而且已有学者指出，到2019年商洛水源地的最大可供水量为24.47亿立方米，将会小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年从商洛地区调出24.6亿立方米的水量。商洛水源地也会出现水资源短缺问题，同时由于水量减少，商洛水源地环境污染可能加重。商洛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地之一，其生态环境治理及保护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供水安全。

张雁认为，商洛是南水北调中线典型水源地，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商洛水源地本身是一个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土石山区，人均坡度在25度以下的耕地只有0.053亩（35.35平方米），远低于全国的0.093亩（62.03平方米）。而且耕地质量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再加上城镇化发展占用基本农田，人地矛盾突出，土地生态环境压力将不断增大。

刘建林教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他说，商洛作为革命老区，有着自觉奉献和服务于全国解放和发展的光荣传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商洛社会各界有着积极支持和投入该项工程建设的勇气和责任。但京津地区通过南水北调使用的水资源除了工程的直接成本，还包含商洛水源地民众的劳动价值投入。商洛水源地水资源保护单靠商洛民众的“政治觉悟”以“无偿、义务、牺牲”的方式不足以支持该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及行政区划分运行方式上，党和政府也应通过确立水资源调用的保护与补偿，支持受水区对输水区劳动价值的承认。这种保护和补偿，既是对受水区接受水源区水资源的保障性投入，也是对调用的水资源所附着的劳动成果的回馈。

（本文采写中引用和参考了刘建林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补偿机制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商洛水源为例》、张雁的《南水北调（中线）商洛水源地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著作，特此声明并致谢。）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