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呼东方

1959年6月13日，中国核试验基地在新疆马兰正式组建。核武器理论设计家彭桓武院士说：“国家需要我来，我就来了。”这句话几乎是全国四面八方汇聚到马兰的科研人员和军人们的人生写照。从马兰基地成立那天起，官兵们以苦为荣，艰苦创业，进行了多次不同方式、不同型号、不同威力的核武器试验，建起了中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也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

扎根苍茫大地，

深爱热土家园。

叶子是碧绿的江水，

花朵如天空般蔚蓝。

马兰花，默默人间美丽，

马兰花，静静岁月流传，

马兰花，默默绽放荒野，

马兰花，静静安详天边。

征服狂风黄沙，

燃烧希望火焰。

永恒的身影和微笑，

是如此辉煌和平凡。……

这首由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合唱队演唱的歌曲是清华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马兰花开》主题曲。这部话剧以真实人物事迹为基础，讲述了“两弹元勋”邓稼先为代表的科技人员，在马兰基地以胸怀大局、艰苦创业、严谨创新、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国家的核武器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生涯。

而去年热映的为清华建校百年献礼的电影《无问西东》中，黄晓明扮演的陈鹏这个角色也有着马兰人的影子。清华设有工程物理系和专门的核研院，毕业生去向也多为核工程相关单位。陈鹏是清华老一代科学家以身许国的缩影。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清华有14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邓稼先。

那么马兰到底在哪里？为何当年会选择在马兰开始核试验？当年的那些马兰人如今都散播在哪里？

马兰红山基地

从敦煌到罗布泊

马兰指的是马兰核导弹试验基地，简称为“马兰基地”。这个曾经在地图上根本无法找到的神秘地方，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距离和硕县乌斯塔拉小镇南5公里，从吐鲁番到喀什的国道314横穿东西，它的东、北、西三面被高耸入云的天山所怀抱，处在罗布泊的西端。

半个世纪过后，马兰基地解密，曾经秘不宣人的真相逐渐公开给世人。这里曾驻扎的部队代号是8023，后改为89800部队。整个马兰核武器试验场的面积有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面积，是中国惟一的核试验基地，主要担负国家核试验（实验）的组织指挥、理论研究、测试分析、工程技术和勤务保障等任务。

说起马兰，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这个核试验基地的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可以说，没有张蕴钰就不会有“马兰”。据已披露的文件显示，中国核试验基地最初的选址其实并不是这片无名戈壁，而是在闻名于世的敦煌。

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钱三强等人被请到了中南海丰泽园，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艰难而又漫长的历程从这一天起拉开序幕。

按国际通用规则，研制出的核导弹必须炸响才算成功。这也就意味着，在核武器研制的同时，就必须要找到一块足够广大、足够荒凉的核武器试验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前期原子弹试验场的选址工作，主要还是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在勘察过青海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多个地区后，苏联专家建议把核试验场设在敦煌西北地区。

1958年夏秋之间，一群身穿便衣的军人悄悄来到了敦煌，在古阳关外的大戈壁上安营扎寨。

原总装备部政治部创作员、一级作家彭继超曾在马兰基地工作生活三十三年，走访了诸多马兰人，写下了一系列核工业题材的作品。他在《永远的马兰花》中回忆：1958年中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他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邓稼先是第一批到二机部九局报到的三个人之一。九局后来也叫九所、九院、221厂。1958年8月，邓稼先研究核武器的秘密工作在北京城外北郊的一大片高粱地开始。那块地方被划出来作为他们的院址，叫作三号院。邓稼先和新毕业的大学生一起，全部投入施工行列。他们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修建准备存放苏联答应要给的原子弹模型的库房。但后来原子弹模型没有等到，苏联专家却撤走了。

马兰基地内的建筑

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同步进行的敦煌地区的勘察工作也基本结束。时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带领工程兵设计院、总后营房部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确定了各场区的位置。爆心定在了敦煌西北方向130-150公里处，指挥区距爆心60公里。

敦煌核试验基地即将动工，0673部队首长、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到任了，他就是张蕴钰。张蕴钰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游击队长、太行一分区副团长、参谋长、“军调部”中共第25小组组长、第二野战军旅参谋长、军参谋长。参与过安平镇事件的调查处理。参加了百团大战及淮海、渡江、两广、滇南等战役。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了上甘岭战役。归国后，任第三兵团参谋长，经陈赓大将推荐，就任0673部队的主任。

据彭继超回忆，张蕴钰刚到敦煌时，勘察队也是刚刚打下中心桩。他看到苏联专家对核武器的设计之后，非常惊讶：“美国在比基尼岛的氢弹试验已达1500TNT当量。苏联也宣称有了上千万吨的氢弹。我们为什么只能搞两万吨级的原子弹，这真令人费解！”

张蕴钰坚持认为，敦煌不合适作为原子靶场。后来他对彭继超讲起他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华瑰宝，核试验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震没了，这可是负不起的大罪过；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烟尘太大就会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三是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

而据后来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志善回忆：“当时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回到北京，张蕴钰分别向陈赓、陈士榘、万毅等汇报了自己的结论：“敦煌这个方案不行，应当选罗布泊。”在张蕴钰报告的同时，1958年11月21日，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E·N斯拉夫斯基也给中国写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至罗布泊地区。结合张蕴钰的报告和苏联专家的来信，1958年总参谋部同意核试验基地重新选址，向罗布泊地区转场。

1958年12月22日，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向罗布泊疾驰而去。1959年春天，张蕴钰率领核试验基地的创业者穿越漫漫沙海，从罗布泊地区来到博斯腾湖。清凉的湖水，肥美的土地，使饱经风沙的勘探者欣喜若狂。

据说张志善起草的一份电报说：“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点香味……”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看到电报后拊掌大笑：“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啦……”

至于“马兰”名字的由来，据说是和当初部队选的生活点有关。部队的生活点是一片盐碱滩，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马兰草。五月，基地领导在此规划蓝图，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提议，大家一致赞同，命名马兰村。

最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西端的10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定为中国惟一的原子靶场。作为原子靶场，这里堪称完美：地广人稀、远离城镇、有水源且不在地震带上。据原马兰基地司令员马国惠所说，之所以圈定1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和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半径有关，“300万吨氢弹的安全半径为150公里，这样算来就要有大约9万平方公里，所以10万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是完全必要的。”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就成了马兰基地成立的日子。

以身许国的神秘人群

提到中国的核科学研究事业，最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就是钱三强。核工业部首任部长宋任穷曾这样评价：“钱三强同志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者。他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科学知识、培养推荐科学技术人才、建立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技术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特殊作用。”

1958年9月27日，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使用。物理研究所不久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仍属中科院和二机部双重管理，钱三强任所长。1961年中苏关系进入冷冻期后，钱三强担任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承担原子能各项技术协作项目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

承担“伯乐”角色的钱三强开始招募原子能研制人员。他先找到的是自己所里的年轻化学工程师王方定，负责研究原子弹的点火装置。随后又将邓稼先、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忻先杰、陆祖荫、吕敏、于敏、黄祖洽、唐晓威等著名科学家、技术骨干先后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和核武器试验研究所。

彭继超所著《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一书中写道：1959年至1965年7月，原子能研究所调给外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共计914人。与此同时为全国各省市、高校和部内其他单位共计输送和培训了4781名科学技术人员，这些人员中大多数都成为“两弹”攻关和核科研的中坚力量。业内流传一句名言：在中国研制“两弹”的悲壮进程中，原子能研究所可谓“满门忠孝”。

1966年国庆节，邓稼先（中）、钱学森（左）和朱光亚（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满门忠孝”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邓稼先和他的二十八“星宿”。出身于西南联大的邓稼先1948年10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与杨振宁同为物理系师兄弟。1949年9月，邓稼先戴上了博士帽，被称为“娃娃博士”。1950年8月回国后，被钱三强“盯上”，在1957年拟定的核武器攻关的第一批科学家名单中，邓稼先被排在首位。

据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她曾在电话中问过钱三强，为何选邓稼先去研制原子弹。钱三强对她讲，当时选人的时候有几个要素要考虑：“此人要专业对口，是核物理专业，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但名气又不能太大，以便和苏联专家相处；曾出国留学过，了解海外情况，会与洋人打交道，懂英语，也要懂俄语；政治条件好，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邓稼先符合这些所有的条件，而且还曾担任中科院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

钱三强给邓稼先的任务是，研究清楚原子弹爆炸的原理，并向苏联专家们学习。这一年，邓稼先34岁，接到这个任务后，就开始了二十八年隐姓埋名的生活。

邓稼先开始工作后，第一项任务是招人。当时核工业部要求，只要邓稼先看上的人，可以不受任何干扰直接带走。邓稼先在清华、北大、北航选定了28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作为首批科研攻关的成员，成立理论研究室，邓稼先亲自担任主任。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俗称的“九院”）的前身。

1959年6月，苏联终止了援华计划，一夜之间撤走全部核物理专家。中国政府痛下决心，将研制原子弹的代号定为“596”。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0年7月28日，钱三强向邓稼先明确：“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就交给你们理论研究室了。”好在当时有一批留苏的学者回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也调到九院，协助邓稼先攻克原子弹理论设计。

1962年到1963年，邓稼先团队开始了一系列验证性试验，首先要做的就是原子弹的冷试验，地点选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山洞里。这个实验，是为了寻求核爆炸临界点的数据。国外很多优秀的科学家都是在类似的实验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的核辐射伤害，因而这是所有参加现场试验的科学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邓稼先身先士卒，每天出现在试验现场，安装雷管时，只留下一名工程师与他一起完成了最后的检查工作。

1963年12月24日，冷实验引爆，各项测试显示，理论计算完全正确，试验能够产生引发核爆炸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中子，这就意味着核爆炸的“钥匙”中国人找到了。

随后，九院迁到了青海湖畔，邓稼先团队开始了青海与新疆马兰基地核试验场之间的奔波。很快，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原理性试验模型“美神”面世。

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制作完成。10月16日清晨6时30分，工程师赵维晋带着几十个沉甸甸的雷管，顺着铁梯爬到安装着重达三吨原子弹的铁塔顶端。下午2时50分，邓稼先站在距离爆炸中心10公里的地下掩护体门口，等着给原子弹拆除最后一级保险的刘工程师归来。

“起爆！”号令一响，一个比太阳大1000倍、亮1000倍的大火球瞬间从大漠深处升起。太阳显得黯然失色。房子、坦克、装甲车和大炮被摧毁，汽车和列车被高温熔化成铁水，重达80吨的铁塔扭曲成了麻花……几天后，美国通过高空侦察飞机采集到蘑菇云上升后的放射性粉尘，发现中国采用的核燃料是铀-235，在当时这是一种更先进的技术。

邓稼先团队中最令人惋惜的是负责核武器力学部分的副所长郭永怀。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参加完一次试验任务后，飞机失事，早早离开人世。

我就是“搭台”与“做窝”

在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王家村，附近的老居民都知道这里有几家军干所，公交车在这一站的站牌也改成了新疆三所。

丁浩然老人在电话中强调，他住的干休所并不是新疆三所，而是科技大学旁边的另一家干休所。丁浩然对记者说，附近的干休所里隐居着很多从马兰基地撤回的退休军人，并不为附近的居民知晓，一如他们当年隐形在马兰基地一般。

今年94岁的丁浩然和老伴住在一幢没有电梯的老式楼的三层，如果不是书房里挂着一幅1999年9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代表横幅照片，记者实在无法把眼前这个看起来很平常的老人与我国核试验地质工作功勋人员联系起来。

哈工大校友录上有这样一段介绍：核试验五十周年时基地记录的《基地英模名录》上有7位哈工大校友，其中第一位就是丁浩然。1950年至1952年，丁浩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采矿系攻读研究生。1952年，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东北地质学院（后改名长春地质学院）工作。

但丁浩然习惯上称自己是浙大毕业的。1950年，丁浩然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与程开甲、林俊德是校友。1964年，他被组织调到北京的21所工作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个搞地质的，后半生会与核导弹试验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情形是，1962年，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了争取时间，二机部领导决定：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外组建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钱三强提议，由程开甲负责核试验的有关技术问题。

程开甲后来在《核试验一定要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一文里提到，“当时主要的难点是，不知道爆炸的具体全过程。仅有的信息是以往苏联专家的一些片断谈话和1958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LosA1amos）公开发表的《爆炸波》一书。在没有经验和外援的条件下，要求我们在两年内完成从提出具体试验计划、测试项目，直到现场实施，以及大量的研究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这是一个大型的、广泛的、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理论和实践必须有机配合，理论研究必须给出各个细节的必然因果关系，而实践则要求每个细节都得到具体验证。同时，在试验工程迅速进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答复和处理一个接一个的工程技术问题。诸如：为什么测试工号需要屏蔽；屏蔽需要多厚；对爆心的地形、安放测点和测点地形有何要求；测试工号承受多少压力；放在哪里合适等等问题。一句话，既要有全局理论上的系统分析，又要通过实践，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去干。”

程开甲开始组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即21所，成为中国核武器试验技术总负责人。当时，他既是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同时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

1965年，丁浩然所在的21所从北京搬迁到了新疆马兰基地的红山。到新疆后，丁浩然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第六科研室。“我们这批科研人员就是按程开甲的设计方案，从全国各地调了相关人员到马兰。”丁浩然所说的设计方案，是程开甲1963年7月根据核试验特点和任务需求，对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进行的前瞻谋划和顶层设计。他设计的一部四处五室（后来增加第六室）组织结构，在后来的实践中运行了二十多年。

丁浩然建立的第六室，主要任务是“在地下选定合适的爆炸地点”。回忆起往事，丁浩然的老伴历历在目：“他是被秘密调走的。我刚生完第二个孩子不久他就无影无踪了，问单位也不知道人去哪了。那年过春节，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从长春到北京，找不到他只能再回到长春。”

面对可能的核辐射，丁浩然说：“当时我被调到新疆工作，心里是很骄傲的。我们是从全国众多技术人员中选拔出来，又经过严密审查后才能到这个岗位工作。而且基地里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只要国家需要，我们无条件接受任何安排。大家都处在一种为国奉献的氛围中，谁能不受到感召啊！我自己不害怕，也没听到任何一个人说害怕。”

丁浩然形容自己当年在核导弹试验中的角色，“就是‘搭台’与‘找窝’”。通俗地讲，就是找到合适的地下核爆炸地点，打洞或打井，保证爆炸物全部包在洞里或井里，不能有核污染物泄露。

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爆炸。没有强烈的闪光，也没有震动的响声，一阵强烈地震波后，山表面剥离的几万方石头滚动。测试结果，爆炸当量符合设计要求，“自封”效果达到了预期结果，试验圆满成功。此后，丁浩然参加了十多次这样的地下核试验。

从1965年开始到1990年退休回到西安的二十五年间，丁浩然首次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地下核试验物理地址效应”这一重大研究课题，为地下核试验的安全及利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走遍了核试验场区的每一个角落，把几十年的精力都倾注在“地下核试验井位规划”的蓝图中。他撰写了多部有实用价值的地质报告，主编了《地下核试验场区地质志》，获得国家和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而他的四个孩子和在红山的很多“核二代”都像父母一样，成为中国核技术研发中的一员。

油画作品《两弹元勋》（作者|骆根兴）

一位在马兰工作过的科研人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丁浩然退休较早，后来授军衔时没办法给他了。“其实按丁总的功绩和贡献，应和程开甲等人一样能评得上院士。”之所以错失，“一是地质学在核事业中，很难显现它的地位；另一方面与丁总的性情也有关系。他是典型的地质人性格，从不争名争利，只专注事业，埋首科研。”

对丁浩然的这种性格，另一位在马兰工作过的科研人员有自己的看法：“这几乎是所有马兰人的特性，尽管离开马兰，离开了核试验场，甚至离开了这个行业，但我们余生都谨记恪守‘保密’这一信条与原则。有需要，一直都做‘隐形人’。”

马兰花开

从1980年代开始，世界反对核实验的呼声日益强烈。1991年1月起，世界各国进入签订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的漫长谈判期，中国政府参加了谈判过程。1996年，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式签订，中国政府也签署了这一条约。

1996年7月29日，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回忆起当晚的情景，彭继超这样写道：马兰人倾城出动涌向广场，舞狮子、放烟花，点燃了无数鞭炮，放飞了很多鸽子，节日般的欢庆持续了整整一夜。不知多少人流泪、多少人醉酒、多少人通宵未眠……

马兰基地如今已被破例列为新疆红色旅游景区

后来，彭继超又回到了罗布泊大气层核试验场，就是当年蘑菇云升起的地方，他看到通向试验场的咽喉已经成了封闭场区的关卡，当年的试验场，已经变成野生动物乐园，“真令人欣喜万分又感慨万千”。

从1960年初，上万名科研人员、解放军官兵和工人从全国各地云集戈壁滩，马兰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式开始。1964年10月16日，在马兰核试验基地，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对于在马兰基地上工作的人们来说，那一声东方巨响，只是他们在罗布泊荒原奋斗历史的开端。

1967年6月I7日，我国第一枚氢弹试验在马兰核试验基地获得成功。1969年9月23日，我国第一次地下核爆炸试验也在这里获得成功。1996年，中国在马兰核试验基地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三十多年间，马兰基地成功地进行了45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试验等试验，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从马兰基地成立那天起，上万官兵以苦为荣，艰苦创业，进行了多次不同方式、不同型号、不同威力的核武器试验，建起了中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也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

1996年，马兰基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后，一度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2005年，马兰基地被列为新疆红色旅游景区向游客开放。2011年，马兰基地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国家红色旅游项目第二批经典名录。2012年10月，投资600多万元的“马兰军博园”开工奠基。此项目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委、县政府与清华大学规划设计院合作。军博园保留了诸多国防将领和核试验科学家们工作和生活的印记，许多重要的居所和工作场馆至今仍保持着原来的风貌。长达300米的人工防空隧洞（三线指挥部）透露着核试验的神秘与艰辛。

如今的马兰基地，在地图上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乌什塔拉乡大庄子村，基地一开放，就引来大批对中国核导弹实验心存崇敬和好奇的游客，成了人们新疆旅游必到的景点之一。

马兰基地原来的生活区面积大约有7平方公里，已经变成一座微型城市，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距离生活区西门边不远处，有一座安静的陵园，陵园入口伫立着一座由两弹之父周光亚题写的纪念碑。长眠在这里的都是在马兰核试验基地牺牲的人，人们熟知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程开甲、林俊德以及张蕴钰司令员的骨灰都留在了这个陵园里。

那么，当年的那些“马兰人”后来都去了哪里？

一位198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21所，在马兰工作了两年多的科研人员感慨地说，“想起他们，总是能联想起一首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邓稼祥、朱光亚这些核导弹研发专家所在的九所，1962年底迁移到青海后，众多科学家们一直奔波在青海与马兰两地之间。1969年后，试验基地搬迁到四川的山沟里。1983年9月，国家将“中物院人”集中到绵阳，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科学城。

而程开甲最初负责的21所，1981年在西安的新点建设工程——8135工程开工，1987年夏天工程基本完工，1988年全所各个研究室分批全部搬迁到西安。到西安后，21所更名为“西北核技术研究所”，从秘密走向公开，并开始和全国许多科研单位进行学术交流，甚至也和国外一些单位开展了学术交流。

马兰基地的各个部队也根据军委的安排进行了精简改组和重新编队。比如：1981年8月，马兰基地的场站防化连改编为空九军司令部防化连。1985年10月，根据上级关于精简整编的命令，马兰村场站划归航空兵37师。2014年10月，马兰村场站转隶空军某试验基地，并赋予了它新的职能……

当年在马兰基地更多的是成千上万年青的普通科研工作者和士兵。这些年轻人中很多人因与恋人长时间无法见面，由于保密要求也无法通信，最终只得无奈分手。有的人直到退休后才找到伴侣，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告别马兰的退伍老兵，却有一个任务需要永远执行下去：保密，一直到死……

（本文参考了彭继超所著《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项星主编《两弹”邓稼先》等书，部分图片由丁浩然提供，一并致谢！）

（编辑 谢琬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