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杜林杰

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七十五天，重工业部就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钢铁工作会议，确定包头为国家未来钢铁中心之一。为了达成这一设想，国家从东北、河北等地调集8万多人援建包钢。包钢的建设，是新中国156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今年4月12日，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共同发布《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二批）》，包钢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惟一一家入选单位上榜。

包头介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边缘的位置，使它自古以来便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北魏时期的鲜卑族、初唐时受降的突厥、元代时入主中原的蒙古人、清初的旅蒙晋商、清末大规模“走西口”的移民迁入，都为包头的历史文化发展注入了多元的色彩。

如今的包头已是287万人口的大城市，它的兴起变迁，与包钢的建设发展紧密相连。

富饶的神山

达尔罕，茂明安，

察木壑水水潺潺。

紫微星，北斗下，

有座古老的大宝山。

大宝山，离天三尺三，

山头伸手能摸月亮

                    ——阮章竞《白云鄂博交响诗》

1927年7月2日，中国和瑞士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丁道衡来到白云鄂博山脚下。

白云鄂博用蒙古语说是“白云宝格达”，意为“富饶的神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山里有宝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而山上的敖包作为神圣的祭祀对象，更为这座宝山平添一层神秘。

在夕阳的映照下，白云鄂博那独有的青黑色的山峰引起了丁道衡的注意，仿佛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着他。第二天一早，丁道衡就独自离开驻地一探白云鄂博的究竟。

当天晚上，丁道衡在勘测笔记中写道：“我访问了白云鄂博……很荣幸，我发现了它的秘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丁道衡对白云鄂博的主矿区作了一些初步调查，最终认定这是一个大型的铁矿床。

1933年12月，丁道衡发表了《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估算白云鄂博铁矿的储量约为3000万吨，并提议：“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关系，其重要不仅仅在经济方面而已。”

可惜时年35岁的丁道衡只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年轻位卑，这份报告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

接下来的十数年，战乱频仍。1950年春，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派出一支代号为241的地质队，对白云鄂博进行了一次全面而详细的勘探，才打开了白云鄂博宝藏的大门。

1950年7月1日，勘探者得出结论：白云鄂博是世界上罕见的铁和稀土资源基地。

这一结论拉开了包头大规模接纳西迁移民的序幕。

241地质勘探大队

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

啊，烟囱林立破云霄，百花绕厂房。

再见吧，青色的草原，再见吧，红色的家乡。

啊，为了草原钢花怒放，我们将飞回包钢。

                    ——玛拉沁夫《草原晨曲》

1958年建设中的包钢

1951年开始编制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指出，“在沿海地区，重点进行以改建扩建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在内地，重点进行以武钢为中心的华中工业基地和以包钢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基地的建设”，“这两个联合企业都将建设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大高炉、大平炉，它们的第一期工程预计1961年和1962后先后完成”。

包钢的建设，是勘测先行。随着工作量迅速增加，241地质勘探大队的队伍也在逐年壮大。白云鄂博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开拓者。至1954年初，全队正式职工达1500人以上，成为我国最早的以多专业、多工种进行矿床综合地质勘探的一支地质队伍。

中国地质大学校园内立着一座野外地质工作者的未具名雕塑，鲜有人知的是，这座雕塑的原型便是241地质队的赵克昌。

赵克昌和夫人孙德全是东北地质大学的同窗，毕业分配时本都留校，但是他们共同以“坚决要到祖国最艰苦的第一线工作”的决心，要求学校重新分配。

1953年9月，他们怀揣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青年梦想，来到了白云鄂博。当时的勘测大队有不多的干打垒土坯房屋，没有个人宿舍，都是一个炕上挤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正在蜜月期的夫妇俩也只能各自去住男女大通铺。

后来，大队腾出来几间房子，让双职工轮流去住，给孙德全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数十年回忆起来，她犹有余悸：“那大冷屋子是真冷啊，冬天那屋里头的水到晚上就冻冰了。每次还得扛着自己的行李卷儿去。平时工作非常紧张，很累，有时候真不想去。”

冬天的白云鄂博气温能低至零下40摄氏度，厚重的衣服几乎使抬起胳膊这样简单的动作都很费劲。呼出的热气与冷空气相遇后，迅速在眉毛、眼睫毛、胡须上结成霜。即便是这样的气候条件，勘测队员们仍要抢时间、赶任务，在工具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挖水井、盘炕砌灶、上山钻探。

1959年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为包钢1号高炉出铁剪彩

夏天的勘测工作又有另一种困难。6月的荒滩赤日炎炎，队员们动不动就嘴上起泡或者裂口。勘测地点不停转换，大多地方连一棵树木也难以见到。

据队员易磐回忆，他们会在歇脚的时候，用测量仪器寻找送水工人张巨仓，一旦望见，欢声雷动。而送水工人张巨仓，挑着两桶水到处寻觅人影，往往要走三四个小时。尽管汗流浃背，仍舍不得喝上半口。

尽管环境艰辛，但是队员情绪很高，没人叫苦。在因难得的坏天气而休息的时候，琴声、歌声、欢声笑语充满房屋。

241队主要技术领导人是江苏人严坤元，他在遗作《白云鄂博矿床地质普查勘探的回顾》一文中记录了勘探早期的险恶环境：“夜晚经常听见狼嗥，此起彼伏。……开初一段时间，用水全靠一眼现淘的老井，水质混浊，难以入口，嗣后才逐步解决。……厨房和炉灶设在低于地平面的露天坑里，上面盖个棚，坎具简陋，炊事员做饭很不方便。吃饭是在露天地里，大家蹲着吃；遇上刮阵风，饭菜里就落上一层砂土。……通常是六七级风，探槽挖出的砂土随风飞扬……”

1954年6月，包钢厂址终于确定在昆都仑河西岸宋家壕一带。年底，241队按期完成了主、东矿地质勘探报告，保证了包钢建设设计的如期进行。

严坤元将这一胜利归功于过硬的队伍：“从主观因素探讨其成就的由来，主要是奋发拼搏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的高度发扬。……全队职工的精神面貌是：生活艰苦却精神抖擞，工作紧张却忘我忘私。”

前期建设

曙光拂落启明星，

又揩拭微暗的苍穹，

包头——建设中的钢城啊！

和太阳一起苏醒。

                    ——戈非《早啊，建设包钢的人们》

1953年4月23日，国务院和重工业部钢铁管理局在北京大茶叶胡同19号成立了包钢筹备组。6月15日，包钢筹备组改名为“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1954年5月1日，“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改名为“包头钢铁公司”。当年夏天正式迁往包头。

1953-1957年，是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包钢建厂筹备阶段。为了支援包钢建设，重工业部决定，鞍钢、本钢（本溪钢铁）抽出上千名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组成建制的施工队伍派往包头。

包钢厂址确定在宋家壕后，包钢厂区和居民生活区的建设也就提到了日程上来。按照规划，包钢建成后，其所在地便自然地成为一座城市。

有人建议新的城区就建在西岸，并单独成市，但也有人建议新城区建在东岸，以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由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孔祥祯和城建总局局长万里亲自参与，将新城区规划在昆都伦河的东岸，决定了今日包头的城市格局。

1955年，中共中央同意包头市的规划方案，人口按60万规划。因此，包头有幸成为新中国惟一一座由国家建委领导人亲自参与设计，并由中共中央批准规划方案的城市。

建筑工程队当年便进驻新城区施工现场，并在一片荒漠中打下了第一根标志基准杆。

包钢建设工地主任李汀是黑龙江北安人，他在开工第一天就遇到了新奇的事儿：“我在测量的现场拌了一跤，一看，踩进了一个狼窝里头。小狼崽就叫，工人过来以后就把这个狼窝给捣开，当时狼窝里有四只小狼崽，狼崽不大，刚出生有那么三十天到二十天的。”

这个风沙肆虐的地方没有人，也没有树，却有这么四个可爱的小崽子欢迎建设者们，工人便把它们带回了帐篷。结果到晚上十二点多，帐篷里小狼在叫，帐篷外两只老狼盘桓嚎叫。工人们原想将来盖公园时候把这几个小狼崽都送到公园里去，作为第一批建设公园的动物。但是听老狼的动静，大有想把人给吞了的意思。工人们只好把这几个狼崽放了，方才得了一宿安生觉。

包头的风砂厉害。第一辆拉砖的汽车被风砂纠缠得寸步难行，迷了路，只好把砖卸到离现场三里之外的地方。第二天早晨，大家把砖一块一块背回现场。

这些建设者们就像不知疲惫的骆驼，在飞砂走石中顽强地工作。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尽力，要早日出铁。

1956年，包钢共建成厂房3万余平方米，生活福利设施25万余平方米。次年，包钢进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

全国为包钢

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

啊，这里从此不荒凉，钢城闪光芒。

再见吧，金色的草原，再见吧，幸福的家乡。

啊，我们将成钢铁工人，把青春献给包钢。

我们将成钢铁工人，把青春献给包钢。

                    ——玛拉沁夫《草原晨曲》

《人民日报》关于全国支援包钢的报道

1958年，全国出现了工农业“大跃进”的局面，所有给包钢制造设备的工厂不干了，它们要自己搞别的。建筑材料也没有了，当时水泥、钢筋主要的建筑材料都严重短缺。全国物资供应和铁路运输的空前紧张，给包钢订货、运输等方面带来很大的困难。

包钢打了个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专门接见了包钢经理杨维。

1959年1月，党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的社论。社论说：“包钢是全国建设的重点项目，是全国一盘棋的重要一着。包钢的建设，关系到国家工业化进程和改变内蒙古经济面貌，有其重大的意义。”号召全国各地大力支持包钢。

于是在“全国为包钢，包钢为全国”的口号下，全国掀起了支援包钢的热潮。

2月2日，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作出支援包钢建设工作的决议，要求对包钢所需要的设备，必须优先加工承制；对包钢建设所需要的物资，内蒙古和包头市组织供应。华北各个省市特别是北京、天津、太原等地大力支援供应。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了“全区支援包钢建设委员会”；包头市委提出了“全市支援包钢，包钢带动全市”的口号，钢铁大街及主要街道都张贴出大标语，喇叭里也不断广播。

2月27日，包头市举行了全市支援包钢誓师大会。

平均每天有10多个车皮的设备和材料从全国各地运到包钢。这些材料和设备来自22个省55个市300多个企业。鞍钢除发运钢材外，还支援干部、工人7000多人，全国劳动模范孟泰带着几名技师也来到包钢支援建设，协助解决技术难题。沈阳、唐山、合肥、大连等地的企业日夜赶制设备；北京军区、空军和民航派出汽车和飞机，为包钢运送物资和设备。

当时在包钢工作的作家玛拉沁夫回忆到：“每天成千上百的人，从祖国的各地，到包头来支援包头的建设。只要你有个证明，不论是结婚证，还是一个交过团费的单据，甚至就说你是个公民，就可以在那当职工。车站到处都是外地人，包钢的各个厂矿都在那儿招工。招工的人说我这要50个人，来了50人领着就走，特别热闹，轰轰烈烈。”

包头团市委也组织了5700名青年、市总工会组织3000多名职工，到1号高炉建设工地义务劳动。中央、自治区、包头市先后派出文艺团体到包钢建设工地慰问演出，鼓舞士气。一时间，包钢建设工地人欢马叫，机器轰鸣，塔吊伸出巨臂，托起高炉节节上升。

壮志满怀的包钢建设者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团结一致战胜了许多困难，终于使1号高炉提前一年建成投产。

1959年9月26日流出第一炉铁水，从此结束了草原上寸铁不产的历史，结束了一包针换走一只羊的哀叹。

1959年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站到工人休息室上面的炉台上，对工人们说：“你们已经出铁了，我来晚了，同志们辛苦了！”次日，周总理为包钢出铁剪彩。从此，内蒙古的工业化建设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扭亏增盈大翻身

沿着宽阔的钢铁大街，

呼吸着清晨醉人的空气，

建筑者匆忙地奔向脚手架，

唱着民间小曲。

早啊！建设包钢的人们，

我认识你们的突击队的红旗，

这红旗引导你们用智慧和劳动，

将包头打扮得如此美丽。

                    ——戈非《早啊，建设包钢的人们》

据《包头市志》记载，1960年5月1日，包钢炼钢厂500吨一号平炉投产。但由于投产后富矿直接入炉冶炼，导致铁水含磷、硅量高，致使冶炼一炉钢平均时长接近十八小时。当年先后共建成投产3座平炉，但是条件并没有改善，仍然是时间长、产量低、事故频繁发生。全年产钢共计13.44万吨。

1961年至1963年，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出现严重困难，包钢经历了建设下马、生产减产，大量精简下放职工的困难阶段。

三年灾害后，包钢较好地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6月起，生产建设局面有了一定的恢复。以扭亏为盈为目标，制订增产节约规划，加强企业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集中解决了原料、科研和技术革新以及基建方面的问题。至1964年底，取得了历史上首次实现年盈利2.4万元的成绩。包钢生产建设重新走上正轨。1965年，盈利猛增到1321万元，1966年，又获得4762万元的好成绩。这一时期公司的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也跃居全国比较先进的行列。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钢的企业管理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建起的正常生产秩序遭到破坏，许多厂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虽然陆续建成选矿厂、初轧厂、烧结厂、轨梁厂、无缝厂、氧气厂、热电厂等主体厂矿，另建成了三号高炉、四号平炉、两座50吨纯氧吹转炉等主体设备，依然止不住连年亏损的势头，十年累计亏损6.78亿元，成为全国的亏损大户。

1977年，从太钢调任包头钢铁公司经理的黄墨滨重科研、抓管理、转机制，他的工作著有成效，终于在1978年6月结束了连续十一年亏损的历史。

197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包钢大打扭亏增盈翻身仗》的报道。报道说，包钢“在6月份实现了大突破，做到了扭亏，盈利181万元。开始甩掉了连续十一年亏损大户的落后帽子。这是包钢生产建设上的重大转折，从此，包钢逐步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1984年，包钢生产秩序基本理顺，技术进步效果显著，全公司58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有40项超过上年，有30项创历史新水平，工业总产值完成7.24亿元，全年实现利润1.25亿元。提前一年达到国家“六五”计划的目标。

包钢集团全景图

周淑琴是西迁二代，1967年从鞍钢来到包钢投奔父亲时才5岁。彼时烧结厂专门在张家营为鞍钢职工修建了平房，周淑琴家有四口人的时候，住在7平米的房子里；六口人的时候还住在那里。1980年，周淑琴也成了一名包钢人，“每天就是上班下班，挣钱操持家，挺累的。”三十年工龄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每天早上的昆河中桥，“我爸那会儿没自行车，桥上那风大的，得俩人搭伴儿走。我工作那会儿每天早上桥上全是到包钢上班的人。”

日本摄影家久保田博二曾用相机记录下包钢的上班潮。照片上挤满了骑自行车的人。场景便是昆河中桥的一段。

老当益壮周同藻

为了什么阴山出现一抹红云？

昆都仑河畔春雷滚滚？

绚烂的颜色，悦耳的声响，

装点江山，震荡着草原的心。

                    ——纪鹏《赞包钢》

上世纪50年代，周家骞随父亲周同藻从鞍钢来到包钢时十一二岁。举目荒凉，一刮风，沙子扑面而来。周家骞疑惑：这儿没有工厂啊？周同藻说，我们要在这里建一个大工业基地。

周同藻先后担任了包钢的第一任烧结厂厂长。在周家骞的印象里，那些年父亲过年肯定不回家，一门心思都在工作岗位上。

因周同藻曾留学美国，“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臭老九”、“美国特务”。那段时间，他经常在纸条上画着高炉，好似在诉说自己对钢铁事业的深情。

1979年春，刚刚摘帽的周同藻便向包钢党委请求去当烧结厂厂长。他说：“我搞了一辈子烧结矿，烧结厂上不去，我吃不香、睡不稳。”彼时，他已是68岁的老人。

包头城市发展与包钢的建设发展紧密相连

2016年8月，包钢拆除2号高炉，为全国“去产能”提供示范效应

那时期的烧结厂像一把铁钳，卡住了包钢的脖子。包钢烧结厂是包头最大的污染源，室内粉尘浓度高居全国第一，超过国家标准113倍。每天事故率惊人，一万三千台时，全厂三分之一作业时间在处理事故。厂内废料达十万多吨，每年亏损达2000万元。

烧结机主楼高四十多米，登高远眺，包钢十里厂区一览眼底；低头下看，头晕目眩。周同藻带着严重的腰病，迈着发颤的双腿，每日数次气喘吁吁登阶上攀。

工人们看老厂长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心疼不已，让周同藻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就行，周同藻说：“我最不赞成坐办公室指挥生产，那是官僚的作法。”

在仔细考察思索后，周同藻提出了一些设想，改变了旧的操作方针，当年产量便突破百万吨大关；翌年上升到159万吨，还修复了净化系统，除氟可达95%，基本上治理了废气对周围大气的污染。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来到包钢，听说了周同藻的事情后，便为他亲笔写了一幅字：“题赠周同藻同志：老当益壮”。

周同藻后来又担任包钢科技办主任、科协主席等数职，忙碌不休。一直到1985年底退休，时年74岁。

如今的钢铁大桥

1986年4月，周同藻出席武汉举行的金属学会时连续发高烧一周，不得不住进医院。在最后的日子里，周同藻知命已不长久，便在病床上给包钢写了3000字的“七五”原料平衡建议书，拟写了关于人才问题的题纲。

10月18日，前来看望的包钢经理张国忠说：“你写的规划常委讨论了，决定按规划的意见办。”这时他脸上露出笑容。女儿说，三十多年来未见他这样开心笑过。次日，周同藻便离开了人世。

周家骞说，父亲只是当时建设包钢的知识分子之一。包钢应该把老一辈人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忠诚敬业的精神力量传承下去。

从一条街到一座城

沙原漠漠巨花开，天作穹庐罩闷雷。

大道条条如矢直，锦衣件件要刀裁。

羊群啮到云边草，宝气捕收地里埃。

乌拉大青都改样，扶疏嘉卉绕楼台。

                    ——谢觉哉《看包钢》

作为包头的主干道，钢铁大街见证了包头水旱码头逐渐成为胸襟博大的移民之城，从边塞小镇发展为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

关于钢铁大街的由来，据老一辈包钢人说，包钢一号高炉产出了铁水，也产出了矿渣。日本商人看中了矿渣中含有稀土，要花大价钱购买。周总理下令不能卖出去，要拿来奠基，从而将矿渣就全部拿来铺在一条全长7.3公里，宽60米的沙石路下面，这条大路因此被命名为钢铁大街，东起第一工人文化宫，西至昆都仑河。一直到1987年，钢铁大街都是全国最宽的街道，有“中国西部第一大街”、“内蒙古长安街”等美誉。

玛拉沁夫在包钢工作期间，“每天早晨迎着朝阳”上班，体会到“整个城市都处在一种奔跑的状态”。他房间外面的马路上24小时机械喧腾、汽笛长鸣。这些声音使他感到特别甜蜜，说这是时代的声音。在一篇散文中，玛拉沁夫这样描述：“时代的交响曲中，我作为安眠曲睡去，而第二天早上作为晨曲唤醒我。”于是，他创作出了唱响全国的《草原晨曲》，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包钢，记住了草原钢城——包头。

1998年，包头钢铁公司改制为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时设立包钢集团。包钢由此完成了从工厂制到公司制再到集团化管控的深刻变革，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完善。

2000年之后，包钢选择突出稀土优化钢铁的战略，将稀土和钢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发展，形成包钢独特的特色和优势。如今，包钢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和世界最大的稀土工业基地，创造了中国钢铁业和稀土业的多个第一，拥有“包钢股份”、“北方稀土”两个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达1700亿元以上。

同时，随着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逐步加剧，竞争环境日趋恶化，钢材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包钢也曾和许多钢铁企业一样面临“寒冬”。近年来，包钢已由顶峰时近20万职工逐步减员分流为现在约5万人，并拆除了数十座各类装备和建筑。

原包头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李瑛说：“包钢的历史代表着包头从农牧业地区转变为工业城市的历史，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代表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烙印，更是体现着几十万钢铁大军艰苦创业的精神。”

据李瑛介绍，包头在“一五”结束后，五年间人口增加了100万，经济结构从农牧业占71%转变为第二产业占72%。包钢培养出了第一代蒙古族炼钢工人。白云鄂博矿区的开发更是在民族大团结的背景下，做通少数民族的工作，将被蒙古族视为神山的敖包进行迁移的结果。同时，包钢还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动员8万多名职工，调集5000多台套施工机械参加支援建设而成的。

在包头可以发现，移民特色至今保留，包钢所在的昆都仑区，居住者大都是当年从鞍钢过来的东北人，语言、习俗、生活习惯至今保留东北地区特点。

李瑛认为，移民城市的文化是一种生成性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移民从四面八方来到包头，带来原迁出地的文化，原文化要在新城市与不同地区的文化融合、碰撞、转换、更新、发展，移民文化具有极强的发展活力，为包头工业化发展注入精神动力。包头工业化形成的移民文化，表现出团结包容、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精神，是包头工业文明的优秀品质。“许多外地人来到包头，对包头城市规划的科学和超前赞不绝口；许多外地人评价包头人做事大气，许多外地人看出包头人理念见识创新进取，这些现象反映了包头移民的优秀品质，体现了包头工业城市的文明内涵。”

（编辑 谢琬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