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小玮

经过新文化运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其中发挥作用最大的便是《新青年》。用胡适的话说，《新青年》创造了一个时代。

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先是通令全国小学一二年级的国语课本改用白话文，随之又通令中学国语课本改用白话文，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证。从《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到官方认可成为教育用语，走过了五年。

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后，“鲁迅”几乎取代了周树人的原名，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杆标尺，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救亡图存”爱国运动，得到了社会最广泛的同情与大力支持。有研究者认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与此前几年《新青年》杂志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有着紧密联系。

1931年，五四运动时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在口述“我所参与的五四运动”一文谈起五四起因，将“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列为第二条。后来，他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

经过新文化运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其中发挥作用最大的便是《新青年》。用胡适的话说，《新青年》创造了一个时代。

一本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杂志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诞生于上海。这份月刊出版完第一卷六期后，因护国战争停刊七个月。待第二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出版时，即更名为《新青年》。这虽是迫于一起命名纠纷——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周报《上海青年》雷同，应其要求而改名，但陈独秀的精明在于借更名之机为杂志进行了一番包装营销——他对更名的说法是“欲益加策励”，大有变被动为主动之意。

陈独秀幼时面对祖父的打骂，咬牙硬抗不掉泪，祖父陈章旭说过这样一句气话：“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回顾陈独秀的一生，他确实长有“反骨”。反清政府、反袁世凯政府、主编《新青年》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任书记，后来，却又成为共产党内的“反对派”。

1903年，陈独秀因在安庆的藏书楼发表爱国演讲——痛斥俄国阴谋霸占东三省、痛斥满清政府妥协昏庸，而遭到清王朝的通缉。留学日本时，他参加了留日学生在上海组织的暗杀团。暗杀失败后，他在家乡安庆创立了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并担任会长。那个时期，反清是他的主要活动。辛亥革命后，尽管中国进入了共和时期，却遭袁世凯称帝之倒退。担任安徽军政府秘书长的陈独秀，辞职投身到讨袁的“二次革命”中。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积累了办刊经验，积累了人脉资源。《甲寅》杂志停办后，他为谋生，也是为改造国人思想，产生了独自办刊的念头。他认为“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国途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故《新青年》瞄准的读者群主要是青年，试图把青年当成对话、交流的对象。他要借《新青年》这一载体与青年们共商“修身救国之道”。

陈独秀对这份杂志的期许是“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但在起始阶段却也很艰难。《新青年》最初的发行量只有1000份，其中还有不少属于赠阅。按照当时行业例规，刊物销量达2000份以上，出版商才有钱可赚。《新青年》出版商群益书社因亏损一度有中止出版的打算。陈独秀感叹道：“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他一改前几期主打中西文化对比的办刊策略，从1916年起，集中火力“批孔”。

《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刊登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该文点燃了对儒家旧伦理大加挞伐的第一把火。陈独秀将伦理道德的重塑，作为国家崛起、国民人格变更的先决条件，故《新青年》将矛头指向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旧道德伦理，也是前期以新旧论调品评社会自然演化的结果。

《新青年》一卷休刊后，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袁世凯去世，国会重开，《临时约法》恢复。国会重开之时，孔教变为一个热点。段祺瑞公开支持宪法草案中的“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等尊孔条文；康有为也发表了给总统总理的公开信，提出“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于是，从第二卷第二期陈独秀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对孔教展开了猛烈抨击。

《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儒家三纲五常的文章，他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孔教，即儒家学说，甚至直接指向孔子本人。“（孔教）不可牵入政治，垂之宪章；盖政教分途，已成公例，宪法乃系法律性质，全国从同，万不能涉及宗教道德，使人得有出人依违之余地。”陈独秀竭力反对袁世凯政府把孔教定位国教，把孔子之道写进宪法。他预言新社会、新国家断不容孔教，儒家思想被他骂作“奴隶道德”，甚至还叫喊出要毁掉全国所有的孔庙。

1916年年底，远在四川成都的吴虞读到《新青年》上的批孔文章兴奋异常。他急速写信给陈独秀，诉说自己的“非儒”想法。陈独秀读信后，鼓励他写文章寄给《新青年》。从1917年始，《新青年》一连六期连续刊载吴虞抨击封建制度、抨击孔教思想的文章，如《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礼论》等，从而让他名声大噪。

吴虞抨击孔教的文章中，最着名的当属《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刊登的《礼教与吃人》。他说：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他告诫读者一定要认清儒教的负面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几千年来与封建政治制度、家族制度结盟，造成了中国社会惯有的尊卑贵贱等级；如果要造新社会、新国民，必须打到孔教。

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借着《新青年》这一平台走出四川，驰名全国。1921年，他被北京大学聘请为国文教授。比较而言，易白沙的态度相对平和，《孔子平议》把孔子从“圣王”还原为“凡人”，以平等眼光来考察这位“圣人”的真实面目。

“批孔”言论吸引了青年学生对《新青年》的关注。

胡适发起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学界普遍认为该文开启了白话文文学革命的序幕。

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对其与白话文结缘有一番详尽描述。上私塾时，他不足4岁。那时，私塾一年学费流行价是2元，母亲付先生6元，不久，又增为12元。高学费给他换来别的学生不曾享有的福利：先生会将死板的文字给他译作白话，而别的学生只是高声朗读，用心记诵，先生不劳神讲解。

胡适后来承认，“增加学金这一点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数目比率所未能给的利益。”事实上，白话小说真的使胡适受益匪浅。他在叔父废纸箱偶然发现了一本《水浒传》残本，便站在箱边一气看完，还跑遍全村找到其余部分来读。此后，他读尽了本村、邻村所能找到白话小说。他说看小说的一大益处，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给了我一件文艺的工具，若干年后，使我能在中国开始众所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

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同学办有一份《竞业旬报》，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以白话刊行，他被邀在创刊号撰稿。

《竞业旬报》自第二十四期就归胡适编辑，他为此做了不少文章，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他在做。编辑这份工作，帮助他启发运用现行口语为文艺工具的才能。“《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得到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

来。”并且“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

1915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朋友梅觐庄（光迪）等人闲聊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做了一首长诗送给梅觐庄，其中有一句“文学革命其时矣”。

胡适认为文学革命首先是工具的革命，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如此，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如此。他认为白话文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佳工具，但不被朋友们认可，他们认为文学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之争”。

胡适的观点是，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他说，“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

胡适将他的思考写成文字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他坦承因受在美国朋友的反对，自己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全篇没提“文学革命”这个刺激性口号，还将标题改为了“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在第二卷第六号《新青年》发表与之呼应的文章，标题即“文学革命论”，并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不容他人匡正。”

几年后，胡适承认，“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绝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周作人在1945年的《红楼内外》回忆说：“……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学革命的先锋。”此前的《新青年》，在周作人看来不过是“一种学生读物”，且极平凡。

转型同人杂志

1917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一上任，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即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于是，《新青年》迁到北京编辑。

《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出版时更名为《新青年》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与汪孟邹到北京，为亚东图书馆与群益书社合并筹措股金。沈尹默在街头偶遇陈独秀后，专程见好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协和医科大学前身）校长汤尔和，建议让其向已被内定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汤尔和在日本留学时已与陈独秀相识，也算是老朋友。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回忆道：我到京后，首访医专校长汤尔和，问北大情形。汤尔和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并告诉蔡元培陈仲甫改名为陈独秀，在编《新青年》。他把沈尹默留的《新青年》给了蔡元培。

蔡元培翻阅《新青年》后，即有了主意。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正式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元培三访住在中西旅馆的陈独秀，终获陈独秀同意，试干三个月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履职。两天后，钱玄同在日记里就记道：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足庆得人。教育部的正式委任函，以及教育部长签署的任命书下发到北大是1月13日。

《新青年》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时（1917年2月），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三卷便迁往北京编辑，出版发行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从这卷起，《新青年》作者队伍出现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北大教师的名字。章士钊、蔡元培本就与陈独秀相识，出于私人情谊，定会给新迁北京的陈独秀以支持；钱玄同、陶孟和则是因对陈独秀、胡适二人提出的文学问题观点有认同而主动加入。

纵观《新青年》第三卷内容，大体由非孔与文学改良两大主题穿插并行。由于销量不佳，故1917年8月出完六号，即发生了“《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的状况。经过协商，在停刊四个月后才得以继续出版，这与《新青年》背后有北大资源及声望担保不无关系。

在蔡元培的全力支持下，陈独秀请新派老师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演生以及胡适到北大任教或兼课，很自然他们也汇聚进了《新青年》，《新青年》编委中还有旧派教员钱玄同、沈尹默。北大教授的加盟，使《新青年》编辑、作者队伍壮大了起来。

胡适将第四卷《新青年》定性为“复活”，以与此前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加以区分。自此卷到第六卷，《新青年》进入六人轮流主编、陈独秀负总责的时期。第四卷六人轮值主编分别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五卷人员无变动，只是次序有所调整。第六卷六人轮值主编增加了高一涵和李大钊，分别替代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

自第四卷始，《新青年》进入其同人杂志阶段。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其中写道：“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

这一启事，标志《新青年》杂志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此前，自创刊始，作为主编的陈独秀，群益书社每期给他发有200元编辑费，《新青年》杂志对所用文章作者付千字2元至5元的稿费，属中等水平。《新青年》主要靠文化理想来聚集作者，而非稿费。

钱玄同在1918年1月2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新青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像样子，可喜可喜。”《新青年》杂志外观上的变化标志之一，便是与白话文写作相配套的“新式圈点”（标点符号）的使用，为印刷造成了一定困难，上海大的书局诸如商务、中华嫌费事，不愿代印。为印《新青年》杂志所用的标点符号，群益书社的陈子寿与太平洋印刷所张秉文商量，用外文的标点符号做底子刻成铜模来印制，大费周章。

从第四卷起，《新青年》不仅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还决定只刊载白话文，以前他们讨论文学革命，讨论文学工具白话文，用的全是文言。转为同人杂志的《新青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革命性的变革。

文学革命开花结果

从第三卷始，《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就不再只是停留在议论层面。此前两卷属于文学的内容多是翻译作品，有屠格涅夫小说《春潮》《初恋》以及王尔德“爱情喜剧”《意中人》，尽管有苏曼殊的小说、刘半农的笔记，单从创作的角度讲乏善可陈，无法令人眼前一亮。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首次刊出胡适“尝试”创作的《白话诗八首》，即宣告了新诗的诞生。6月15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再次发表胡适的《白话词》。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以更大声势同时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创作的9首新诗，集中展示了中国新诗诞生期的成果。

鲁迅在《新青年》发表过6首新诗，他言明是为了壮大新诗创造者们的声威，于寂寞中“敲敲边鼓”，等到真正新诗人产生后，自己就“洗手不作”了。

真正令鲁迅成名的是白话文小说。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后，“鲁迅”几乎取代了周树人的原名，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杆标尺，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鲁迅的同学兼好友钱玄同回忆道：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周作人）的文章……但豫才（周树人）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

《狂人日记》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是“吃人”。狂人既担心别人谋害吃自己，又震惊地发现自己其实不经意也吃过别人的肉。“吃人”这个双关语，一面指吃人肉，更重要还是指向人的精神的“被吃”。这篇小说是新文化运动者用文学的形式对旧文化的深刻批判，是启迪民众思想的高声呐喊。

鲁迅说，“我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随后，《新青年》陆续刊登了鲁迅的《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至今仍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

据统计，从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五号起，至1921年8月1日出版的第九卷第四号止，三年多时间，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作品54篇：计小说5篇、新诗6首、杂文29篇、通讯3篇、译文4篇、其他（附记正误）7篇。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谈到新时期的文学中说，“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新青年》的鼎盛期，也恰好是鲁迅加入期，这除了同仁增加的缘故，也与刊物本身文学性或文学内容的增加不无关系。《新青年》销量大增，一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

白文之辩和新旧之论

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并列刊出了两封信件。

一封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全信以文言文写成，4000余字，以一个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卫道士的口吻，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而另一篇由刘半农执笔的《复王敬轩书》，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观点逐一批驳。

这出由刘半农和钱玄同自导自演的“双簧戏”，不过是想引起不同观点人之间的争论。在刘半农看来，独角戏唱起来没劲，不妨攻打一下假想敌。就好像双方辩论，一

方陈词，一方反驳，互争互斗，才热闹好看。

早前，钱玄同就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钱玄同致陈独秀信》中，发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激烈言论，骂尽古代的散文家、骈文家。多年后胡适还感激不已：“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钱玄同的激进还表现在提出废掉汉字，使用注音字母。他另一着名言论是“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成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双簧信主要批的是林纾。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从字面意思上来说，“敬”对“畏”，“轩”对“庐”，钱玄同给自己化名“敬轩”，隐射的正是林纾的号“畏庐”。林纾是清末民初的桐城派古文大家，还是一个翻译家，法国小仲马的名着《茶花女》，就是由他第一次翻译成中文，不过用的是文言，书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因其居文化圈大佬地位，才被钱玄同、刘半农当靶子打，显然是借之以扩大影响之意。当时，林纾并没有回应。

几乎过去了一年，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仿聊斋体的政治小说《荆生》。小说中“三人称莫逆”的“田其美”“金心异”和“狄莫”，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而那个名为荆生的“伟丈夫”，不仅对三人痛斥一番，还并用二指点田之首，令其脑痛如锥；足践狄莫之腰，令其腰疼预断；摔了金的眼镜，则“怕死如猬”。最关键的是文章最后提到了“观吴将军制服书痴事”，让人联想到徐树铮。徐树铮是北洋系统内有名的文武全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桐城派最为钟情。

3月2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率先发难：但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

油画《启蒙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

一周后，《每周评论》全文转载《荆生》，并加了按语：“甚至有人想借用武人政治威权来禁压这种鼓吹。前几天上海新《申报》上祭出一篇古文家林纾的梦想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政策的。”

3月19日至23日，林纾在《新申报》又发表了小说《妖梦》。小说讲述他的门生郑思康做了一个怪梦，往游阴曹，见到一个“白话学堂”。大门口的对联写着：“白话神通，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入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对联为：“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分别影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人。

3月18日，林纾在北京《公言报》——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的喉舌——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致蔡鹤卿书》。他在该文中指责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对推行白话文主张，他危言耸听地说，“若尽废古书，……京津之稗贩，均可引为教授矣。”此外，该报还发表了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长篇评论，攻击陈独秀等人“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

蔡元培当即写了《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声明“鄙人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不能不有所辨正”。信中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大学教育孜孜以求的向往之境。

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京沪各大报刊在转载林蔡往还书牍的同时，竞相发表评论，且将“林蔡之争”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成为公共事件。

陈独秀为减轻蔡元培的舆论压力，在《新青年》上发表声明：“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实际上，《新青年》杂志有北大教师、学生参与编辑、撰稿，但确实不是北大校刊。

这场大争论不仅使得“新派”、“新文化”声名与日俱增，且《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震，《新青年》销路大开，前五卷要重印了。

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投降书中签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中国作为大战协约国的一员，也成为了战胜国。当一战结束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庆，庆祝游行人员涌向美国公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北京政府高兴之下决定放假三天。昔日记录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被国人拆

除磨掉原文移到中央公园，变为“公理战胜”碑。

1919年初，战胜国聚于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派出了五名参会代表，不料想有关方面只给了中国两名（最末一等）正式代表名额。在和谈中，中国代表强烈要求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应直接交还中国，并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按威尔逊的十四点，密约当废止。但这些提议均被否决。最让中国人不满意的是，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交给日本接管。

当梁启超得知北京政府派出的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已考虑要在合约上签字，便致电外交委员会汪大燮委员长和林长民事务长，让他们提醒民国政府务必不要为了一些利益问题而放弃山东主权，坚决不能签字！

1919年5月1日，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写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第二天刊载在《晨报》头版头条。“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赫然醒目，并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据罗家伦口述回忆：5月3日，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记者邵飘萍到北大报告和谈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及可能失败的结果。受讲演感染，当即就有激愤的学生咬破中指在撕下来的衣襟上写了血书“还我青岛”。刘仁静要用自带小刀在会场自杀。于是，大会决议联合十三所大学的学生于第二天发动请愿游行。

5月4日游行当日是星期天，各国使馆都休息，政府方面也没有要人上班。学生们失望之下掉头去了附近的曹汝霖家（即赵家楼）抗议，后引发火烧赵家楼曹宅事件。晚年的曹汝霖在回忆五四运动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也是有好处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了回报。”

一个月之后，临近和约签字时，北京大学联合各校学生又汇在新华门，在那儿睡了两天两夜。同时，巴黎方面的学生、华侨，也闻风而动起，逼迫中国专使不许签字。内外夹攻之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发生之前，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与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出版了，不同于专注于文化学术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物对国际、国内大事皆要述评一番，其政治性跃然纸上。胡适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对政治兴趣浓厚的陈独秀、李大钊，另起炉灶，这也被视为是《新青年》同人之间意见不一的结果。

五四运动发生当天，陈独秀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公共管理》和《两个和会都无用》等文章，他认为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些言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感受。作为胜利国没能享受相应待遇，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与被剥夺感油然而生。

从5月11日第二十一号起，《每周评论》一连五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详细报道和评论五四运动的进展情况。

油画《五四运动》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指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

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11日，北京南城的香厂路新世界游艺场，从四层花园平台有《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飘下。撒传单的正是陈独秀，他因此被捕。

陈独秀提出“直接行动”以及“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撒传单即是对“直接行动”的实践。因此，他真地进了监狱这个“研究室”。

九十八天的铁窗生活，令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1920年，他受邀在武汉文华大学讲演，标题即《社会改造的信仰和方法》，提出改造中国社会必须有“三个打破”，其中“打破阶级制度，实现平民社会主义”的论点，令其被当局逐出武汉。北洋政府也准备抓捕他。他被李大钊秘密送出北京，经天津辗转到了上海。

送走陈独秀后，李大钊也回家乡暂避风头。

陈独秀、李大钊离开后，《每周评论》主编由胡适接任。不久，他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发表在第三十号上。他在文中历数迷信“主义”的弊病，提出只有具体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救中国之道。

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他认为，有危害的并不是主义而是空谈主义。他这样辩护：“主义”一方面是“理想”，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一方面是“实用”，必须逐步地实行。

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给出的答案是：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认些抽象的主义。意犹未尽的他，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准备刊登《四论问题与主义》的那期《每周评论》遭查封未及出版。后胡适把《四论问题与主义》收入了自己的文集出版。

胡适和李大钊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当作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重要标志。

《新青年》的转变和贡献

因五四运动爆发，《新青年》第六卷拖到1919年11月才出齐。

10月5日，众人聚在胡适家，商谈《新青年》第七卷编辑出版事宜，讨论的结果是，尊重陈独秀的意见，恢复由他一人主编。随后，因陈独秀离京，《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回到上海编辑。有半年时间，《新青年》同人团体靠南北通信的方式维持着。

自《新青年》迁到上海后，北京同仁不再像从前那样积极写稿了。为此，陈独秀几乎每次给北京同仁写信都在催稿。另外，还遇到经济的压力。有一期因陈独秀不同意提价，与群益书店老板闹翻。他自办了一个“青年社”，承担《新青年》的出版发行。《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出版时间眼看到了，但经费还无着落。在陈独秀的催促下，胡适、李大钊等北京同仁陆续寄了一些钱款，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中被拘留的北高师爱国学生返校。

大约1920年4月，陈独秀与从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有了接触。5月，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三个月之后，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也在上海成立。在此期间，陈独秀逐步解决了《新青年》经费和稿源两大问题。

陈独秀南下出版的两卷《新青年》（指第八卷、第九卷），着力宣传社会主义，政治色彩越来越浓，显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紧密关联。《新青年》同仁阵营的彻底决裂也在此期。

1920年底，陈独秀应广东军阀陈炯明之邀，南下广州办教育。他给北京同仁写了封信，交代陈望道将接任主编《新青年》，还介绍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新生力量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人。陈望道因翻译《共产党宣言》而闻名。他是后期《新青年》的一个重要人物，从1920年年底接任主编工作，一直坚持到1921年休刊，他编辑的《新青年》，风格全变。

鲁迅的小说《故乡》《风波》以及翻译菊池宽的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爱罗先珂的小说《狭的隆》都发表在《新青年》最后两卷上。当《新青年》团体散掉时，鲁迅特别慨叹自己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新的战友在哪里呢？”

学界普遍认为：1917年春至1920年春，三年间出版的五卷《新青年》主要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代表了以北京大学学者为主体的编辑同人们共同的趣味和追求。

而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先是通令全国小学一二年级的国语课本改用白话文，随之又通令中学国语课本改用白话文，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证。从《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到官方认可成为教育用语，走过了五年。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