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杜尚儒

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二次出国留学热潮出现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次出国热潮不同于清末留日运动，而是以旅欧为主，旅欧又以赴法勤工俭学为主流。受五四运动影响，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先后远渡重洋，赴法（欧）勤工俭学，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这些青年中，涌现出多位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做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先驱，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朱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期间留影

邓小平的留法经历尽人皆知，而与邓小平一起走出去看世界的川渝青年还有很多。有资料表明，仅1919年到1920年间，全国有1600多名青年赴法国留学。其中湖南、四川（包括重庆）两地人数最多。1918年到1920年年底，四川先后有378人赴法留学。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朱德四位共产党人不尽相同、却又殊途同归的赴欧求学经历，对研究川渝留法（欧）勤工俭学活动很有参考意义。

邓小平：从川东学子到职业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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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后来着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的影响。吴玉章是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也是1912年成立的留法俭学会（发起者有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吴玉章、黄复生、汪精卫、张继等）以及稍晚一些成立的北京华法教育会的主要成员。

1918年，吴玉章联络川籍名流，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并在四川成都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不久，重庆也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一年，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14岁，刚刚高小毕业，考入了故乡四川广安县中学。但邓希贤初中没有读完就离开了。因为在重庆避难的父亲邓绍昌听到重庆要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就捎话到广安，让他的长子邓希贤到重庆来，进预备学校读书，将来出国留学。

于是，邓希贤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以及同乡胡明德（又名胡伦）结伴来到重庆，投考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被录取。1919年9月，位于重庆市夫子祠内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据介绍，该校招生对象是中学毕业和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首届仅招收100余人。主要教授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及工业常识等。邓希贤当时的同学江泽民后来回忆，该校条件简陋，没有宿舍和体育场所。学习的目的很明确，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做准备，必须初通法语，并学习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邓希贤后来对他的子女说，这个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很高的学府，考进去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也影响到了西南重镇重庆。邓希贤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了抵制日货和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示威请愿等活动，但邓希贤那时的爱国救国，就是当时流行工业救国思想，他的想法或者说梦想，就是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到本事后报效国家。

1920年7月19日，邓希贤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习，顺利通过毕业考试、驻渝法国领事的口试及体检，成为83名合格学生中的一员。同年8月28日，83名川东学子搭乘法商吉利洋行“吉庆”号轮船顺长江东下，八天后抵达上海。一周之后，一艘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在滂沱大雨中一声长笛，驶离上海，前往遥远的欧洲法国。船上的83名川籍学生中就有16岁的邓希贤，他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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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19日，邓希贤一行中国学生经过三十九天航行，抵达法国港口城市马赛。第二天，当地报纸是这样描述这群中国学生的：一百名中国青年人到达马赛，他们的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身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他们中有人后来回忆说，华法教育会派人接到他们后，当天即离开马赛，又坐了十六个小时汽车，最终到达巴黎。第二天，他们受到了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欢迎。在巴黎，邓希贤还认识了早他一年到法国的四川老乡聂荣臻。

法国人眼中的这批中国学生，基本上都来自中国富裕家庭，至少这些经过长途跋涉刚刚来到欧洲的川籍学子是这样的。据邓希贤的女儿邓榕转引胡伦自述介绍，当时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生，分为公费生（或称贷费生）和自费生。所谓公费生，就是由相关机构贷款资助，自费生就是完全由自己筹措资金。这两种都不同于由国家派出、政府出资的官费生。据悉，邓绍圣取得了贷费生资格，邓希贤与胡伦为自费生。通过预备学校考试，可获得学校董事会补助100多元，另须自筹一部分，凑足300元才能赴法留学。邓希贤的费用是靠他父亲筹集的，邓绍圣和胡伦的出国费用分别是亲戚或朋友借助的。

在巴黎稍事休整后，由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希贤和他的同伴分别进入不同学校去学习或补习法文。其中，邓希贤、邓绍圣等22人进入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的巴耶男子中学学习法语，他的同乡胡伦到巩比耶公学学习。

邓希贤所在的巴耶中学，离巴黎有二百余公里，校方为中国学生单独开班，实行寄宿制。可是，这段正规的中学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邓希贤后来对他的子女说起这段留学生活时说，那是一所私立学校，自己在这所学校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伙食很差，关键是费用太高，上了几个月就被迫离开了。

一份巴耶中学档案显示，邓希贤一个月的开销超过244法郎，这对于完全自费的邓希贤来说不算小数目。资料还显示，在巴耶中学，邓希贤的同学一个月杂支费平均25法郎左右，有的多达50法郎，邓希贤只有18法郎。据邓希贤的后人介绍，邓希贤的父亲原本是位小地主，做过当地“哥老会”的头领和广安县的团练局长，后来家境也不甚宽裕，为了支持邓希贤留学，还变卖了些谷子和田产。但是，无论邓希贤如何节俭，不到半年时间，邓希贤带来的钱已经花光了。

1921年3月，邓希贤与巴耶中学22名中国学生中的19人一起离开了学校。校方的报告称，“他们自称去克鲁梭市工作”。俭学不成，邓希贤只剩下勤工一条路了。只是他没有想到，从此再也未能进入法国的学校读书。邓希贤后来回忆说：“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勤工俭学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而且，“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邓希贤在法国的“勤工”时间长达四年多。邓希贤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当轧钢工，时间是1921年4月2日。这家工厂一直保存着邓希贤等人的档案，其中一个登记卡上清晰地注明，邓希贤，16岁，工号为07396。有回忆者说，当时介绍了100多人去这家工厂，其中四川学生几乎占了一半。轧钢工是一种技术要求不高、劳动强度很大的工种，而且属于散工。当时正值法国经济萧条时期，找工作很不容易，邓希贤只能找到这样的散工。

在工厂里，中国学生每天的工资为12到14个法郎，这在当地是很低的工资了。邓希贤还不到17岁，按法国规定，不满18岁的只能当学徒工，每天挣10个法郎。邓希贤后来曾说过，他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

1921年4月23日，邓希贤离开了这家工厂，来到巴黎。此时，他还是希望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挣点钱，实现当初留学法国的梦想。但这个梦想终究没有实现，以致于他后来开玩笑说，自己只有中学文化水平。不过，这不到一个月的苦力生活，成为邓希贤难忘的一段经历，他感受到了劳动的艰辛，初次接触到底层劳工阶级的处境。“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邓希贤后来回忆说。

辞了工作，又无学可上。这一年的5月到10月，邓希贤靠每天5个法郎的救济金度日。这段时间，邓希贤做过各种杂工，但都不会太长，随时可能被解雇，生活常常面临绝境。直到1922年，法国经济略有好转，邓希贤才在巴黎南部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工厂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工厂位于一个名叫夏莱特的小镇上，有一千多名工人，大部分为女工和童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约30多人。

邓希贤由于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因而被当作非熟练工派到胶鞋车间，制作套鞋。起初实行计时工资，熟练以后实行计件工资。邓希贤在哈金森橡胶厂工作了八个月后，手头上有了一些积蓄，加上父亲接济的钱，使他产生了继续求学的念头。1922年10月17日，邓希贤与族叔邓绍圣辞去了哈金森橡胶厂的工作，打算到塞纳-夏狄戎中学读书。但因为钱不够，四个月后，邓希贤又回到了夏莱特，继续到哈金森橡胶厂工作。邓希贤从此便打消了继续求学的念头，除了后来在苏联上过“中山大学”外，他再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学校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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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2月2日回到哈金森，到3月7日正式离开。这一次，邓希贤在哈金森橡胶厂只工作了一个月。因为他找到了新的“工作”，决定做一名职业革命家。

邓希贤在克鲁梭期间，结识了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在蒙达尼做工期间，又先后认识了李富春、蔡畅及王若飞、李维汉等人。由于年龄小，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许多活动邓希贤并未参与，但他时常能听身边进步分子的演讲和宣传，逐渐接受了进步思想。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在巴黎成立。1923年2月，“少共”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将“少共”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会议上，邓希贤与陈乔年、聂荣臻、傅钟等人成为新增加的成员。根据工作需要，邓希贤离开了哈金森橡胶工厂，搬到了巴黎意大利广场着名的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小旅馆，即周恩来的寓所，参与《少年》杂志（后更名为《赤光》）的编辑刻印工作。邓希贤后来回忆说，旅法人员中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他的领路人，也是他敬重的兄长。

一年后，1924年7月，邓希贤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根据组织安排，周恩来等人即将回国工作。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希贤被选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会议还决定，由周唯真、邓希贤、余增生三人组成书记局，负责旅欧团的具体工作。此后，邓希贤又连续两届当选为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局成员，成为继周恩来等人之后旅欧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5年11月，邓希贤进入雷诺汽车做了一名钳工，住在当地卡斯德亚街3号一家中国人居住的旅馆内。这次不是为了“勤工”，而是为了躲避法国警方的监视和跟踪。因为比较活跃，邓希贤此时早已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

1926年1月7日，邓希贤、傅钟、邓绍圣等人受组织指派，乘火车离开了法国，经德国前往苏联。就在他们离开的第二天，法国警方突然搜查了邓希贤等人的住所，并带去了原本要“面呈”他们的驱逐令。法国警方此前的报告中说，“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他们似乎与邓希贤有共同的政治观点。邓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他。”“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

没错，正如邓希贤的女儿若干年后所写的那样，从1920年10月19日到1926年1月7日，邓希贤在法兰西的土地上生活了五年二个月又十九天。来到法国时，他是一个16岁的单纯青年，在他22岁离开法国时，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斗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

邓希贤到达莫斯科后，进入了专门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而设立的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底，邓希贤奉命由苏联经蒙古回国，历时一个多月，于1927年2月到达西安。1927年6、7月间，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若干年后，邓小平的名字为全世界人们所熟悉，而邓希贤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异国的档案里。

陈毅：从文学青年到革命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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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到法国的时间比邓小平早了一年。

1918年3月，成都留法预备学校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4月正式开学。报名者达数百人，入校新生150余人。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批示：“凡经毕业考试名列前三十名者，由政府发给每人旅费津贴四百元，以资鼓励。”同时规定，其余能自筹川资和留法费用的学生，亦可赴法。于是，不满17岁的陈毅和已经中断学业的哥哥陈炎（孟熙）一同上了这所预备学校，希望到国外打工上学，减轻家庭负担。结果陈毅陈炎双双考进前30名，每人获得了400元奖金。与陈毅兄弟一同获得省政府津贴和赴法留学资格的还有天文学家刘子华、文学家金满成等。

1919年10月10日，陈毅陈炎兄弟搭乘的“麦浪”号轮抵达法国马赛。由于长时间的海上颠簸，一上岸陈毅就病倒了。他不得已在马赛休养了两个月后，才乘火车到达巴黎。陈毅在巴黎还遇到了徐特立带领的湖南籍学生蔡和森、蔡畅、向警予以及何长工、李富春、聂荣臻等人。

巴黎的华侨协进社安排陈毅到巴黎南郊一所中学补习法文。尽管陈毅在国内学过法语，但要在法国学习和生活还远远不够。陈毅在该校学习非常勤奋，进步也很快。他给家里写信说：“我的生活条件很苦，但尚且能过，学业有进步，无虚度年华，仍是一个充实的饱汉子。”

1920年夏天，陈毅进入施奈德公司在巴黎郊区的一个分厂工作，每天工资18法郎。陈毅生活很节俭，他积攒下来的钱大部分用来购买书籍，其中既有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着作，也有巴尔扎克、伏尔泰、莫泊桑、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据说陈毅读书极为用功，为了方便阅读，他随身带着法文词典。

陈毅性格豪爽，喜交朋友。除了读书，还关心时事，经常做一些社会调查，了解法国风土民情。慢慢地，他和同学们通过调查与亲身体会，发现曾被各种文字和传闻粉饰的西方文明之都巴黎，与眼前的现实并不相符。而且，他的处境也每况愈下，陈毅在家书中尽可能报喜不报忧。

有资料表明，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约700人。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出现高潮，这一年内先后有八批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到年底，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达到1600多人。其中，只有少数人可以自费读书，多数人寄希望于借助“勤工”实现“俭学”。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学生能找到工作的不到300人，失业者在500人以上。此时法国国内形势与当初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情形不一样了，由于经济不景气，连法国人都受到失业的困扰，就更别提中国学生了。中国学生即便侥幸找到工作，也多为临时工，随时会有被解雇的危险。

1920年底到1921年初，悲观、失望、焦躁的情绪在无工可做、无钱上学、无家可归的中国学生中间蔓延开来，身边的一些极端事件又时时刺激着陈毅：他的一位四川学友安子初在化工厂中毒身亡，他的另一位四川老乡蒲照魂因绝望而自杀……可是，华法教育会和中国驻法公使馆的个别人漠视学生困苦，反而指责学生“既无勤工之能力，又乏俭学之志”，甚至以遣送回国相威胁，告知学生：自愿回国的留学生如真的属于无力自给的，中国驻法公使馆准予代购船票，遣送回国。失去工作的留法学生经常聚集在巴黎的华侨协进社和华法教育会，要求介绍工作。这中间就有陈毅兄弟的身影。情绪激动的学生时不时会与华法教育会的人发生纠纷，甚至爆发肢体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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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12日，华法教育会发出一则由蔡元培拟定的通告，通告称，鉴于华法教育会“本无基金，又无入款，其付与学生之维持费，均由他处辗转腾挪而来”，“为长久计，必由各省学生自结为小团体，向本省为经济维持之请求，并对于本省父老子弟报告留学及工作状况”。四天后，该组织又发出通告，宣布自今日起，一律再维持两个月，至3月15日截止。“如有辞出工厂情事，本会一律不发维持费。”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脱卸一切经济责任。

1920年，陈毅（后排右一）在法国与同学合影。

此消息一出，无异于晴天霹雳，引起了留法学生的强烈反响。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四省学生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向中国驻法公使馆提交请愿书。1921年2月28日，陈毅与蔡和森、赵世炎、李维汉等率领数百名学生前往公使馆集体请愿。学生提出：由政府给留法勤工俭学生每人每月400法郎，以四年为限。同时要求里大（里昂中法大学）、比大（中比大学）向勤工俭学生无条件开放，将准备遣送留法勤工俭学生归国的经费拿出来暂时维持留学生生活。公使陈箓起初不肯见学生，在学生一再要求下，才到广场与学生见面。陈箓答复，使馆无权也无经济能力应允学生要求，激起学生愤怒。陈箓在法国宪警保护下，仓皇逃回使馆。法国警察冲入广场，毒打和驱散请愿的学生，并于当晚强行抓走了进入公使馆的10位学生代表。

这一天被称作“二·二八”运动，又称“反饥饿运动”。斗争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迫使中法当局做出了让步。同年6月1日，经不懈努力，由各方组织成立了一个法华留法中国青年学生监护会，负责由法国从中国庚子赔款中取一定数目，按每日每人5法郎标准发放生活维持费，以五个月为限，自愿回国者可设法遣送回国。

1921年6月，留法学生获悉，北洋军阀政府派员来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密商谈借款3亿法郎，购买军火。借款以“滇渝铁路修筑权”等作抵押。陈毅闻讯，立即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联系，联合旅法华人团体，在巴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拒款大会”，将秘密借款的丑闻公布于天下，愤怒的群众当场痛打了使馆秘书王曾思。这次斗争最终取得胜利，中法当局迫于舆论压力，放弃了借款阴谋。

但是，尚在领取维持费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却因此招致中法政府及其利益集团的迁怒与报复。1921年8月20日，法 国方面突然宣布，到9月15日，将停止给留法学生发放维持费。法国外交部则暗中通知中国驻法使馆，决定将反对中法借款的中国留法学生分两批遣送回国。这就引发了被载入史册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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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聂荣臻回忆，里昂中法大学原是由华法教育会创办的，筹建时，校长吴稚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了部分庚子赔款。学校建成后，竟然拒绝从勤工俭学生中招生，反而从国内招来一批有钱有势的地主、资本家子弟。这就激起了勤工俭学生的愤怒。陈毅最早在克鲁邹工厂组织了“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起草了《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的宣言》。1921年9月5日，陈毅又代表该厂147名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通告》，激励学生们：“正大光明的求学运动——要读书——又何致于害羞，还怕难以出诸口！”

在陈毅等人的推动下，9月17日，勤工俭学生代表在巴黎宣布“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们通过章程，确定这次行动“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的目标”，并确立了三条原则：1、誓死争回里大。2、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3、绝对不承认考试。

9月20日，联合委员会派出由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组成的100多人分批从巴黎等地向里昂进发。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等人留在巴黎准备接应。他们获悉，吴稚晖将于9月21日带领国内100多名学生入住里昂中法大学，因而商定，要抢在吴稚晖之前进占里大。

9月22日，先发到达里昂中法大学的中国学生，被法国警察强行押送到一处兵营里，看管起来。10月13日，驻法公使馆与法国政府相互勾结，将104名中国勤工俭学生押往马赛，乘船遣送回国。在被遣送回国的学生中就有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等人，只有赵世炎等三人成功逃出兵营，继续留在法国。

若干年之后，参与者之一李维汉在回忆这场斗争时写道：“从它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它留下的影响和收获的果实来说，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它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

陈毅回国后，代表被迫归国学生撰写了《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宣言》等文章，在沪、京等地召开谈话会，约见当地名流或官方人士，公开披露遭遣送回国的原因以及归国后勤工俭学生的种种困苦。同时，大力呼吁当局给予尚留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以快捷有效的资助。

1922年，陈毅在重庆期间，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开始做记者，受聘为《新蜀报》主笔，向读者介绍国际形势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情况。被遣送回国的勤工俭学生中，川籍学生为34人。

1923年，由李石曾出面，北京西山碧云寺中法大学收容了被遣送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年10月，陈毅来到北京，入中法大学，继续完成留法未竟学业。不久，受李大钊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毅喜爱文学，归国后一度立志做文学家，曾在一年时间写出了20多篇文艺作品。1925年底，陈毅从中法大学毕业。1926年5月到7月间，受李大钊派遣，回四川投身军事运动，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革命军事生涯。

聂荣臻：放弃“实业救国”，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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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到法国的时间比邓小平早几个月，却比陈毅稍晚。聂荣臻是1919年12月9日上午乘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1920年1月14日抵达马赛港的。当时的《时报》以《留法俭学生出发记》为题，发了消息。在《民国日报》刊发的《本届赴法学生调查表》中，聂荣臻列第13名（调查名单73人）。据了解，这届（第八届）留法俭学生一共153人，除少数河南、江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外，绝大多数来自四川、湖南两省。一同赴法的还有4名湖南的女学生，因而受到各界的关注，当时女生出国勤工俭学者极少。

与其他赴法学生不同，聂荣臻是不得已才参加留法俭学的。两年前，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县立中学。数月前五四运动爆发时，聂荣臻因带头参加家乡学生运动，遭到当局的抓捕。为了避难，家人决定送他出国。聂荣臻也想借此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实现“实业救国”大志。

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沙罗瓦劳动大学留影。

“一张由上海到马赛港的船票要一百银元。我带的三百银元，一下子就花去了三分之一。”若干年后，聂荣臻在他的自述中说，“从出国一开始，就很有点勤俭的劲头。”

聂荣臻买的是四等舱船票。邮轮上一等舱的票价为800元，二等舱是500元，三等舱是300元。中国学生花100元买的是四等舱。船上本来没有四等舱，所谓四等舱其实就是无等统舱，即货舱。在半明半暗堆着各种货物的货舱里，临时设置了一些多层床铺，就成了四等舱。舱内空气污浊，很不是味。据聂荣臻介绍，赴法勤工俭学的几批学生，大都是乘坐的这种无等统舱。

航线和经历也大抵相同。经过三十五天的海上航行后，聂荣臻抵达马赛港。休息了两天后，“华法教育会”派人将他们接到了巴黎。聂荣臻记得来接他们的人叫李璜，法语讲得很流利，让他很羡慕。

聂荣臻先是被安排到蒙达尔纪中学学习法语，后来因为中国学生过多，又把他和别的一批同学转到法国北方的厄尔——卢瓦省省会德洛，在德洛中学继续补习法文。蒙达尔纪也是个省会城市，距离巴黎不远。这个中学的校长沙波，同情中国学生，对安排中国学生入校学习非常热心。聂荣臻在这里认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人。其中蔡和森、向警予等读的就是蒙塔尔纪中学。

1920年1月到6月，聂荣臻一直在德洛中学读书，法语水平提高很快。他曾说，因为不懂法语，既无法做工，又无法进学校，而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老百姓和法国学生中间，自然有压力。所以，学起来就快得多，尽管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课程要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深得多。在这里，除了主要学习法语之外，也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

在德洛中学的最后阶段，聂荣臻手头的钱快花光了，他便进工厂做了一段工。待手头有了少量积蓄后，再回来接着读书。积蓄将要用完的时候，急忙又找工厂做工。手头有钱，就进学校；钱花光了，又赶快做工。聂荣臻曾说，他们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特点，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做工，读书；读书，做工。1920年秋天，聂荣臻又进了另一所中学，胡乃尔中学继续读书。由于掌握了一些法语基础，再学习数理化等课程，就不那么吃力了。

聂荣臻在法国多家工厂打过工，据他介绍，当时法国就业比较容易，做工的机会很多，但勤工的学生大多只能做些粗活，有时也干些简单的技术工作。他进的第一个工厂是蒙达尔纪的橡胶厂，负责检查轮胎，主要看是否合乎规格要求。活儿不重，也比较简单。以后又到克鲁邹钢铁厂做工，这个厂就是很多中国学生都工作过的施奈德钢铁厂，因为这个厂的老板叫施奈德。厂子的规模很大，主要从事军工生产，有许多分厂，有的分厂几乎就是一座城市。在克鲁邹，聂荣臻做过又脏又累的炼焦工，又做过钳工、车工等。聂荣臻在这家工厂干的时间比较长，从1921年初到这年秋天，他一直都在这里做工。

做了一段工之后，聂荣臻也渐渐摸出了一些“门道”，法国各个工厂的情况大体相近，不会分配中国学生好的工种，多为粗活、脏活、力气活，很难学到技术。于是，聂荣臻和同学们就经常换工作。他们时常看报纸上的招工广告，每有工厂招工，认为合适，马上写封信过去。据聂荣臻介绍，由于法国劳动力缺乏，他们接到信，一般答复很快。学生们立刻收拾一下简单的行装，赶到一个新的工厂做工。刚到法国的两年间，聂荣臻为了做工，经常这样跑来跑去，到过法国许多城市，进了许多工厂。

聂荣臻也能很快适应法国的生活。据介绍，法国的工厂和学校，一般都没有宿舍。要进哪个工厂做工，或进哪个学校读书，就在那个工厂或学校附近租间房子住。学生们大多几个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饭。法国的蔬菜，同中国差不多，夏天也吃茄子、辣椒等。主食以面包为主，也能买到大米。聂荣臻刚到法国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兑换10个法郎。一天若有几个法郎，生活就能过得去。学生们要缴纳房租费，又要支出伙食费，再加上一定的零用钱，完全靠做工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余下的就很少了。聂荣臻身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做工的多，读书的少，做工的时间长，进校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聂荣臻在法国两年间，进的工厂不少，但进的学校就是前面提到的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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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曾说，在法国，他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但是，1920年到1921年间，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和争论还没有彻底改变他“实业救国”的想法。如果说思想上有所发展变化的话，那就是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并且投入到留法勤工俭学生发起的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中去。

这里所说的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主要是1921年的“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三次运动。

“二·二八”运动虽遭到法国警察的镇压，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还是做了一定的让步，答应延长发放三个月的救济金，并继续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在这次斗争中，勤工俭学生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即蒙达尼派和勤工派。当时在克鲁邹的赵世炎等人为勤工派代表人物，主张自己勤工俭学，不靠军阀政府的施舍，希望继续勤工，争取“劳动权”。所谓蒙达尼派，是指在蒙达尔纪男女公学就读的部分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其核心是新民学会留法会员。蔡和森为蒙达尼派的领导人，主张争取政府的经济资助，以达到俭学目的。聂荣臻那个时候还在胡乃尔中学读书，也赶到巴黎参加了斗争。这次斗争后，聂荣臻得到69法郎救济金。之后，聂荣臻就进了克鲁邹钢铁厂。

1921年6月的“拒款运动”，聂荣臻也参加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在这次运动以及后来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勤工俭学生的两个不同派别，已团结一致，结成了统一战线。

聂荣臻在回忆中曾详细介绍了关于进占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的情况。聂荣臻晚到了两天，没有参加“先发队”的行动。1921年9月23日，聂荣臻赶到里昂后，“先发队”的同学们已经被法国当局拘押在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里。聂荣臻找到中国驻法公使馆副总领事李骏，开了一张探望同学的证明，因此，他能够自由出入兵营。因为聂荣臻不在被拘留的名单中，他进兵营时，警察检查通行证，出来有

的时候不检查通行证。于是，聂荣臻就利用看管不严的机会，把领事开的通行证交给赵世炎，以“狸猫换太子”的方式，先后从里面救出来三个人。而蔡和森、陈毅等100多人最终被遣送回国了。若干年以后，聂荣臻只记得赵世炎的名字，另两个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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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称，他世界观的初步转变是1921年11月到比利时以后发生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以后，聂荣臻仍有进学校读书的想法，恰好1921年11月底，他分得四川临时救济金400法郎，加上他打了几份工的积蓄，盘算着再进学校读书。这时，他听说比利时的沙洛瓦有一所劳动大学，费用比较低廉，而且是一所工科大学，专学机械、化工这些课程，还设有专门的寄宿宿舍。这些条件，在法国是很难争取到的。于是，聂荣臻就去了比利时。

沙洛瓦劳动大学是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办起来的，与里昂中法大学不同，没有中国官方资助，学生也不享受官费生待遇。但“该校待遇中国人甚好，无有学费，食费比政府亦助几分”。聂荣臻是较早进入该校的中国学生，后来中国学生就比较多了，特别是四川、广东两省的勤工俭学生，不少人从法国转到比利时来读书。

到比利时，不能直接进劳动大学学习，须先经过这所大学附设的补习班补习，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入学。1922年暑期，聂荣臻参加了劳动大学的入学考试，结果被录取，进了化学工程系。聂荣臻总算“如愿以偿”了，这所学校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设备齐全，实验室很大，师资力量雄厚，有不少教员是比利时很有名望的学者、教授。而且，聂荣臻也已习惯了比利时的生活。他不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学习。

但事实并非如此，聂荣臻的思想这时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他逐渐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他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他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

在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时，聂荣臻同刘伯坚接触较多。1922年8月，即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不久，聂荣臻经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熊味耕介绍，加入了“少共”。为了保密，他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2月，聂荣臻即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不久，聂荣臻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暑假，聂荣臻主动放弃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重新回到巴黎。在回巴黎以前，聂荣臻专门去了一趟德国。在德国，他见到了从法国移居柏林的周恩来。也见到了朱德等人。这年6月，组织指示，80多名旅欧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同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时，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稍晚些时候，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成立，聂荣臻被选举为通讯处处长。

聂荣臻从比利时回到法国后，在旅欧团的组织中，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同时，他还继续到工厂做工，先后进了雷诺汽车厂和西门子电气公司多米松分厂。这时，因为他有了大学的学历，所以能干一些技术活，工资也比较高。

从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9月之后奉命去了莫斯科，次年回到国内），聂荣臻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共四年零九个月。聂荣臻在他的回忆里说：“这一段的生活，在我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

朱德：从旧军官到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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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赴欧洲的时间比前边他的三位老乡更晚一些，而且身份也不相同。

1922年初，朱德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

长，旋即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此前，他与好友孙炳文相约在北京会合，一同到国外去。一方面，朱德已厌倦了连年的军阀混战，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他接触到了许多传播新思潮的读物。受其影响，朱德迫切希望寻找一条可以让他为之奋斗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国外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他们的独立”，并朦胧地意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恰逢此时，云南局势再度动荡，朱德受到通缉，被迫离开云南，辗转到达上海。在上海，朱德先后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和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前者建议他到美国去学习，后者拒绝了他的入党要求。“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十多年后朱德这样说。这也坚定了他出国寻找出路的决心。

1922年9月初的一天，朱德登上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上海吴淞口，前往欧洲。和朱德一起赴欧的除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10余人。其中，已经36岁的朱德是第二年长者（孙炳文37岁）。

四十多天后，邮轮在马赛港靠岸。朱德和同伴当天即换乘火车来到巴黎。在巴黎，他们打听到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中有位领导人叫周恩来，但周恩来已移居德国柏林。于是，朱德与孙炳文乘火车赶到了德国。

朱德（右一）与张申府（左一，朱德入党介绍人之一）等友人在德国聚会时合影。

1922年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按照地址，找到了周恩来在柏林的住所。当见到周恩来时，“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十几年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根据对朱德的采访，尽可能如实还原朱德与周恩来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她写到，“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做候补党员。”

同年11月，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介绍人是中共旅欧组织的两位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由于工作需要，朱德为秘密党员，对外身份仍然是国民党成员。朱德也就此在德国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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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初到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朱德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语言不通，无法与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书籍，而他想读的着作在当地多是德文版的。于是，朱德像其他学生一样，开始刻苦地学习德文。朱德学习并不关起门来死记硬背，他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看图识字”，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甚至工厂，他都要去看看。有看歌剧、听音乐会的机会，他也不放过。就这样，在柏林的半年多时间内，他几乎走遍了柏林的大街小巷。

朱德后来回忆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哪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就这样，几个月后，朱德的德文就能应付买东西、旅行、坐出租车了。他还能借助字典阅读德文书籍。据说，他买的德文书籍有几箱子，平时和他来往的主要是比他年轻的学生。

1923年5月，朱德搬到了德国中部一个只有4万人的小城市哥廷根居住。那里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不下10名。朱德的房东是一位男爵，曾在德国军队中任过将军。朱德经常请男爵为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战术等。由于职业的缘故，朱德对国外的军事历史很感兴趣，他买的书籍中不少是军事书籍，其中有一套关于一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20余本。

1924年3月，朱德进入了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但是，让他更有热情的是参加党小组的活动。哥廷根的党小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人，后来增加了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等。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在朱德的住处，也会在一家啤酒店。他们交流读书心得，讨论理论问题，也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那时，朱德为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他在同学中的印象是，平时言语不多，但与学生的关系融洽，待人诚恳，讲交情，生活节俭。一位曾与他一起补习德语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朱老很勤俭、谦和，有识度，读书很用功，书上写满了注解。”

1925年1月3日，朱德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之后，朱德就离开哥廷根，回到柏林。重回柏林后，朱德与刘鼎还一起参观了德国共产党半军事性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训练和演习。朱德曾说，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

同年3月7日，朱德写信给已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请求帮助联系赴苏联学习军事。信中写道：“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莫斯科）。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

在此期间，朱德仍然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印德文传单、改组留德学生会、组织追悼孙中山的游行和集会，举行各种演讲。他还承担了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油印周刊《明星》的许多具体工作。

这一年4月，为了声援保加利亚革命者的活动，朱德在柏林一家咖啡店参加集会，结果被德国警察逮捕。后经多方营救，由中国驻德公使馆保释出狱。

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激起留德学生的极大愤慨。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公使馆，迫使公使在抗议书上签字。随后，朱德在带领柏林的部分中国留学生参加集会、声援国内革命斗争时，再次被德国警察逮捕。《柏林日报》是这样报道的：“在这次平静进行的集会结束以后，刑事警察逮捕了35名外国与会者。”朱德就是其中之一。在德国各界人士声援下，朱德最终被释放。但中国公使已得知朱德为共产党员，不愿再出面保释他。朱德的护照也被德国当局扣下了。

正在这时，朱德获悉，组织批准他前往苏联。1925年7月4日，朱德与李大章等人一起离开柏林，乘船前往苏联。“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若干年后，朱德回忆起在德国的经历时这样说。

到达苏联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根据朱德的请求，同意他到莫斯科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巷战、游击战等战术。1926年，为了支持国内的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

1926年5月18日，朱德和房师亮等人一起，历尽艰辛，回到了阔别三年多的祖国。此时，朱德已经从一位旧时期的军人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旅法进步青年：为救国救民探求真理

2016年8月27日，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正式开馆。纪念馆位于法国蒙达尔纪市雷特列街15号，是中国学生旅法勤工俭学学习生活的寓所，是一幢三层楼的法式建筑，2015年6月起正式由湖南省人民政府提质改造。

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

纪念馆是湖南省惟一一座在国外建设的主题纪念馆，展览分为时代呼唤、探求真理、东方栋梁、友谊常青4个部分，主要展示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原貌，突出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时代主题、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巨大贡献和湖湘特色、邓小平在法国的革命活动、蔡和森和向警予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巴黎早期组织成员的影响以及旅法勤工俭学对于中法文化交流和中法人民友谊的历史意义等重点。

季羡林曾这样评价留学教育：对中国近现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值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五四”前夕，毛泽东和蔡和森积极筹划和支持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进步青年出国勤工俭学时，毛泽东即主张“会友应有计划地或去俄国，或去法国，或留北京”，以“研究世界当前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历史证明，这些赴法勤工俭学者的革命探索，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产生早期历史的一部分。

在思想上，彼时的法国思想界非常活跃，使得当地的中国青年学生中存在着各种思想倾向，尤其以倾向无政府主义者居多。为此，赴法留学生在法国蒙达尼公学曾展开一场激烈讨论，最终蔡和森组织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

政的主张说服了大多数人。此后，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对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在思想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组织上，赴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通过参加和组织争生存权、学权、工作权，反对中法借款，占领里昂中法大学，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等一系列运动和斗争，增强了领导才能，积累了斗争经验，迅速地成长成熟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戴砺研究员在《“五四”时期的留学运动——赴法勤工俭学述论》一文中写到：“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和勤工俭学生在欧洲的经历与斗争，锻炼了广大的留欧学生，培养出中国共产党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坚强的革命活动家。他们寻求到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革命真理——马克思主义，并付诸于斗争的初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建立是其中重大的胜利成果，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

1920年春假，在蒙达尔纪学习的中青年合影。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一书中如是评价川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虽然运动倡导者的初衷是引导青年寻求救国道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但其中许多激进的青年学生，通过在欧洲的工作和学习，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切身的认识和了解，在比较和分析了各种思潮和学说的优劣后，他们毅然选择了共产主义，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创建了留法共产主义小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人民军队的创建者和高级将领。

四川早期党的重要领导者和革命骨干，很多也出自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同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还造就了大批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他们学成回国后为改变国家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4.《红色将帅十大元帅陈毅元帅》（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5.《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6.《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8月号）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