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　嵱

　　闻黎明在梳理西南联大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五四精神像一条重要的线索贯穿了联大的发展史，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奇迹般的存在。

　　昆明籍作家张曼菱从小听着父母口口相授的西南联大故事长大，精神的火种从小就种在她心里了。直到中年，当她躬身重返、抢救性地挖掘和整理联大的口述史时，她和闻黎明找到了同样的精神源头。

　　闻黎明是闻一多先生的长孙，他自称“联三代”。和所有西南联大的后代一样，他也是从小听着家里人讲西南联大的故事长大的。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他一直致力于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西南联大与五四精神的研究似乎有着一种命定的使命感。

　　当他以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为研究方向，考察五四运动之后不同阶段青年运动对社会演进的深刻影响时，他发现，五四精神像一条重要的线索贯穿了西南联大的发展史。

　　他发现一些偶然的巧合颇有意味：从长沙迁至昆明后的西南联大是5月4日开学的，八年后它恰恰也在5月4日宣告结束。当地报纸在报导结业式的发言时，所截取的三校代表发言，均与“五四”紧紧相扣。北大代表汤用彤教授不无感慨地说，“联大是五四开课的，刚好又在五四这一天结业。”

　　在更深的层面上，这所高等学府后来成为抗战时期学术教育界最重要的思想园地，师生们在抗战建国形势下对五四精神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新思考与新理解。

　　这所聚集着众多五四闯将以及受五四精神薰陶成长的知识精英的临时大学，从抵达边城的第一天就扛起了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的大旗。在梳理这段历史的过程中，闻黎明与当年穿越大半个烽火中国抵达昆明的祖辈们有了一种精神上的遥相呼应，从他们身上他看到了五四精神鲜活的影响与传承。

　　西南联大的五四情结

　　五四精神像一颗光明的种子，从联大师生抵达昆明的第一天就种下了。

　　闻黎明在他的研究论文中提到，1938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十九周年，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五四纪念日。这天，刚刚从长沙风尘仆仆集中到云南边城的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不顾旅途劳累，便召开了简朴而隆重的纪念大会。当时，日寇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半壁河山，坚持抗战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头等任务，蒙自分校的五四纪念密切结合了这一形势，呼出了“继续‘五四’的精神，消灭汉奸，抗御暴敌，打回老家去”的时代强音。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蒙自分校的北大同学，这天单独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在这个西南联大五四纪念的第一份文献中，它阐述五四运动意义时，指出是“在北京大学的领导下，全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冲破了数千年传流的桎梏，对世界，对中国，对全国同胞，发出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呼号。”接着，它连用三个“第一次”说明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即“第一次明白地揭露了时代的真相”；“第一次使全国同胞觉悟到中华民族的安危”；“第一次表现了民众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揭开了他们身上所担负着的历史使命”。这些文字，充满了青年人对五四的认识与自豪，也体现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青年学生围绕宣传抗战、坚定信心这一中心任务而进行的努力。

　　当时《云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三所学校的学生“在中国的文化上，在中国民族的解放史上，都有着光荣伟大的贡献。从五四运动直至卢沟桥事件发生，在每一次国内的救亡运动中，他们始终是很英勇地站在全国民众，全国学生的最前线。就在抗战发动以后，全国民众以及学生界的救亡浪潮空前高涨中，他们仍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岗位，丝毫没有退缩，表现出他们为国家民族而向敌人拼斗的英勇迈进的精神”。

　　闻黎明研究发现，让五四精神代代相传，让五四传统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中发扬光大，是联大师生的共同心声。初到云南的北大学生就以《告全国同胞书》体现了这一信心，表示要在全面对日抗战中“完整地建设起一个新的、光明的中国”，同时认为五四运动提出的任务和要求还没有完成，“五四运动启发了今日的斗争，我们要在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完成五四运动所提出的任务。”为此，他们向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和正在前线作战的同学宣

　　誓：“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决不放弃这种责任。我们不畏艰难，不慕安乐，不为恶习所染。我们要深入到全国各地，为中华民族的对日全面抗战，担负起各方面需要的工作。”

　　誓为将来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把联大学生和云南青年亲密地融合在一起的是1939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也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力量。当时西南联大尚属初创阶段，新校舍修建未竣，无法举办全校集会。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同学们纪念五四的热情。5月4日晚上，他们参加了全市大、中学生的火炬游行。游行队伍在云南大学操场接过火种，由北门进入城区，经华山南路、正义路、金碧路、得胜桥、护国门、穿心鼓楼。联大学生的万余人沿途高唱抗战歌曲，怒吼声响彻云霄。

　　火炬游行前，昆明文化界教育界在省教育厅召开座谈会，临时主席是原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西南联大查良钊首先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说明西南联大承担了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如何保持五四精神，梅贻琦、黄钰生教授，及北平研究院代院长李书华、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等，围绕这一中心相继发言。报载他们的演讲“大意均为阐述五四运动以来，启发新中国影响甚为深大，与思想解放，民族复兴等”。并一致认为“我们要检讨过去，为将来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联大青年学子在昆明的八年，每年都要搞轰轰烈烈的五四纪念活动。梳理这些活动，闻黎明发现，这些活动也并非一帆风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一些进步同学离校疏散，造成此后三年的五四纪念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这种局面直至国内各阶层反思正面战场军事失利原因的1944年才得到扭转。

　　一个终身难忘的五四夜晚

　　1944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改3月29日黄花岗起义日为青年节。这个决定引起全校师生的愤慨，反而促使他们对这一年的五四纪念重视起来。5月3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办了“五四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雷海宗、周炳琳、闻一多分别回顾了当年的亲身经历，随后进行的“五四运动与政治的关系”讨论是这次会议的重点。会议结束前，同学们还讨论了国定青年节问题，认为“政府把青年节改为3月29日，是毫无理由的”，纷纷“要求恢复五四做青年节”。

　　在闻黎明看来，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思想启蒙，从提倡白话文到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是西南联大最值得骄傲的资本。不过，他们的眼光并未停留在当年，而是重视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发展。5月4日晚，“文艺”壁报社举办的“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座谈会”，就体现了这一主旨。这天晚会，邀请了八位对中国新文艺做出贡献的教授演讲，这个消息吸收了大批青年，以致场地容纳不下，不得不改期举行。

张曼菱用了很大精力去研究西南联大的历史

　　5月8日重开的晚会改由国文学会召集，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共同主持，会场也改为宽敞的图书馆前大草坪。这天晚会的参加者超过3000人，不仅有西南联大、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的学生，还有许多中学生，用“盛况空前”四字形容毫不过分。一位记者在消息中激动地写到：“有什么能够代表联大精神吗？记者认为就是今天这个晚会。你不见，在傍晚的时候，昆北街上，公路两头，就像潮涌般的人都向着新校舍奔去。这时可以用一句俗话形容：‘山阴道上，络绎不绝。’真的他们有着远道朝山的行僧一般的虔诚与热望，而这会真也可以比喻做一座香火旺盛的圣地。”

　　这次大会从晚七时开始，进行了五个小时，“从始到终，一直在肃静、宁谧，热烈，渴望的氛围里进行着”。会上，罗常培、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闻一多、杨振声十位教授分别演讲了“新旧文体的辩争、散文、戏剧、诗歌、小说等各种作品的收获，西洋文学的影响，以及对于文学‘遗产’的态度”等方面，回顾和评价了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发展。由于会议举办得非常成功，闻一多做结束，他希望今后在联大应有更多这种座谈会、讨论会，并建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之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　

　　多年后，马识途在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中也提到了1944年西南联大的五四文艺座谈会，那个光明在望的夜晚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它冲破了几年来的沉闷空气，把昆明的学生运动开始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4年五四纪念活动，是昆明从政治低潮转入政治高潮的明显的转折点。经过一系列的民主学生运动，为在昆明建立一个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奠定了基础。

　　由北大、清华、南开合组的西南联大，存在不过短短八年时间，就读学生不过8000余人，却成为举世公认的学术重镇和人才的摇篮，被称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很多学者都试图破解这个谜。对闻黎明来说，联大的五四情结是贯穿始终的线索，也是破解这个谜的路径之一。正是这种穿透黑暗的精神力量，孕育出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般的存在。

　　一座古城苏醒的故事

　　如果单纯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西南联大与五四精神的传承，未免可惜。昆明籍作家张曼菱的故事弥补了这种不足。

　　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也改变了昆明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对昆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至今仍继续存在。

　　这种影响从张曼菱儿时就开始了。张曼菱关于联大的印象，始源于父母。她的父亲当时是富滇银行的年轻职员，满怀着富国强民的热望，做了西南联大一名门外弟子，时常去联大听教授们讲课，亦曾亲眼看见潘光旦先生拄着拐杖打篮球。

　　张曼菱的母亲当年在市女中上学，联大的学生来给她们上课。“四烈士”遇难后，母亲混入宪兵中散发传单，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的前面。联大的故事伴随着她的童年记忆。长大后她又考进了北京大学。直至中年，当她躬身重返家乡，之后又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与整理传播。张曼菱自己也说，“好像命中注定我要做这件事。”

　　五四精神像一条隐秘的线索，贯穿了张曼菱的童年、青年直至中年。从北大毕业多年后，她重返家乡，回到昆明这座小城，回到这个隐秘的线索指向的源头，去寻找遗失的精神家园。在那个艰难的年月，昆明这种小城怎样受到这种精神的影响，又怎样保存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怎样在西南联大的学子们心中保存并且传承至今？张曼菱作为五四精神与西南联大的一个见证者，把自己交给了这段历史。她一个一个走访历史的亲历者，在这段历史中扎根。为了寻找鲜活的历史记忆，她走访了一百多位联大的亲历者，与这种精神建立了更深刻的链接。十年后，她完成的西南联大口述史也成为这种精神的一种载体，不得不说奇妙。

　　在2013年出版的《西南联大行思录》的序言《从“传说”到寻觅》中，她讲述了自己的家乡古城昆明和联大发生交集的细微记忆——

　　昆明靠崇山遮蔽，远离时代风云，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过着一种封闭、知足的小日子。然而一切在瞬间改变了：

　　1938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云南省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敬请客吃饭，礼若上宾。政府到处张罗房子，让他们住下，教书讲课。这是当时全中国最着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其中有几位，蒋介石见了也得让三分。在京城里，这些大学者住的是洋楼，出门坐黄包车。

　　可是如今国难当头，因为不当亡国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我们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云南来了。

　　这样的一些人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好像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乡，好像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不嫌弃。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

　　几位先生的蓝布长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时任省主席的龙云礼贤下士，请联大的教授到家中来，为自己讲课，了解时代与世界形势，请教为政、为人之道。龙公馆经常是高朋满座，客雅茶香。上行下效，城里富裕人家都以请联大的先生来家里做客为荣。就连地方上的乡绅们也争着用轿子来抢西南联大的教授们。

　　城里城外，随处可见那些穿着木板鞋，背着斗笠的青年学生。他们打工助学，高谈阔论。而令人兴奋的是每到周末下午，就看见老板叫上伙计，关铺面，主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

　　那些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的演讲，有的讲时事，有的讲经史，讲文学，也讲优生学。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昂，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那种争富夸豪的小家子风气为之一扫。好学、忧国，知天下，求进步，渐成潮流。

　　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决定他一生应对逆境的姿态。张曼菱的父母一生屡遭厄运，却自强不息。一种与黑暗抗争的精神永远支撑着他们。当西南联大的史实记录一度在大陆社会生活中绝迹时，它的传说却保

　　留在父亲这辈人的口口相授中，而化为了张曼菱的童年梦境，伏下了她追溯历史的渊源。?

　　一部口述史所承载的五四精神

　　20世纪80年代，张曼菱就读时的北京大学，五四风范、兼容并包的校训重现历史身影。活跃而宽容的校园精神，使得新生事物仿佛雨后春笋，使校园美不胜收，使未来充满进取。就在这座校园里，张曼菱和同学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世纪最强音。“北大是一代人的精神圣地，在我读书的岁月里，这座校园与五四相衔接。我们的灵魂在这里得到沐浴和提升。”张曼菱在书中写道。

　　张曼菱认为，中国早期的大学，其实就是五四精神的载体：“科学与民主”是大学的普遍精神，大学的本质是启蒙，而不是愚昧，大学的灵魂是思想，而不是驯服。在内心最沉寂时，她感觉有一个召唤，将她的童年、故乡、家庭和她的大学时代贯穿一气。这就是远逝的那座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段历史与她的北大生活、理想是相通的，也与她的家训、父母的生命相通。

《西南联大行思录》是张曼菱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成果

　　1998年，张曼菱回到云南，并得到了家乡相关部门的支持，开始寻访西南联大学人。前后十余年，她采访联大校友计约120位，俱作了录音录像。

　　西南联大前后招生8000余人，毕业者3800多人，很多人因为贫穷和战争辍学。十多年来，直到跨越两岸，张曼菱所寻访到不过百余人，而实际整理出来问世的，又只是采访量的十分之一。

　　2003年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播出和出版。任继愈先生曾经撰文，说它是“集腋成裘，蔚为大观”。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近九百分钟的光盘成品问世。2010年，《西南联大启示录》在三联书店重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张曼菱终于对这些正在消逝的活人史料完成了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过程，使之得以保存和传播。

　　深入西南联大这段历史，张曼菱想探索一些有关民族生存的深远问题：自有文明史三千五百年，外患内忧不绝，中华民族为什么打不散？我们这个民族是靠什么力量凝聚而得以绵延和自立于世的？她认为，“在战争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民族危亡中爆发出来了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当年穿透了各种不同个性的知识分子，不同层面的人们。”

　　西南联大的八年，共有298名教授先后为这所大学服务，入校学生8000余人，毕业3800余人，后成为两院院士的共计172人，其中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有8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有两人，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杰出人才更是难以计数，成才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仅举一例，西南联大的理学院与工学院中，按教师和学生的总人数计算，平均每12位师生就出产一位院士，地质、地理、气象三个系，院士成才率更是高达8比1。

　　《西南联大行思录》出版后的第二年，张曼菱受邀回到北大演讲，她对台下的学弟学妹们说：“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穿越战火，悲歌向前，读书救国。他们是民族精神和自我觉醒的一代精英。”

　　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矗立着西南联大的纪念碑，由当年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刻的碑文详细地记录了其当年的历史，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段碑文，反映了西南联大与五四运动的承继关系，也为西南联大的五四情结增添了份量。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闻黎明《论西南联大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与继承》，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