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杜林杰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精神影响下产生的《新陇》杂志，从一开始便具有传播新文化和反对旧礼教性质，同时积极探讨甘肃的社会问题。正因如此，《新陇》杂志甫一问世，便受到甘肃读者的欢迎和喜爱，经过多种渠道进入甘肃后，更是推动了甘肃的青年学生运动，打开了甘肃政治上的沉闷局面，成为当时甘肃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1919年6月3日，邓春膏（前排左一）和被拘同学被释放后的合影。

　　1919年，国内新潮澎湃，一日千里，而僻处西陲的甘肃仍然风气不开、黑暗守旧，受着各方面旧势力的压抑。在北京读书的甘肃籍学生忧心家乡的落后，自发发起一场节衣缩食运动，将节省下来的钱凑到一起，购买了一批进步的书刊寄回甘肃，向家乡传播新思想。

　　与此同时，北大的甘肃籍学生张道明、邓春膏等人，联络在京的甘肃学生，倡议创办一个研究甘肃问题，有针对性地为甘肃输入新思想、新文化的杂志，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

　　第一个进步刊物

　　呜呼！人则一日千里，我犹故步自封；人则采摘精华，我犹株守旧物。律以适者生存之理，将见文野之分，更判然矣。同人等睹此情况，心焉忧之。于是集合同志，发刊杂志，名曰：《新陇》。藉课余之暇，勉尽棉薄，其庶几乎有补于万一也。——王自治《发刊词》

　　1920年3月14日，北大第三十五教室聚集了四十余名充满激情的甘肃籍旅京学生，“新陇杂志社”就在这里宣告诞生，他们筹备创办的杂志就是甘肃第一个进步刊物《新陇》。

　　杂志社设编辑部与经理部，王自治为编辑部主任，韩树淼、邓春膏、田炯锦为编辑兼校对；张明道为经理部主任，苏荫棠为副主任，聂从铎为文书，其他如会计、记录、出版、发行、广告和募捐等业务均推出专人负责。另聘驻皋兰的陈泽世和临洮的张朴两人为在甘肃通讯记者，受理省内投稿。又在兰州合兴印书馆设立代派所，定期邮寄。还在天水、武威、酒泉、陇西、银川、临洮、平凉、西宁各师范学校设立代办处，负责通采、发行工作，以扩大《新陇》在本省的影响。

　　5月20日，《新陇》创刊号在北大正式出版发行，规定每年除7、8两月外，每月发刊一期，每五期为一卷，每期四十面以上。

　　不同于同时期的青年刊物大多开宗明义提倡“新”，《新陇》的《发刊词》只含糊地说其宗旨为“输入适用之知识于本省，传播本省之状况于外界”。据邓春膏、朱镜堂回忆，如此笼统的表述，是为了避免引起久在闭塞环境中的甘肃人民的震动和甘肃实力派与行政当局的干涉，使它发行不至受到阻碍。

　　《新陇》杂志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精神影响下产生的，因而从一开始便具有传播新文化和反对旧礼教性质，同时积极探讨甘肃的社会问题。正因如此，《新陇》杂志甫一问世，便受到甘肃读者的欢迎和喜爱，经过多种渠道进入甘肃后，更是推动了甘肃的青年学生运动，打开了甘肃政治上的沉闷局面，成为了当时甘肃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输送新文化

　　回顾吾陇，暮气沉沉，大梦未醒。政治之腐败无论矣，社会之污浊无论矣。乃考查教育，亦无教育之可言。虽有零星学校，无异十年前之私塾书院。其课程则犹重经史，轻视科学，以为修齐治平之道，在彼而不在此也。宜乎其人多失学，文化远逊中原。——王自治《发刊词》

五四运动中的甘肃籍学生与“新陇”（油画作品 作者：牛乐）

　　五四时期，提起甘肃的情况，《新陇》成员言辞痛切。军阀官僚专横暴虐、清朝遗老异常活跃，落后的风习、跪拜礼节、男尊女卑、买卖婚姻、缠足、吸毒、蓄奴、蓄辫等恶习以及各种迷信活动大多留存。虽然在外地的甘肃籍学生和进步人士不断地把新思想、新消息传回本省，但在如此黑暗腐败的社会下，任何改良、进步都难有生存空间。是以《新陇》从一开始便对甘肃的痼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揭露。

　　田炯锦在《论社会改造》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评批一帮道学先生“不管外界形势如何，只关住门对青年讲些经书近思录之类”；《甘肃人民心理之弱点》《我的陇上面面观》《在甘年来之回顾》《我为甘肃学子人格一哭》这四篇文章，加上转录《新青年》杂志的《辟“灵学”》，构成了对迷信思想的大批判，这些文章展示了甘肃思想封闭，不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加上地瘠人贫，老百姓逆来顺受，思想麻木，每遇到大事必问于扶乩；而读了书的学子们，则“势利心作怪，成为官迷”。

　　《新陇》成员认为，甘肃之所以落后，归根结底是由于教育落后，故而杂志对甘肃的教育问题尤为关注，刊登了大量文章来讨论教育问题。一些作者提出了改善教育的具体方法，如扩充改良中小学，多购图书；如倡导“男女同校”、“不限年龄”、“废除试验”。对于经济困难的子弟，应提倡“勤俭旧风”，实行“工读互助”，有的可以“免收学费”；对已经具备普通知识的学生，可送到外省的专门学校和欧美留学等。

　　“《新陇》杂志的撰稿者们，由于深感甘肃的落后，因而力图改变现状，认真地研究了教育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考察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因为教育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又为基础服务。企图在不触动基础的条件下来改良教育，并通过改良教育来改造社会，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其直接效果只能是这样：把人们引入讨论琐碎问题的歧途上，客观上帮助地主官僚们维持其统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研究室编写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如是评论《新陇》的教育主张。

　　在反对旧礼教上，引起全国关注的“高张结婚事件”给了《新陇》一个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鞭挞封建礼教、支持婚姻自由。

　　1923年春，临洮师范校长高抱诚与临洮女师学生张审琴自由结婚，引起一些守旧先生的责难和围攻，酿成当时轰动全国的“高张事件”。临洮县一部分人策动反对人士组成“纲常名教团”，分头进行阻挠。他们草拟《狄道维持纲常名教团敬告地方父老兄弟书》，四处散发、张贴；扬言要在高家迎亲时拦路骚扰；还准备组织游行演讲，后因警察干预未能得逞。

　　面对“纲常名教团”的恶毒攻击，张审琴和丈夫高抱诚以及支持他们婚姻的开明人士牛载坤等进行了坚决回击。针对杨汉公之“高级小学以上，不宜女子来学”的荒谬主张，《新陇》杂志在《为夫难》一文批判说“这是男子凡事优先论，此固出于杨先生维持‘名教’之诚意，无如不合时宜何？”杨汉公从此以后再也未发表其“纲常名教”论。之后杨汉公以“考察教育”为名亲往上海散发传单、制造舆论，遭到张东荪的严厉批评。在以《新陇》杂志为首的舆论的谴责下，杨汉公等人孤立无援，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对此事件的讨论绵延半年之久，《新陇》对杨汉公等人的行为迎头痛击，着文指出他们所维护的“纲常名教”是封建残余，是“吃人”的礼教，是“几千年来我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源”，在甘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少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吃人的旧礼教早该破产，一般人也开始认识到，干涉他人婚姻自由是不应该的。

　　杂志原创稿件还对新文化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第一期内《我们怎样创造新文化》一文中，提出在甘肃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毁弃偶像，解放思想”强调“本科学的精神、用科学的方法，去治一切学术”，并且要“吸收欧化”，行“自由思想”。

　　邓春兰与妇女解放

　　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之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惟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邓春兰《上蔡元培校长书》

　　多次在《新陇》呼吁妇女解放的邓春兰生长在一个拥护辛亥革命、主张民主共和的家庭里，自幼读书、文静好学，更爱弹琴作画，在当时的甘肃，是少有的具有文化知

　　识、开明思想的女子。在五四思想解放的新潮流鼓舞下，在邓春膏、邓春霖两位弟弟的支持下，她站到争取男女教育平等的最前列。

　　1919年5月19日，她给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信，申述男女平等，要求男女同班。信中写道：“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仍主张男女平等。然则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春兰拟代吾女界要求先生，于此中学添设女生班，俟升至大学预科，即实行男女同班。春兰并愿亲入此中学，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如蒙允准，春兰即负笈来京，联络同志，正式呈请。”

　　然而事不凑巧，信刚发走，北京就传来消息：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反对军阀政府对外屈辱卖国、对内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无耻行径，已于5月9日愤然去职离京，邓春兰的上书未能奏效。

　　邓春兰并不曾因此气馁，7月又拟《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和写给蔡元培的信一同寄到北京，投书北京新闻界，呼吁全国妇女同胞为大学解除女禁、教育平等而抗争。

　　8月3日，北京《晨报》以《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将来书全文刊登。文中筹划道：“鄙意以为其为依赖他人之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天下安有不耕耘之收获哉！顷拟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于北京，凡我团姊妹，进行约有二途，其因个人学力不充，未及大学入学资格者，则在大学附近组织私塾，延聘大学教师授课，努力补习。其因教育当局受其他方面之压制，而不肯解除女禁者，则联合同志用种种方法，以牺牲万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运动，务达我目的而后已。”

　　邓春兰的呐喊很快得到了响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纷纷撰文表示支持。胡适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中说：“前两个月，有一位邓女士在报上发表她给大学蔡校长请求大学开女禁的信。我初见了这信，以为这是可喜的消息。不料我读下去，原来邓女士是要求大学准女子进补习班的！补习班是为那些不能进预科的人设的。一个破天荒请求大学开女禁的女子，连大学预科都不敢希望，岂不令人大失所望吗？这个虽不能怪邓女士，但是我们主张大学开女禁的人，应该注意这一点，赶紧先把现在的女子学校彻底研究一番，应改革的，赶紧改革，方才可以使中国女子有进入大学的资格。”胡适还进一步提出了解除大学女禁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先在大学聘用女教授；第二步，大学招收女子旁听生；第三步，改革女子学制，使女子中学的课程和大学预科的入学程度相衔接。文化名人的呼吁，一时形成了妇女解放、大开女禁的社会声势。

　　9月19日，蔡元培复北大校长职，年底他答复记者问题时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余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余以为无开女禁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

　　1920年2月，大学女禁自此被冲破。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了9名女学生入文科旁听，后援例入北京大学就读，成为中国第一批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邓春兰便在其中。

　　来京后，邓春兰的妇女解放思想日益成熟，发表于《新陇》杂志的《妇女解放声中之阻碍及补救方法》一文是她的代表作，该文从教育、婚姻、劳动职业、儿童公育等方面详细地阐明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主张。她认为首先要谋求男女教育平等，实现女子教育普及，在知识方面逐步赶上男子。而后有平等机会从事社会劳动，达到经济独立。还要改良婚制，并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及儿童公育等。

　　背离初衷的《新陇》

《新陇》月刊

　　由倾向捧冯、阎的这一点实质说明《新陇》是做了军阀的喉舌了。自然谈不上什么宣传和阐扬三民主义，更谈不上什么所谓反军阀。只不过是勾结利用这个军阀，帮助打倒那个军阀而已。总之，是起了一定的帮凶作用。——邓春膏、朱镜堂《五四时期甘肃旅京学生刊物〈新陇〉》

　　《新陇》社员完全由甘肃旅京学生组成，他们节衣缩食分担了首期经费，之后专靠临时募捐维持。这种模式给杂志发展带来了一些不稳定性，甚至造成多次延期与停刊。

　　1921年第四期的《新陇杂志社特别启事》中说道：“本社创刊《新陇》，欲实行文化运动，惟经费无着，发行艰难，经大会公决，本志第一二期用欸先向社员中募集若干，捐者异常踊跃。社员诸君维持社务之至意与爱护桑梓之心，本社实深感佩，兹将捐款诸君姓名及捐数登布”，在这页的左面，按捐款时间登有捐款者的姓名，计有52人，其中张明道捐助最多，有八块大洋，其余学生均为两三块大洋。

　　经费来源不稳，再加上先后任编辑部主任的田炯锦、李世军、朱镜堂、苏振甲等作为学生领袖，校内外事务繁多，精力有限，毕业后更无暇参与《新陇》杂志的日常工作。于是此后，《新陇》不再按时发行，变成了不定期刊物。而之后《新陇》再复刊却背离了自身的宗旨，已不是那本传播向旧礼教挑战、传播新思想的刊物，而成为军阀斗争的喉舌，这样前后分离的宗旨使得一些人在讲述《新陇》历史时，说到它出版了二卷五期，于1921年4月停刊便戛然而止了。

　　1928年9月，北伐军到达北京不久，《新陇》将其宗旨改为“宣传三民主义，革新陇上文化”，复刊发行。所谓宣传三民主义，只不过是把“总理遗嘱”登在刊首，或节录三民主义原文，分别附载于刊内各文之后。而在复刊期里，首先刊登了冯的像片，接着又用显着的位置和大量篇幅来介绍冯在1928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中关于民生问题提案的原文。可见此次复刊实际上宣传的是冯玉祥的三民主义。彼时的杂志社也经过调整，将编辑、经理两部及主任制取消，改为编辑、庶事、出版、发行、文书、会计、记录七股。每位会员年费为现洋一块。

　　1930年第三卷第二期，《新陇》宗旨又改为“阐扬三民主义，探讨社会科学。”据邓春膏说，这时所谓阐扬三民主义，实际又是阐扬阎锡山的三民主义，曾发表《山西政治概况》一文，这篇文章为苏振甲自己考察完山西所写，详尽地介绍了阎锡山对山西“村制”的内容、简章和条例。以论证阎锡山“‘村制’是实现三民主义全民政治的基础”观点。

　　对于《新陇》这一时期的立场缺失，邓春膏回忆到：“不管进步与否，凭着当时编者的有限水平，也曾自以为是本着‘三民主义’的精神做了一些工作，也可能起了一些正面或反面的作用。”

　　甘肃青年运动

　　但我们如从事实的内蕴，或其原动力研考，五四运动能使倔强腐败之北政府，终接受学生要求，罢免误国首要，拒签巴黎和约，亦实有其成功的道理，而非幸致。五四运动推行时，学生们爱国情绪的热烈、纯洁、普遍，真是前所未有。——田炯锦《五四的回忆与平忆》

　　1919年，甘肃旅京学生有90余人，他们大多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王自治、张一悟、张明道、邓春膏、邓春霖、田炯锦、李世军、韩树淼等人都在这段历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最后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五四时期甘肃籍青年运动的特点是人数不多，热情很高，非常关注甘肃各种问题，特别是教育问题，但对甘肃的影响有限。此外，这些青年也是处在成长分化的过程中的，后来真正走上共产革命道路的很少，除了少数后来从事教育、学术工作外，很多都成为了官僚、政客。”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郑峰说。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甘肃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了反响。五月下旬，兰州各校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组织示威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北洋政府卖国行径，支持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但这一行动遭到了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的镇压，调动军警，驱散了游行队伍。

　　1920年5月7日，兰州各校师生又一次掀起大规模爱国行动，省立一中、省立第一师范、女子师范、工校、农校、华英等校爱国师生，在兰州曹家厅左公祠举行“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会后在市内游行，又一次遭到张广建的镇压，从而激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全省人民开始了“倒张运动”。

　　张广建系袁世凯的亲信，在甘肃任用私人、横征暴敛。1920年12月，甘肃旅沪同乡会通电甘肃各机关，主张废督，实行自治。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立即复电赞同，并于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甘州镇守使马麟、凉州镇守使马廷勷、河州镇守使裴建准通电北京政府，反对张广建督甘，声明与之脱离关系。虽然这是甘肃本地军阀利用机会，乘机争督，但最终甘肃人民也借势实现了诉求。1920年12月31日，北洋政府罢免了张广建督军兼省长之职。

　　1922年9月，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甘肃法政学堂、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七所中等学校学生发起组织了“甘肃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向省教育厅和省会警察厅申请备案。当局认为，该联合会“名为学会，实属政党”，其“研究学术，交换知识，改良社会，拥护国权”的宗旨，“不免弛心外务，涉迹张皇，溢出求学范围”，因此拒绝批准备案。

　　备案虽然失败，学生联合会却并未解散。

　　1923年，曹锟政府接受了日本政府的照会，禁止人民纪念“五七”“五九”国耻，激起了全国的反日浪潮。5月7日，兰州华英中学学生率先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到处张贴“勿忘国耻”大幅标语，强烈要求政府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5月9日，甘肃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发动兰州中小学学生4000余人在左公祠集会，登台发表演说，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大会通电北洋政府，慷慨陈词，坚决要求废除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收回旅顺、大连、青岛。2万余市民主动参加大会与会后的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手执白旗，上书“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全国一致”等字样，声势浩大，秩序井然。这次集会游行是五四运动以来，甘肃发生的以学生运动为先导，有社会各阶层群众参加的最大规模斗争，在全省产生了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