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呼东方

一百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改变了当时众多青年的命运，李子洲便是其中一位。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袁武振教授看来，李子洲正是从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实践者，并成为西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西北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

位于子洲县城的李子洲雕像

历史的光有时候会投向某一个节点，并会闪出耀眼的光芒。这道光芒形成的轨迹，会影响到一个民族的走向。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所折射出的独特光芒，在此后一百年间，被一次次地重新定义。

身处在那场运动中的许多学生，后来将五四运动的火种到处传递，还有一些学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这其中就有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史无法绕开的人，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陕北共产党奠基人”的李子洲。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章龙曾经这样评价：“李子洲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与播种者、奠基者；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十一个省区，最后得以在陕北落脚，站稳脚跟。仅此一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北门巷6号

绥德县城，北门巷6号，曾经的雕山书院，民国时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如今早就物非人亦非了。解放后，这所学校被改名为绥德师范。如今这里虽然已变成一所中学，但县城里的人还是习惯地称此处为“老绥师”。

2001年迁入新校址的“老绥师”，虽然大门上还是刘澜涛题写的绥德师范，但学校已改制为榆林市第二实验中学。2018年9月，在“老绥师”校友与学校领导的努力争取下，绥德师范学校并入榆林学院，成为榆林学院绥德师范校区，并且在原来校史馆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革命史研究中心。

县城的老人们一说起绥师，就痛心叹息，在他们看来，曾经的绥师被改来改去，已经“不成样子”。好在搬入新校址后，在原任校领导武军等人的坚持下，将原来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门复原在新校区的校园中。一进入复原的校门，正中间摆着的就是李子洲的雕像。

李子洲一生刚烈短暂，匆匆三十七个年头，恰如燃烧着的火种一般。他就是以这所师范学校为辐射中心，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火种传播到了当时亚洲内陆交通和资讯最闭塞落后的黄土高原，使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他自己还成为陕北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党员刘子丹、王子宜等诸多先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导师。

李子洲名登瀛，字子洲，笔名逸民，1892年12月23日出生在陕西绥德县城关镇。绥德旧称“上郡古邑”，因其处于陕北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有“天下名州”、“秦汉名邦”、陕北“旱码头”之称。绥德人在陕北人中算是颇为擅长买卖，而李子洲家从祖父开始做了银匠，家境还算不错。12岁那年，李子洲被家里人送进了私塾。他发奋攻读，成绩优异。1910年高小毕业后，便转到关中的三原宏道学院就学。

1911年，李子洲又转往西安准备考学，未料辛亥革命爆发，西安城中动乱不安，他只能回到绥德。1912年，他再次从绥德出发，徒步到了省城，考上了三秦公学日文预备班，准备去日本留学。后因经费难以筹足，只能转入中学班。

陕北地域闭塞带来的知识与眼界的狭隘，让到省城接触到外面世界的李子洲目不暇接，身心都受到极大冲击。而三秦公学的教职员很多是同盟会会员，宣扬的是民主与科学思想，对教学进行了改革，使得李子洲的世界观焕然一新。

“国家会走向何处？”这是身处在20世纪初这样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之中的中国青年都在急于思考的问题。李子洲也一样，对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感到困惑和彷徨。他在一些宣扬民主主义的书里得到了一些观点，也试图在这其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抗议学潮。西安的学生也不例外，李子洲和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等同学加入了反日反袁的抗议游行活动。

1917年夏，李子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的1919年，正式考入北大哲学系学习。

从参与者到传播者

陕西党史人物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振教授认为，李子洲能从一个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主要是受到了当时北京大学追求救国真理的氛围熏陶，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国共产党创建者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还有鲁迅、胡适等人任教其中。学术思想自由的北大成立了许多学习组织，1919年，李子洲加入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的进德会。

据罗章龙回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北大的红楼是五四动动的指挥部。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就设在红楼。“北京学联有个总务科，几乎都是陕西籍学生，在李子洲等人的领导下，工作十分出色。”

5月4日当天，李子洲和罗章龙都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次日成立的北大学生干事会，李子洲被推举为学生会干事，成为“救国十人团”的发起者与组织者之一。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这些期刊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滋养了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喷薄而出。

李大钊当时任教哲学系的《唯物史观》，李子洲与其接触颇深，因而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对李子洲的启蒙、引导、感染也最为彻底。据罗章龙等人回忆，李子洲在生活中都将李大钊当成楷模，以至于从做人的品格、生活作风到日常举止等都深受影响。另外，由于二人身形、长相、胡须、外形诸多方面较相似，“我们一谈到李大钊，便很自然地联想到李子洲”。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子洲自然就成了其中一员，并成为核心成员之一。这个研究会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被定义为“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在北方建党做了准备”。这年10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吸收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加入小组，李大钊为小组领导人。不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改名为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共北京支部先后改名为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为主要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多次派遣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和北京党组织成员到北方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共产党组织。

也是在这一年，李子洲与陕西同乡魏野畴、刘天章、杨明轩创办了《秦钟》月刊，旨在介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到陕西，唤起陕人的革新自觉性。李子洲负责发行工作。8月，陕西发生了闻名全国的“评孔风潮”，使旅京的陕西知识分子对创办进步刊物和新社团有了新的认识。1921年10月，李子洲和刘天章等人将已停办的《秦钟》更名为《共进》重新发行。一年后，响应李大钊倡导成立了政治社团共进社，《共进》就成了共进社的机关刊物，并将原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守旨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这样，《共进》就放开了边界，不囿于地方，为动员全国民众投入新民主义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旧址（绥德师范）

李子洲既是共进社的领导人，又是《共进》半月刊的撰稿人和发行人。他用李登瀛和逸民的笔名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这本刊物从1921年创刊到1926年停刊，其间发行影响力很大，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甚至远达日本和东欧等国。以这本刊物为媒介，天津、上海、南通、武汉、开封等地都有了共进社分社，成员达千人。共进社成员毕业回到陕西后，又分别在西安、三原、渭南、华县、榆林、绥德、延安、南郑等地建立共进社分社，并出版刊物宣传新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后来这些地方共产主义思想能得到广泛传播埋下了伏笔。

1923年初，李子洲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就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他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提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李大钊在北方工人中创建党组织的同时，也很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中共北方区委建立以后，李大钊曾亲自领导农委工作。根据李大钊关于在农村中建党的思想，中共北京党组织派出党员到各地农村开展建党活动。1923年夏天，李子洲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受党组织与李大钊的委托，回到了陕西。

这一年8月，李子洲应北大同学三原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的邀请，任该校的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当时的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很早就慕名李子洲，1922年，李子洲曾作为陕北旅京学生代表到榆林拜访过杜斌丞，商议将省立第四师范办在绥德一事时，给杜斌丞留下很深的印象。1924年春，在杜斌丞的数次力邀下，李子洲回到陕北，在榆林中学任教。

值得一提的是，在榆中任教期间，李子洲在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处认识了杨虎城，他对于中国前途与民主革命的观点，颇合杨虎城的心意，遂结为友人。

播撒火种的先驱者

2019年1月4日，央视《新闻联播》专题“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中，介绍了西北革命的火种播种者——李子洲。短片浓缩李子洲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29年被捕牺牲的十年间所走过的历程。在袁武振教授看来，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担任校长的两年，李子洲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发展为播散共产主义火种的先驱者、实践者。

1924年夏，32岁的李子洲被国民政府陕西省教育厅任命为省立第四师范校长职务，人们习惯上将这所学校称为“四师”。据原铁道部第一设计院总工程师白超然回忆，“四师”之所以能办在绥德，与李子洲有很大的关系。1922年，得悉陕西当局拟成立省立第四师范，办学地点没有确定时，李子洲深知陕北教育机构奇缺，便与呼延震东、白超然作为旅京陕北学生代表，向陕西政教界说明在绥德开办的重要性，杜斌丞等人趁机也向省上力争，最终使“四师”设在了绥德。

李子洲是“四师”第二任校长，他到任后，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帮助下，聘请了杨明轩为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常汉三，教员有的是北大共进社与三秦公学的同窗，有的是北京党团组织指派来的。这些教员都是西北有名的学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都是感染了五四运动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

李子洲还将“四师”的办学主张更改为：立志为陕北培养新的师资，改变文化落后的面貌，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

对照李子洲在“四师”实施的新教育改革，可以看出基本都是1922年他在《共进》上发表的《陕西师范学校就革新的几点》一文的具体实施。“四师”陆续成立起了共进社绥德分社、陕北青年社、学生会、学生讨论会、讲演会、辩论会、文艺演习等各种组织，出版了《陕北青年》刊物。

“四师”曾经红火的景象至今还在绥德城老百姓中间流传，这所学校在当时不仅搅动了曾经一滩死水的边塞小县城，让陕北的老百姓耳目一新，吸引来众多有志学子，还震动了整个陕西省乃至全国的政教界。

1924年8月，李子洲据党组织要求，联合杨虎城开展驱逐刘镇华的斗争，他亲到榆林面见杨虎城、井岳秀、杜斌丞，井岳秀听从了李子洲的说服，派兵随杨虎城从陕北南下。李子洲亲率绥师师生和绥德城中百姓在黄沙漫天中为杨虎城壮行。

1925年初，在李子洲指导下，“四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支部，先后吸收了白明善、李瑞阳等人加入团组织。由于李子洲公开身份的不便，这个特支由王懋廷担任书记。

而在“四师”的课程中，马列主义课程是学生人人必学的一门主课，李子洲亲自授课。他与王懋廷想结合实际编一套教材，以反封建迷信，反唯心主义，提倡唯物论和科学宇宙观和共产主义思想贯穿其中。他还找到有关苏联十月革命后教育方面的文章研读，并将它同英、德、日等国的教育思想、制度用了比较性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教学方法。

“四师”还将一年一度的招生制度改为春、秋两季招生，吸引来自陕北23个县及关中、邻省山西汾阳一带的学子，一时“四师”人满为患。李子洲眼见很多渴望知识的穷孩子被关在“四师”的大门之外，很是不忍，于是号召“四师”的学生利用假期，改造私塾，开办平民夜校。在李子洲的推动下，绥德的平民夜校很快办了起来。四师的老师还改编出了一套适合平民教育的夜校教材。

考虑到平民学校学生年纪相差悬殊，李子洲让平民夜校的义务教员安排他们将夜校学生按年纪分为三种班，先教识字和打算盘，在学生中培养“老师”，再由这些“老师”把夜校教育办到各处，形成一个平民夜校的教育网。

这个平民夜校吸引着黄土高原最深处的穷苦大众翻山越岭、踏雪摸黑、不以为苦地来学习。也正是在这所庞大的教育夜校中，李子洲通过教授知识，倾听穷人的苦处，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他们起来斗争，逐步建立起一支年轻的民众队伍。

1925年初，为了扩大党团混合支部，李子洲派遣王懋廷多次到榆林中学，将刘志丹、王子宜等人吸收为党团员，成立了榆林中学党团支部，又协助呼延震东在省立延安中学发展党组织，领导成立了陕北学生联合会。1925年春，组织了陕北国民会议促进会，创立了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和陕西临时省党部，帮助建立了绥德、榆林、延安等国民党县党部，选派一批强有力的共产党员充实各县党部。1925年秋，李子洲组织成立榆林中学党支部、榆林女子师范党小组和榆林街道党小组，在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发展党团员，建立了党支部，使党的力量在偏僻的陕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这一年，李子洲接中共北方区委的指令，派刘志丹、杨国栋等人去黄埔军校学习，为陕北革命准备军事人才。此后，李子洲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在井岳秀的队伍中发展党团力量。他介绍李象九参加共进社，后又加入共青团与党组织。李象九在井岳秀的队伍中担任连长后，兵员编制不够，李子洲动员榆中、四师的青年学生加入该连。

安定县团总谢子长在北京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共产党组织后，受中共北方区委与李大钊派遣，来到绥德与李子洲取得联系。经李子洲介绍与李象九一起研究搞兵运一事。随后在李象九的运作下，谢子长的安定民团成为井岳秀部的第十二连。之后，这支部队成立了中共特别支委，对士兵进行新式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教育。取得显着效果后，李子洲从这两个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国部队中开展革命的前景。他又派“四师”的教员李瑞阳去井岳秀部队中任文化教员，李瑞阳很快在部队中发展组织、训练党员的工作，几个月后，有百名士兵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连长还成为党的骨干。

1926年6月，中共北方区委批准，成立中共绥德地委和共青团绥德地委，统一领导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和革命斗争。李子洲提出“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动”，当时正逢陕北大旱，很多穷苦百姓挣扎在生死线上，“四师”的师生在李子洲的带领下来到穷苦庄稼人中间宣传抗争。不少村子建起了农协，条件成熟的村子还成立了党团组织。当时绥德义合镇、四十里铺等地的农协与党团组织活动震动了整个陕北地区。

李子洲在“四师”的两年间，共产主义的火种在整个陕北地区蔓延，速度惊人，甚至还将火种播撒到黄河对岸的山西汾阳一带。到1926年冬，四师400名学生，80%都加入了党团组织。而杜斌丞、耿炳光、魏野畴、惠又光等着名学者路经绥德，李子洲都组织演讲会，使得“四师”尽管地处偏僻，师生们却视野开阔。这所学校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培养出了马明方、王兆卿、白如冰、白明善、乔国桢、贾拓夫、常黎夫等中共早期的革命志士。

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

我们站在后线的人呵！

要知道：“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革命的平民”；

“为革命而死的人虽死犹荣”！

勿愁不能成功；

勿惧牺牲性命！

手枪，炸弹，

前进，冲锋，

杀尽那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军阀！

那才能使社会平等，那才能算得血性男儿。

……

这是1923年3月李子洲参加北京各界在北师大为二七大罢工中被害诸烈士开追悼大会有感而作的一首诗歌，并在《共进》第三十四号上公开发表。从这首诗歌也能看出，李子洲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就已经对武装暴力抗争心之所向。

袁武振教授认为，李子洲1927年在武汉接受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后，回到西安召开陕西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九二六会议时，已经完全成长为一位军事暴动的组织者。他从一次次的武装起义失败中获得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

此时，李子洲已经离开绥德“四师”近一年了。1926年11月，李子洲接中共北方区委的通知，到西安工作。这一时期，除了西安地委和渭南地委，关中其他地区党的力量薄弱到已经中断了与省委的联系。中共北方区委调李子洲到西安的主要原因，是要加强陕西党的领导力量，巩固和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

1927年1月，在李子洲、魏野畴等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成立。李子洲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并以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的名义成立了中山学院筹备处。3月，中山学院正式成立，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任副院长。学院大部分学员来自陕甘各地党组织派出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

3月25日，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李子洲主张先将党的工作力量集中于东至潼关，西至长武及渭河南北这一区域内。陕北仍集中绥德，渐及延安、榆林。

还提出“党到农村去”，要大力发展农民党员，开展农民运动。

6月，冯玉祥开始了清党反共活动，下令封闭各县的所有农会组织，立即逮捕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等陕西着名的共产党人。7月，在环境特别险恶的情况下，李子洲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重关卡到达武汉，与中央党组织接上了头。8月27日，张太雷代表中共中央向李子洲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

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九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李子洲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起草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策》等九项决议案。确定了在党中央的土地革命纲领的指导下，加紧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积极武装农民，保存农民武装，培养自己的队伍，必要时可以上山。

此时，井岳秀的下属亲共旅长石谦在榆林被刺。李子洲派人立即前往清涧联系唐澍、谢子长，成立陕北军事委员会。1927年10月12日晚，在“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中，清涧起义爆发，打响了中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20日，起义部队占领宜川，此时队伍已发展到一千多人，一千三百多支枪。井岳秀派出6个营的兵力，攻占了宜川城。起义部队转移过程中，只剩下谢子长营的300人，唐澍与谢子长将这支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继续北上。后在攻打宜川县城与交口镇时皆失败，只剩下十余人，唐澍、谢子长回西安找省委，历时四个月的清涧起义失败了。

是年冬，李子洲身体已抱病许久，还多次为陕西省委起草决议与通告。他认为清涧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经验不足，领导失误；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他提出必须要建立农民武装，恢复农协。

1927年11月下旬，陕西省委接到中央来信，要求尽可能发动农民，以抗捐、抗税、抗粮为口号，发动一个农民暴动。11月31日，在研究部署武装起义的会议上，陕西省委采纳了李子洲意见，决定立即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受会议委托，李子洲按党中央指示精神起草组织起义的有关文件。决定在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渭南、华县一带准备起义，并以蒲城、富平、临潼为外围。派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等到许权中旅工作，为起义做准备。这份文件定名为《关于发动渭华暴动的决议案》，获得了省委会议的一致同意。

1928年1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第四次会议，由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主持工作。5月，许权中部队分三批赴华县与已暴动的农民武装陕东赤卫队汇合，组成西北工农革命军。渭华起义部队迅速控制了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南到秦岭、北至西潼公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为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冯玉祥调了三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革命军进攻，几经激战后，唐澍、吴浩然牺牲，渭华起义失败。

清涧、渭华武装起义失败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对陕西的重视，冯玉祥部在陕西大肆对共产党人进行追捕。1928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久病未愈的李子洲仍代表陕西省委起草了《全陕总暴动的计划决议案》。此时在中共党内，“左”倾主义的影响非常大，陕西省委也未能幸免，犯了脱离实际、对革命力量估计过高的错误。

1929年1月底，陕西团委书记马云藩被捕后叛变，李子洲和陕西省委的其他领导人都遭此人出卖。2月2日夜，李子洲被捕。在狱中，他给妹妹李登岳写信表示：“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

李子洲在入狱前就已积劳成疾，入狱后更经受了残酷折磨，使他胃病加重，又患伤寒引发肺病。1929年6月18日夜，李子洲脚戴镣铐，在监狱中逝世。遗体后运回绥德安葬，墓塚距县城二三里。

袁武振教授评价说：“李子洲是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奠基者，他在绥德师范办学、中山学校执教和陕西省委工作中撒播了革命火种，开展了工农群众武装游击战争，为建立西北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到1935年2月，西北革命根据地人口超过100万，根据地的范围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南到淳耀，北迄长城，革命政权遍布20多个县。游击区扩大到30个县，主力红军已拥有2个师9个团，共9000余人，各路游击队和游击纵队发展至4000余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1941年5月，中共绥德地委在绥德县城建立了李子洲纪念碑。1942年8月30日，“子洲图书馆”在绥德正式举行命名典礼。毛泽东、朱德为子洲图书馆题字。陕甘宁边区安文钦副议长、曹力如副专员等50多人出席典礼仪式。曹力如讲话称：李子洲同志不仅是陕北共产党人的创始人，而且是陕北文化导师。

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照准绥德分区的要求，正式改绥西为子洲县。1956年，绥德县政府在绥德城西大理河畔修建了子洲陵。

1980年，邓小平为付印的《李子洲传》题写了书名。

回顾李子洲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实践主义者。他用生命的最后十年，身体力行地印证了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意义。袁武振教授这样总结李子洲的一生：“他从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实践者，并成为西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西北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李子洲传记·回忆·遗文》一书，特别致谢！）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