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4.8%；而在四十年前，这一指标只有1.8%。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2017年底，人均GDP达到9280人民币，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回首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区域变迁，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二十二年西部与东部差距拉大阶段；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后，西部经济开始增速，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西部对外开放呈现出一种全新格局。

1978年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四十年前的西部，虽然是全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但在全国经济形势整体严峻的背景下，并未上升为区域经济的范畴，更多的还属于一个地理概念。当时的西部也和全国一样，由农民自下而上发起了针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弊端而进行的经济承包制探索，引发了一场波及整个经济体制的大变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

又过了二十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开始进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

改革初期的探索

说起农村经济改革必会提起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小岗村成为了一个符号与标志，实际上中国西部不少地方（共同点是贫穷）也做着同样的探索，比如贵州安顺关岭的顶云，从试验时间看，他们搞包产到户即大包干比小岗村还要早四十二天，故有“北凤阳、南顶云”的说法。

1、农业改革探索

四川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轫地之一。

邓天元服从组织安排到四川一个有名的穷地方——蓬溪县群利镇（当时叫群利公社）任公社书记。不料想由此

却拉开了四川土地改革的序幕。

1976年秋天，邓天元找几个生产大队干部讨论如何将农业生产搞上去，一晚的讨论结论是“不如把田地分给农民算了”。为谨慎起见，邓天元选了两个生产队先从分边角田试验起。

九龙坡村是一个边远山村，一个壮劳力一年只能分到160斤毛谷子，被人称做“叫花村”，九龙坡村是试验分地的两个村之一。为掩人耳目白天大家参加集体劳动，晚上才耕种分给自己的地。为应付检查（看是否集体劳动）甚至要派老人、孩子站岗放哨，发现有人检查时就发出信号令分散的村民迅速集中。分地效果是明显的，农民劳动收成增加了四倍，农民有了余粮。

1977年，群利公社将三类田分给农民自己耕种。1978年，“包产到户”就覆盖了整个公社。1979年，遇到大旱，时任县委书记的周裕德向参加县级会议的干部问计。邓天元邀请参会者到群利公社参观。他在群利的秘密试验得到县上肯定。

中央派工作组到群利发现搞承包后要求“立即收回土地”。他们口头答应，但就是不执行。工作组走进农民家，主人给他们端上醪糟鸡蛋，留饭吃时桌上有腊肉，嘴里一个劲地夸“包产到户”。务实的工作组离开前，在群利召开了省委、地委、县委三级领导现场会，群利“包产到户”试验浮出水面并在整个四川推广开来。

“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这句话是吴晓波上世纪90年代在温州调研时听一个叫陈定模的人说的，他把这句话写进了他撰写的《激荡三十年》里。各地对农业经营体制进行改革探索时，无一例外均是农民或地方政府对现有体制的一种“违法”突破，事后中央在文件、政策上给予“追认”。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问题，会议争执激烈。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在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75号文件）时，首先肯定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然后，笔锋一转道：“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一切听群众的，不强行规定，这是该文件的巧妙所在。

该文件一出，等于中央认可了“包产到户”，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在支持和保护全国各地出现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发挥了积极作用。1980年底，全国实行“双包制”的生产队占14.9%；到1981年6月，全国实行“双包制”的生产队快速上升至86.7%。

1982年发布的中央1号文件，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该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将民间改革的要求上升为党和政府的政策。这年年底，在全国506万个生产队中，实行“包干到户”的达到495万多个，占97.8%。这一年农业实现了丰收，全国小麦、棉花、油菜籽总产量分别增长14.8%、21.3%、39.2%。实践证明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成功。

2、改制人民公社

1979年9月，四川省广汉县委选择在向阳人民公社进行“政社分工”的改革试点。把向阳公社的干部分成行政、农副业、社队企业三个班子。行政、农副业、社队企业三个班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别制定了“定、包、奖”的考核制度。

1980年5月，“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摘下、取而代之的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至此，向阳正式取消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全国第一个改制的人民公社。

“双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随之名存实亡。

1983年，中央第二个1号文件正式提出了政社分设。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将人民公社中属于政权的那部分职权分离出去，建立乡政府作为农村基层政权；乡政府对各级经济组织仅进行行政领导；乡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行使原来大队的行政职能，取消大队的经济职能。

1983年底，全国就有12702个人民公社摘掉了牌子。1984年底，人民公社摘牌工作基本完成。

3、企业扩大自主权改革

相比而言，工业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虽也先从试点搞起，但均经过相关方面的批准。

197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选择了不同行业具有代表性的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和南充丝绸厂等6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改革内容在核定企业利润指标基础上，规定了当年的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只是给了企业一些

微不足道的权利，在超额完成计划中发挥了巨大潜能。

一年后，四川试点的工业企业扩大到100家，同时，在40家国营商业企业中也进行了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四川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成为国营企业改革乃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一个标志。

西部在最初的改革过程中做了很多先人一步的探索。

1980年，广西罗城、宜山两地村民率先建立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委会组织，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批准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计划单列，赋予其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推进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大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阶段由此开始。

西部大开发第一个十年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国家相继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以及大连、秦皇岛等十四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又相继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等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东部沿海地区依靠本身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得以率先发展。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民营经济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巨大动力，西部与东部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

“九五”时期，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五省市，人口与西部地区大体相当，GDP却是西部的2.5倍以上。

实施西部大开发前，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以及低收入人口的60%分布在西部地区。

1、西部大开发为了缩小区域差距

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推进实施这一重大战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意见》等。

2000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提出明确要求。

2004年3月推出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条分缕析，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继续加快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建设，为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打好基础；扎实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生态改善和农民增收；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积极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加快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大力加强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西部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拓宽资金渠道，为西部大开发提供资金保障；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加强对西部开发工作的组织领导。

2、西部大开发以基础设施建设起步

2000-2007年，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近15000亿元，国债、预算内建设资金和部门建设资金累计安排西部地区7300多亿元。这些资金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655亿元增加到4745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1.6％。

西部开发第一个十年，基础设施建设的代表性重大工程有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

2016年12月，西三线东段工程建成通气。

（1）西气东输

我国是天然气大国，西部地区的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陕甘宁和四川盆地蕴藏着26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资源和丰富的石油资源，约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的87%。

1998年，即开始酝酿西气东输工程。2000年3月25日，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西气东输工程工作会议。会议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2000年8月23日，国务院召开第76次总理办公会，批准西气东输工程项目立项。2003年“西气东输”工程开工建设。

西气东输工程一线（简称西一线）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西一线以新疆塔里木气田为主供气源，以长三角为主要目标市场，管道干线西起新疆塔里木轮南，东至上海白鹤镇，全长3826公里。通过实施增输工程，截至2012年10月，管道全线输气能力已达到170亿立方米/年。截至2012年10月中旬，西一线天然气管输商品量达1389亿立方米，可替代标煤18140万吨，相当于减少850万吨有害物质、61420万吨二氧化碳与二氧化硫排放。向沿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山东、河北64家用户，3000余家企业供气，覆盖人口达两亿。

塔里木油田是西气东输的源头、主气源地，公司总部在库尔勒市，作业区域遍及塔里木盆地周边南疆五地州（巴州、阿克苏地区、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20多个县市。该油田在保障西气东输的过程中，建设了一批扶贫工程，南疆三地州居民用上了价格低廉的清洁天然气——2004年10月和田河气田供气工程建成并正式向和田市居民供气；2005年12月阿克莫木气田供气工程竣工投产，以全国最低的价格向喀什、克州、和田三地州各族人民群众输送天然气。

西气东输工程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石油天然气开发的带动下，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365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4203.41亿元。其中，2008年新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1086.53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60.7%。石油石化工业已成为新疆第一大支柱产业。

西气东输二线（简称西二线）以中亚为主要供气源，也是我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资源的战略通道，主要目标市场为华东、华南，管道干线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东至浙沪，南至两广，以及香港，线路总长约8700公里，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总投资约1422亿元。西二线西段工程于2009年12月31日建成投产；西二线干线工程于2011年6月30日建成投产，2012年八条支干线及香港支线全部建成投产。截至2012年10月，西气东输二线已惠及21个省（区、市）数亿人口，累计接输中亚天然气约368亿立方米。西二线干线的建成投产，不仅有效缓解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中南地区天然气供需矛盾，还实现了与西气东输一线等多条已建管道的联网，进而形成我国主干天然气管道网络，构成了近4万公里的“气化中国”的能源大动脉。

乌鲁木齐市是第一个受惠于西二线的城市。2009年年底用上了中亚天然气之后，乌鲁木齐市开始实施“蓝天工程”，对燃煤锅炉和蒸汽锅炉实施天然气改造，覆盖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并带动了汽车“油改气”市场的繁荣。截至2012年10月，乌鲁木齐市90%的城市天然气供应来自西二线，100%的居民用上了西二线天然气，日供气量为533万立方米。天然气的使用使得整个城市少排放二氧化碳80万吨，二氧化硫40万吨，可吸入颗粒300万吨。

西三线主供气源为新增进口中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天然气，补充气源为新疆煤制天然气，其中，每年新增进口中亚天然气250亿立方米，新疆伊犁地区煤制天然气50亿立方米。输气目标地为沿线中西部、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横跨我国边疆、内地和沿海十省（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运输大动脉。该工程于2012年10月16日开工，也是首次引入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参与建设的输气过程。

西三线建成后，每年可向沿线市场输送300亿立方米天然气，可使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中的消费比重提高1%，每年可替代煤炭768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亿吨、二氧化硫144万吨、粉尘66万吨，对完成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改善大气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12月，西三线东段工程建成通气，来自中亚和塔里木气区的天然气到达福建省福州市。福建省一次能源匮乏，无油、无气、少煤，常规能源缺乏。2009年福建省才开始大规模使用管道气，主要气源来自印尼东固气田，并依据市场需求适当在国际市场采购现货。西三线每输送100亿立方米天然气，可替代标煤1300万吨，相当于减少61万吨有害物质、4400万吨二氧化碳酸性气体排放。以1公顷阔叶林可吸收1吨二氧化碳气体计，西三线每输送100亿立方米天然气，就相当于种植4400万公顷阔叶林。“西气”入闽，为福建省“绿色生态”建设增加了新引擎。

西气东输一线、二线、三线每年700多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可以替代1.79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亿吨，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工业粉尘等有害物质排放量574万吨。西三线建成后，将进一步增加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

自2017年起，国内天然气消费重回两位数增长，从中亚进口的气量逐步攀升。据中国石油西部管道公司介绍，预计2018年来自中亚的天然气量较去年将增加近90亿立方米，西一、二、三线管道将接近满负荷运行。西气东输管道已经成为了中国清洁能源输送的主动脉，正为助力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美丽中国”和打造陆上丝绸之路输送强劲动力。

按有关方面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完善西气东输三、四、五线，做好中亚D线、中俄管道、中缅管道和海上进口LNG（液化天然气）配套管网建设工作。天然气管道里程将从2015年的6.4万公里增加到10.4万公里，年均增长10.2%，一次性输送能力从2800亿立方米增加到4000亿立方米，年均增长7.4%。

西电东送

（2）西电东送

“西电东送”就是把煤炭、水能资源丰富的西部省区的能源转化成电力资源，输送到电力紧缺的东部沿海地区。

我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地区的一次能源资源匮乏、用电负荷相对集中。能源资源与电力负荷分布的不均衡性决定了西电东送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西电东送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也是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中工程量最大、投资额最多的一项工程，从2001年到2010年，该工程总投资将超过5200亿元。

西电东送分北、中、南三大通道，北线由内蒙古、陕西等省区向华北电网输电；中线由四川、重庆等省市向华中、华东电网输电；南线由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向华南输电。其中，南线起步最早、距离最长、容量最大、技术最先进、效益最显著。

2000年上半年，广东严重缺电，使西电东送实施步伐大为加快。8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十五”期末西电新增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重大决策，全面拉开了西电东送南部大通道建设的序幕。同年11月8日，贵州洪家渡水电站、引子渡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扩机工程同时开工，标志着西电东送全面启动。

此前，对“西电东送”具有重要作用的重庆万州至三峡电站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工程和云南宣威火电厂也开工建设。

西电东送的南线工程范围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广东GDP比重超过60%，用电量比重也达到了60%，一次性能源比重却不到4%，自给率只有10%。2000年，广东21个城市因电荒而限电，一年损失达200亿元。

西电东送使贵州走上了电力强省之路。

2000年8月1日，贵州省政府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十五”期间“黔电送粤”400万千瓦的战略协议。

贵州的发电装机容量仅为512万千瓦，要实现2005年向广东送电400万千瓦，并同时满足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负荷增长需求，贵州在“十五”期间至少还需新增装机容量600万千瓦。

为解决资金缺口，贵州省电力公司向贵州省委、省政府呈报了《关于多渠道筹集贵州电力建设资金的请示》，贵州省政府原则同意贵州省电力公司的请示，并下发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力建设实施西电东送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同意试行职工持股会制度，贵州近3万名电力职工以现金入股和吸收社会法人股的方式，首期筹集1亿元资本金，并以贵州省电力职工持股会的名义与贵州省电力公司共同组建贵州金元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金元在贵州加快布局电源点项目中，迅速地将筹集的资金投入到第一批西电东送的“四水四火”工程（即洪家渡水电站、引子渡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扩机工程、索风营水电站四个水电站和纳雍一电厂、安顺电厂二期、黔北电厂、贵阳电厂四个火电站），从而成为“西电东送”贵州电力建设发展的先行者。“十五”期间累计完成发电量837.27亿千瓦时，实现税收近40亿元，迅速成为贵州最大的发电集团，创造了贵州这五年电力发展超越前五十年电力发展的奇迹。

“十一五”期末，贵州金元提前完成了第二批“西电东送”电源项目建设并投产发电，累计完成发电量1792.3亿千瓦时，为保证贵州“十一五”期间向广东送电800万千瓦提供了充足而富裕的电量。截至2017年底，贵州金元全资或控股火电装机规模852万千瓦，火电装机占比位居全省第一。

云南水能可开发装机容量为9755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尤以金沙江、澜沧江水能资源最丰富，分别居全国十二大水电基地的第一位和第三位，并且煤炭储量也居全国前列。而截至2003年，全省水电装机容量仅占可开发容量的6.96%，90%的煤炭保有储量尚未利用。云南将能源开发列为与烟草业、旅游业同等重要的支柱产业。

西电东送使云南的水电从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为当地的电力支柱产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和强大动力。从2002年至2011年，云南电力总装机规模增长了4.6倍，达到4047万千瓦。

截至2017年12月26日12时，南方电网全年“西电东送”电量达2001.85亿度，首次突破2000亿度，连续第七年创新高，比南网成立之初增长近三倍。截至2017年11月底，云南“西电东送”电量达1172.9亿度，同比增长13.8%，全年增送云南水电超过260亿度，超额完成国家制定的消纳水电目标。同时，南网清洁能源电量占比已过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云南外送电量中，清洁能源占比更高达97%。

预计到2020年底，南方电网将建成八条交流、十一条直流共十九条‘西电东送’大通道，实现最大送电能力超过5000万千瓦，促进东西部资源优化配置。

青藏铁路

（3）青藏铁路

2001年6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青藏铁路格拉段（格尔木到拉萨）全线开工。这条克服了三大世界性难题、创下九项世界之最的天路，于2006年7月1日开通运营，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不通火车的历史。

2015年，西藏自治区GDP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26.4亿元，增长11%，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是火车通车前的四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44元，也是通车前的四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万元，达通车前的三倍。

煤炭和水泥800元每吨，鸡110元每只，100元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沿海地区的54元……这是青藏铁路通车前，西藏消费市场的真实写照。究其原因是西藏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依赖于从内地输入，而汽车、飞机运输成本高所致。

青藏铁路通车后，货物运输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75%的货运量由铁路承担，进出藏物资运输成本降低了一半。青藏铁路开通十年，累计运送旅客1.15亿人次，运送货物4.48亿吨，其中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1800.6万人次、进出藏货物3192.7万吨。

2015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2018万人次，旅游收入282亿元，分别是通车前的十一倍和十五倍。青藏铁路通车运营后，西藏旅游业呈“井喷”式发展，并成为西藏支柱产业。来自自治区旅游局数据显示，青藏铁路通车前的2005年，西藏仅拥有旅游星级酒店150家，到2014年底，西藏拥有各类旅游企业2000家，其中旅行社149家、星级酒店266家、A级景区90个，全区旅游从业人员达30万人。

此后，铁路还在西藏不断延伸。

2014年8月，青藏铁路拉萨到日喀则铁路通车运营，将西藏两个最大的城市连在了一起，过去公路运输要六个小时，铁路将运输时间缩短了一半。2015年6月，拉萨至林芝铁路全面建设，这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沿途计划新建车站34个，车站密度目前居全国之首，设计充分考虑了沿线农牧民群众的出行方便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

“十三五”期间，西藏铁路网还将有更大突破，预计青海、西藏两省区铁路将形成“东接成昆、南连西藏、西达新疆、北上敦煌”的枢纽型路网结构，届时将会为青海、西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运力支持。到2030年，西藏基本实现“两纵两横、五出区、三出境”的干线路网总体布局，旨在提高区域内路网覆盖水平，提高区际互联水平和提高面向南亚开放互通水平。

西藏目前拥有4个国际性口岸、1个双边性口岸，与南亚国家经贸来往密切，是国家确定的沿边地区开放开发重点区域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也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门户。为此，未来西藏将以铁路为核心，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运输通道，推进建设口岸铁路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至吉隆、亚东和普兰口岸的铁路，提升西藏的开放水平。

（4）“退”出一片青山绿水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西部大开发第一个十年，一个“退”字让西部的山绿了、水清了。

退耕还林后的陕北高原一片绿意盎然

1999年，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率先开展了退耕还林试点，由此揭开了我国退耕还林的序幕。

2002年1月10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其目标是：到2010年，完成退耕地造林1467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733万公顷（两类造林均含1999-2000年退耕还林试点任务），陡坡耕地基本退耕还林，严重沙化耕地基本得到治理，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增加4.5个百分点，工程治理地区的生态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南部，孕育了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是我国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增加、过度放牧以及全球气候变暖使得大批高原湖泊干涸或萎缩，草原退化沙化严重。2000年以来，青海省在青海湖环湖地区、东部黄土丘陵区、西部柴达木盆地和共和盆地风沙区以及三江源头地区展开了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到2010年，已退耕造林种草290万亩，周边荒山造林种草582万亩，封山育林95万亩，总计967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999年的3.1%提高到了5.3%以上。

自2000年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到2008年，重庆市森林面积增长了135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4%，增长了11个百分点。退耕还林工程区水土流失明显降低，水土流失程度由重度、中度降为轻度或无明显侵蚀，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万平方公里。

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前，广西部分大石山区石漠化严重。实施以珠江防护林、海防林、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等为重点的生态工程建设后，截至2008年，广西共完成造林207.6万公顷，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区76个。2008年，森林覆盖率达54.2%，位于全国第四，与1999年相比提高了14.9个百分点。

2001-2003年，中央财政安排10亿元在全国十一省区市开展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试点，试点总面积2亿亩，其中，广西和新疆两个自治区是试点省区，试点面积5000万亩，每年安排补助资金2.5亿元，占全部投入的25%。

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20亿元在全国正式建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内蒙古、广西等九个西部省区被纳入了补偿范围。

2009年将重庆、四川和陕西等三省市天保工程新造公益林纳入了补偿范围并兑现了补偿基金。截至2009年，中央累计安排西部地区6.6亿亩重点公益林的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111.7亿元。

西部大开发第一个十年，相关部门在西部十二省区市安排退耕还林任务2.37亿亩（包括退耕地造林0.87亿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33亿亩，封山育林0.17亿亩），安排资金补助1183亿元。

退耕还林增加了农民收入。据统计，退耕还林补助总体上约占退耕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10%，西部400多个工程县中，这一比例高于20%，宁夏、云南等个别县达到45%以上。同时，促进了农村结构调整。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后，退耕农民更多地从事林业、副业和多种经营生产。一些地方大力发展畜牧、林果、花草、中药材和观光旅游等产业，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2014年，为解决中国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问题、增加中国森林资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批准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该《方案》提出，到2020年，将中国具备条件的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约4240万亩退耕还林还草。

2017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林业局等部门提出的要进一步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规模的请示，同意调减云南等十八个省（区）3700万亩陡坡耕地基本农田用于退耕还林还草，从而使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规模扩大了近一倍。

此外，中国将新一轮退耕还林种苗费每亩补助标准从300元提高到400元。此前，中央财政对退耕还林每亩补助五年计1500元，其中现金补助1200元、种苗造林费300元。

国家林业局明确指出，2017年中国安排退耕还林还草任务1230万亩，其中还林1110万亩，至此，自2014年开始的新一轮退耕还林总规模将扩大到近8000万亩。

3、十年开发成效

从2000年至2009年，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1.9%，高于全国同期增速，占各地区GDP总数比重从17.1%上升至18.5%。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5%提高到38.7%，工业拉动GDP增长提高到10.4%。

十年来，西部国家重点工程总投资达到2.2万亿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超过3万亿元。

十年来，累计新开工建设120个重点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铁路增加了1.2万公里，公路增加了4万多公里，机场增加了9到12个。

十年来，中央财政投入西部地区的扶贫资金累计达到598.1亿元，西部贫困发生率下降10.5个百分点，西部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2009年的2300万人，在脱贫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总量比是1∶4.2，经过十年的开发建设，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总量比为1∶3.4，缩小了0.8倍。

大开发持续推进

2010年，中央再次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对深入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部署，提出到2020年使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生态环境保护上三个大台阶的总体目标。

国家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对西部地区实施了财政、税收、产业、土地、人才等十个方面55条政策措施。2012年，国家还批复同意了《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全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要“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

1、在体制创新上寻出路。

200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重庆、成都开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第二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成都承担了多项国家改革试验。

2014年，国家发改委按照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梳理出了47条经验条目作为备选推广的试验区成熟经验，其中9条与成都有关。

成都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产权“确权颁证”，并建立市、县、乡三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成都农交所累计交易额达411亿元，交易量居全国同类交易所第一，其中农村土地交易额占九成以上。成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也获得了第七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

2015年9月7日，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一宗面积为13.447亩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由四川迈高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竞得。这一历史性一刻意味着，四川首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竞拍成功。有专家评价，这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搭建起了土地改革从产权确认到实现价值的平台，标志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平等入市的通道被打通。

朱建勇是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晨曦家庭农场主，他承包了30亩地种植有机蔬菜，为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他将173平方米的住房作为财产抵押，成功贷得了15万元。农民住房也能和城镇居民一样作为抵押贷款，扩大生产规模。

自2015年开始，在全面完成农村“六权”（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林权、集体资产股权）确权基础上，成都市又启动了新“四权”改革，即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和小型水利设施所有权等农村产权的登记颁证，并推进产权抵押融资，设立抵押融资风险基金。截至2017年，全市新“四权”颁证9.8万本，颁证率达到99.5%。

2017年1月，青杠树村已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

2012年6月，青杠树村启动幸福美丽乡村建设，村民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组建“郫县青杠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受村、社集体的委托，对集体资产进行管理、使用权转让和经营。

2013年1月，青杠树村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做抵押，向成都农商银行贷款6000万元，解决了新村建设的启动资金。五个月后，建成9个组团9.7万平方米的农民新居、基础设施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农户全部入住。同时，村上成立了旅游公司，对景区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对旅游环境进行升级改造。很多农家开起了农家乐，吃起了旅游饭，现在平均每日接待游客3000人。

2015年，郫县获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青杠树村通过土地整治，将零星、分散、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集中复垦，211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于建设新居和基础设施，节余下的269亩入市。2016年7月28日，青杠树村首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97.48亩成功挂牌上市，以每亩73.3万元价格拍出。2016年，青杠树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397元，比全县农村居民平均水平高出1263元。

三道堰镇将在青杠树村的经验基础上，连片建设三堰村、程家船村、秦家庙村、青塔村和炮通村，以土地改革为统揽，创建泛青杠树5A级景区，着力建设都市旅游地和乡村旅游目的地。

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的远景是，围绕成都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定位和“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的总体战略，以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为指向，以健全统筹城乡体制机制为重点，以盘活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资源为突破口，到2025年，率先将成都建成城乡一体、和谐相融的幸福城市。

2、贵州的追赶超越

为激励贵州探索西部欠发达地区后发赶超，国家为贵州提供了大数据综合发展试验区和生态文明国家级试验区、西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三大发展平台。

2017年5月26日，在2017国际数博会主题发布会上，IDC国际数据公司发布了《云上贵州——中国大数据的试验探索与启示》蓝皮书。IDC认为，贵州发展大数据，是大数据概念在中国兴起时，由政府牵头，顺应大数据时代潮流，开始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尝试。

2018年2月始，苹果全部中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贵州，并由云上贵州公司管理，同时苹果公司第一次改变其全球用户收费业务在爱尔兰结算的做法，在贵州完成中国用户的相关业务结算。目前，全球前十互联网企业有7家来到贵州发展，25家世界级或国内500强企业落户贵州。贵州省商务厅数据显示，已在贵州落地的200多个大数据项目投资额超过2400亿元，落户贵州的世界500强企业和中国500强企业已超过150家。目前，贵州大数据企业达到了8900多家，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超过1100亿元。有数据显示，2017年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6.3%，成为工业经济的第三大增长点。

IDC把贵州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以创新的理念引领发展，以科学的决策指导推进，以坚定的信心贯彻落实。特别是“创新”，始终贯穿并体现在贵州大数据三年发展实践的每个阶段和成果当中，是贵州能够实现弯道取直、后发赶超的最核心要素。

“地无三里平”是过去贵州留给人的印象，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这十多年的建设，开通了“贵广”和“泸昆”两条高铁；到2017年底，贵州已有1个干线10个支线机场，每个市州都建有机场，贵州支线机场出港直飞航线达130余条；贵州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第一个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份，目前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000公里，是十年前的6倍，预计到2018年年底将突破6500公里。高速路网的飞跃，使贵州出省通道已实现与珠三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部湾经济区、长株潭城市圈、成渝经济区、滇中经济区的无缝对接。过去贵州处于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状态，现在受益于大交通格局形成，贵州被纳入长江经济带和珠江-西江经济带。

2015年12月沿河至德江高速公路通车后，铜仁市德江县到省城贵阳的车程只需要2.5小时，比过去缩短了4.5个小时。县城人口由修路前的7万人增至现在的20万人，城镇化率由25%提高到41%，建成了城北工业园区，高家湾山地高效农业综合园、合兴万亩白茶基地园、复兴万亩玫瑰产业园，一跃成为黔东北区域性中心城市。

据贵州省统计局发布“贵州省2018年上半年主要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贵州省经济延续了近年来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连续30个季度保持全国前三位。

3、自贸区的新使命

去年4月，西部同时有三个自贸区挂牌，翻开了西部改革开放新的一页。

西咸新区被纳入陕西自贸区中。

2014年1月6日，国务院在成立西咸新区的批复中有这样一句话：“努力把西咸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的新引擎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范例。”

2017年，作为国家级新区的西咸新区，由西安代管，在“把西安建设成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拓展我国向西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见《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陕西西咸新区的批复》）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

截至2017年底，西咸新区已经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447.54亿元，招商引资实际到位1420.7亿元，海航现代物流集团、华侨城旅游综合体、绿地丝路国际中心等一批大项目纷纷落地。

西咸新区对标的是浦东新区——国家批准的第一个自贸区。浦东有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西咸建有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

浦东新区在建设“特色小镇”中强调“异质性”。例如，浦东高桥镇的“互联网+创客”，打造“文创+科创”两条腿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西咸新区打造的乡土特色优美小镇——茯茶小镇，以茯茶注册营业执照的商户达102家，累计招商600余户。西咸泾河新城茯茶镇正式获批成为全国第三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并成为2017年度陕西省惟一一个获此殊荣的景区。

由西安交通大学主导的西部创新港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智慧学镇。2018年创新港一期完成建设，23个研究院将投入使用，两万名西安交大的研究生和五千名教育科研人员将聚集在此。在河滩上踢足球，湿地里喝咖啡，森林里搞研发的小镇既有“学”之内涵、又有“镇”之形态。

按照西咸《优美小镇三大片区规划》，2020年前将建设35个优美小镇。目前，基本建成的9个小镇，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在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浦东新区不断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优化审批流程，减少收费事项，把审批制改为告知承诺制；西咸正在实施《西咸新区“3450”审批实施方案》，即：3个工作日办结营业执照、4个工作日办结经营性许可、50个工作日办结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该目标体系健全后，审批效率将成为全国最快。

作为全国首个以创新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把绿色作为发展底色，全力构建“九河十湖、蓝脉绿网”的城市水系。昆明池一期已形成707亩水面向公众开放，以绿带连接渭河与沣河的5000亩大西安城市中央公园开工，以及正在打造的世界级的渭河滨水景观带等一系列生态项目频频刷新公众眼球。

今年8月，商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国家11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向全国推广复制29条服务贸易试点创新经验，其中，西咸新区国际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与“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及大数据平台两条创新经验被批准向全国各省市推广。

在西部大开发中崛起的西咸新区

西咸新区依托人社部批准的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陕西（西咸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在西部地区率先推出面向全球中高端人才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按照“一口受理、专员服务、部门联办、限时办结”的方式，打破传统的科室、单位行政界限，统一整合为综合服务窗口，为到新区工作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提供出入境、海关、人才落户、人事关系及家属随迁等八大类26项专员服务。下一步还将依托在西安人才市场设立的“陕西省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畅通省级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打造陕西特色人才服务品牌。

西咸新区在秦汉新城打造陕西省“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及大数据平台，为境内企业开放创新提供语言及信息服务。目前，该平台已完成针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海外舆情、商情、科技、工业、旅游等垂直领域的大数据频道建设，并完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数据采集方案建设，完成1600万条的数据采集。同时还建立了语言服务规范、全球呼叫中心、西安市多语导医平台、西安领事馆区多语言服务等多个子平台，为企业对外投资经营活动提供专业的数据引导，真正消除企业海外投资的各项信息壁垒。

未来三年，西咸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将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22年，有望达到千亿规模；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显著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预计分别达到30%和50%左右。

西部大开发头一个十年，坚持的是“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原则，即重点发挥省会及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一批重点边境口岸城镇正在成为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十二五”时期，关中-天水、环北部湾、成渝三大板块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一带一路”设想进入实质建设期后，自贸区成为西部发展的新的发动机。

深化阶段的新使命

2017年的经济数据显示，贵州、重庆、四川、陕西等省市的增速均在全国前十之内，显示出我国西部地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西部经济在崛起，在此背景下，西部大开发战略转入深化阶段。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牵头研究起草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初步考虑通过强化六方面举措来推动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未来的重点是，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等机遇，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强化管理水平等措施，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对西部补短板力度将加大，将尽快开工建设川藏铁路、渝昆高铁、西渝高铁等大通道，加快建设一批高速公路等。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西部营造开放高地，包括自贸试验区、国家级新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点等。此外，还要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开放意识，强化管理水平，加强投资环境和信息化建设等。

加大开放力度，将成为我国下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