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石峁古城的发现与发掘，给世人带来的震荡余波未了。

近年来，国家已明确指出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等作为人文城市建设重点，强化文化传承创新，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于是，如何将石峁古城这一超级文化符号与区域内的旅游发展互动起来，让旅游烙上文化的印记，就成了神木全域旅游规划与发展的重头戏。

2018年8月24日，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报道，中国考古学家们在中国发现了一处失落城市的遗址，该城市在四千多年前有过繁荣的时光。

这篇报道指出，这个被称为“石峁”的古城曾经有一座高度至少为230英尺的金字塔，并拥有巨大内外城的拱卫。在几千年前即大约公元前2300年至1800年该城市的繁荣时期，它曾经涵盖988英亩的面积。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文物》季刊上发表论文称，该城市中的金字塔建在一座黄土山头上，拥有11级拾级而上的巨大台阶。在城门的外面，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广场，可能是举行宗教仪式和政治集会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称这些考古发现表明石峁古城曾拥有精心构建的文明。论文的作者们写道：“这项研究揭示，到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黄土高原曾出现了代表政治和经济中心地带的复杂社会形态。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与中原文明有关的铜器时代后期的核心标志事实上很早之前就在石峁古城形成了。”

其实，早在2012年，石峁遗址就荣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8月，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之誉 ，在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与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等共同获得“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十大发现”。随后，又入选“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2016年，石峁遗址考古与调查项目荣获中国考古学会2011-2015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奖，遗址内皇城台遗迹的考古发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2016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石峁古城遗址

“石破惊天”的发现

谈起石峁遗址，大多数人习惯称之“石峁古城”。这是因为经过考古勘探，确认了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这座石城分为外城和内城，内城墙体残长2000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成为目前已知整个中华大地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史前城址。

神木市旅游局局长雷杰祥说：“石峁古城的发现可以用‘石破惊天’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笑着说：“我这也是引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石峁遗址考古总领队孙周勇教授的原话。”不过，世界考古界更愿意用“最具颠覆性的考古发现”来形容石峁古城。

石峁古城的发现与发掘颇有戏剧性，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当时的高家堡附近一带，就被传陆续有玉器出土。1928年1月4日的天津《大公报》刊登过一则“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的报道，此中记述似有与石峁遗址相关之处。

1931年，美籍德国人萨尔蒙尼到北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顺便对中国历史文化做了一次实地探访。在北京的马路上，他偶遇几位来卖古董的农民。萨尔蒙尼看中了一件53.4厘米长的墨玉质牙璋，没有讨价还价就买了下来。后来他在《中国玉器》一书中披露，这件牙璋来源于榆林府的农民。而整个榆林地区，只有石峁古城才有这样的玉器出土。目前这件玉器保存在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

目前对石峁古城最早的专业性调查记录始于1958年的“石峁山遗址”调查记录，这是由当时的神木县文物普查工作队完成的。在这次调查走访中，调查人员就确定了该处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的遗址，并且是一座有着三套城结构的石城遗址，可惜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这份调查记录被掩埋在档案馆中。

早在2012年，石峁遗址就荣获了中科院考古论坛“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而据曾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巩启明回忆，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展了陕北长城沿线的考古调查，包括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和定边等县，参与调查的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廖彩梁、蔡荣华、郑洪村、孙忠以及西北大学考古系教师曾骐。石峁遗址就是这次调查发现的诸多史前遗存之一，初步估计遗址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事后，曾骐曾经给西北大学考古系交过一份关于陕北考古调查的工作汇报，类似于调查报告。后来由于“文革”，这项工作被迫搁浅。“1975年，曾骐要调至中山大学工作，我当时在半坡博物馆任职，由于我和曾骐是老同学的缘故，他找到我，说以后可能不做西北地区考古研究了，并把当年那份调查资料留给了我。”

目前很多文献中将戴应新作为石峁古城的第一发现人。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戴应新教授去山西考察，途中听到很多关于石峁古城的传说，于是他连夜渡过黄河来到神木进行实地考察，征集了126件玉器，后经他执笔的调查简报很快在1977年第3期的《考古》上刊登，这是石峁古城第一次引起国内学术界注意。

陕西省文管会对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特别是石峁玉器的征集，引起世人高度关注和学界的浓厚兴趣，对遗址尽快开展考古工作的呼声越来越多。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开展石峁遗址的首次考古试掘工作，考古人员曾对石峁进行过小范围的发掘，但由于条件限制，曾认定遗址的范围仅90万平方米左右，到2000年以后这座古城的遗址外城墙还一直被误认为是战国秦长城。

直到2009年，当时的神木县文物部门请测绘公司为高家堡拍了一张航拍片后，才感到无比震惊。原因首先是大，从航拍图上可以看出，这座古城的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周围还有十数个卫星城，面积足足超过6个故宫。随后做的文物测定，更令人震撼，测定这座古城的修筑年代约在公元前4300年，也就是传说中的夏代。再一个就是建筑形态完备，古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墙围环绕，可以说是中国城市规划的始祖。而残存的城墙有3米多高，要从山下运到山顶的石块数量惊人，所需劳动力也惊人。

2011年， 石峁古城终于引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注意，陕西省、市、县三家文博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全面了解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现状。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队，对石峁遗址重点发掘及复查， 经过多次航拍和调查，最终确定石峁遗址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

是不是黄帝的都邑？

目前学术界对石峁古城最大的争议在于，这里倒底是不是黄帝的都邑？

在同样是史前文化遗址的山西陶寺被考古学家确定为是尧舜的都城后，有考古专家认为突然消失的陶寺文明疑似是被来自石峁古城的文明毁灭。那么石峁古城所属的文明又会是什么呢？

先秦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沈长云发表文章认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而据《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桥山恰恰离石峁并不远。而还有一些专家根据史书大胆推测，石峁遗址就是黄帝的都城所在。

而随着石峁古城一系列发掘和研究的有序展开，似乎也越来越印证了这个大型的史前文明遗址，有可能就是黄帝的都邑所在。

首先从城防建筑来看，2012年开始，考古人员正式确认其为龙山时代古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史前古城多以土城为主，而石峁古城是用石块砌成的石城，因此，石峁古城也是中国上古时代最大的石城。在传统认识中，龙山时代陕北一带一般不会有大城市，但是这座古城的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

另外，石峁古城发现了城墙马面（或称敌台）“祖宗”。我国现存最早的马面实物，见于甘肃夏和县北的汉代边城八角城，而考古人员在石峁古城址发现的马面比八角城早了足足二千年。不止是马面，石峁古城对于瓮城、角台、纴木等的应用，在中国城建史上都是第一次。

2012年的考古发掘出土6件完整的玉器，种类为玉铲、玉璜、石雕人头像等。这是石峁遗址考古中首次发掘出的玉器，同时也印证了当地老乡所讲的“玉器就在石墙里”的说法。发掘中确实如此，出土的玉器一种是在倾斜的石墙里面，第二种就是在倒塌的石墙堆积里面，距离地面都比较低。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以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玉人头像价值最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惟一一个以人为雕刻对象的玉器。

石峁玉器不但量大，而且质地好，综合了史前东南西北各文化期的制玉特点，而且独创了自己的器形和工艺。而在石峁周边200公里内并不产玉，说明这些玉料、玉器全是来源于周边小部落的进贡，进而也说明当时石峁的统治政权绝对不是一般的政权。

在2012年的挖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100余块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

2012年5月至11月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以年轻女性居多。这些女性的年龄在20岁左右，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据主持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透露，这种头盖骨祭祀遗迹在中国新石器考古史上十分罕见。

所有这些，都说明石峁古城已经具备文明要素的城市构成要件，剩下的就是文字了。随后，石峁古城又发现一些疑似装饰品的陶鹰，还有占卜用的卜骨，以及疑似文字的符号。

考古工作者在后阳湾的一座房址附近发现了鳄鱼骨板，呈正方形，正面有许多点状小孔。这块鳄鱼骨板是包括陕晋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河套地区的首次发现。根据史料记载，上古时代有一种鼓名叫鼍鼓，用扬子鳄的皮革制作而成，是等级的象征。专家推测，鳄鱼骨板出现在神木石峁，可能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交流而来的。

在后阳湾一处房址之下，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件被打碎的双鋬鬲，其中有一具不足周岁婴儿的遗骸。惊喜的是，在这具骨骸上发现了一些纺织物残片。经初步鉴定，这些纺织物原料为苎麻类纤维，说明北方人在至少四千多年前就已经懂得人工纺织，并已经开始有意种植苎麻，也证实了“北麻南丝”这一构想的可操作性。

在2015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石城的墙体中发现众多“石雕人面像”，初步证实古城曾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2016年8月，考古人员在石峁遗址的皇城台区域，发现了四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型建筑遗址，瓮城、广场保存完好。建筑遗址位于皇城台底部。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条用石头砌出的通道，从皇城台底部直接通向顶部。这可以叫“皇城大道”，它是一条通向内外城的主干道，在通向皇城台顶部前有相对隐蔽的空间， 可以增强皇城台防卫能力。

据神木石峁遗址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近两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文物部门的考古人员，将工作重心放在了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发掘过程中。

石峁遗址皇城台门址是目前已知的惟一一处上下皇城台的城门遗址，主要由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和内瓮城等四部分构成。其中，广场处于门址的最外面，是一个南北走向，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的平整场地，这也是目前我国确认的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城门的结构大体和外城门址的结构类似，两边有南北墩台，有内、外瓮城，还有石砌的台基、道路、护墙等。考古人员在门址范围内出土了大量文物。

皇城台护墙的发掘也取得了新进展，整个皇城台呈现出顶小底大的金字塔式结构。在坍塌的建筑中还发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遗迹，这类现象表明皇城台上居住的人，除了传统意义上说的高等级贵族之外，一些掌握手工技术的人也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也可能生活、居住在皇城台上。

2017年9月5日，考古人员在对“石峁遗址”皇城台遗迹进行发掘时，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骨器。据了解，这是陕北地区首次发现的龙山时期骨器加工作坊遗存。

2018年5月21日，石峁遗址出土多件骨制口弦琴，这是目前我国所见年代最早的弦乐器，其考古背景明确、共存器物丰富、结构完整、特征明确，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此外，石峁考古队还发现了其它一些古城遗迹。周围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共有十多个小的古城遗址，其面积从几万平方米到十几万平方米都有。

2013年3月25日，沈长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称：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曾在这一带活动是不可否认的。

随后就有了反对的声音。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者陈民镇在《光明日报》发文章《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认为：古史传说的可信度很脆弱，与考古遗存相联系需要充分证据。“黄帝的年代距今约五千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2014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刊发独立学者王红旗的文章《“华表”“诽谤木”源于〈山海经〉树鸟》。王红旗在文中指石峁古城“当为黄帝部落联盟都城昆仑所在地，或者是黄帝部落联盟重要的城池之一”。

对于学术界的这些争论，邵晶认为，石峁古城的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头，整个古城的发掘工作有可能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很多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考古工作就是不断发现，找出答案。石峁古城的主人究竟是谁，现在不知道，通过不断发掘，将来可能会知道，譬如发现了文字，那就最好办了，这个可能性，他觉得是有的。

旅游与文化遗产的互动

在石峁古城发掘之时，恰逢神木市欲大手笔、大规划地发展全域旅游，石峁古城无疑就成了神木境内旅游最超级的文化符号。国内外很多游客，也是因追问石峁古城具体位置才得知神木所在。

而今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神木石峁遗址与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一起组成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近年来，国家已明确指出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等作为人文城市建设重点，强化文化传承创新，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那么，如何将石峁古城这一超级文化符号与区域内的旅游发展互动起来，让旅游烙上文化的印记，成为了神木全域旅游规划与发展的重头戏。

在神木市政府提供的《神木市“十三五”全域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一书中确定，因高家堡古镇与石峁古城距离太过相近，因而要打包一起成一个组团，综合开发。

这个组团的旅游规划是以石峁遗址展现石峁作为“中华文明之源”的考古价值。于旅游， 是打造中国考古旅游、史前文明旅游标杆；于游客，可让人们认识到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石峁的价值，认识到石峁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于神木、陕北，可以提升区域文化自信与自豪感；于国家，是在农牧文明交汇处树立一处中华民族的文明地标。

而高家堡古镇（与新村）发展文化旅游，于石峁遗址，是打造与世界级考古遗址相匹配的高品质文化旅游小镇；于游客，是充实旅游配套业态与服务，满足日益增长的游赏需求；于当地居民，是丰富高品质的文化生活、旅游就业环境。

高家堡古镇

因石峁古城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一项长久的科研项目，区域内的旅游开发应是在保护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科学、有序的规划，因而，神木市拟建石峁国家文化遗产公园。这个遗址公园建立在提升这个景区的知名度、体验性的基础之上。石峁保护区外的高家堡古镇等处要提升景观、丰富业态与活动，最终要将这里打造成为“文明穿越”特色人文体验地、世界级考古研学旅游地、全国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示范工程、国际考古科研与交流高地，打造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与成果展示基地，有力促进古镇与遗址文物良性循环保护，进而促进石峁文化传承与弘扬和地区经济与民生发展。

如何向游客形象表达石峁遗址的能级与分量？ 如何摆脱文化类、遗址类景区“没兴趣、看不懂、不好玩”的通病？神木力图找到解决方案。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神木要将这个文化遗产公园建成国家5A级景区，景区由石峁遗址区与石峁博物馆组成，突出趣味性与震撼性，在游客面前展现出四千三百多年前的老祖先用数亿块石头堆起来的这座古城。

在《石峁遗址保护规划》中有这样的游线设置：安排一条强制性游览线路，以答疑解惑的形式，激发游客了解远古文明的渴望，同时不妨碍正常考古工作开展。博物馆游览结束时，再设考古谜题，引发游客猜想，实现“石峁考古持续一百年，年年有惊喜”。

为了不妨碍正常考古工作开展，遗址区在允许的范围内轻体量开发，清理植被，突出石头城轮廓，让游客感受石峁古城之“博大”。博物馆设置文物展示区、文明史视频体验区、考古体验区。在公园外的高家堡古镇做好旅游配套业态与服务，打造与石峁遗址相匹配的高品质文化旅游小镇。

在附近的移民新村中，将设计风貌独特的“ 石峁石村”，包括石质民居建筑群、石头景观小品、石头游步道，让石头文化成为吸引广大游客的亮点。引导旅游业态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移民新村。

同时，还要整治景观风貌环境，错落布局石峁文化小品、艺术雕塑，建设生态慢行道，打造成石峁文化主题生态公园。

旅游与保护的“不错位、不越位”

应当看到，石峁古城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处理好考古科研保护工作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如何做成一个超级文化符号下旅游与保护的发展样本？这是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道最重要的课题。

神木市政府在开发全域旅游的同时，也意识到让石峁遗址管理处搞旅游，如同让文旅集团搞考古一样是完全行不通的。为了在工作中做到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不错位、不越位”，当地政府先行理顺机制， 确立了政府主导、企业化运营的思路，明确责任分工。

在神木市的全域旅游规划中，已包括建成一个面积达15000多亩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石峁遗址管理处处长张凌云看来，“这是遵从文物保护和大遗址发展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的规划。”这个遗址公园的建成，既是文物保护本身的需要，也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需要。“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以推动石峁遗址按照国家标准进行保护展示利用，避免在遗址考古发掘、保护展示过程中因经济不足、方法不当等因素造成损失。”张凌云说，考古遗址公园会在整个遗址中以最高标准建设，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张文化旅游名片，将会为地方文化旅游发展带来巨大的预期效应。

从2011年开始，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展开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此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相关保护机构与保护措施也随之形成。2015年年底，地方成立了管理机构石峁遗址管理处；2017年11月1日，《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2017年12月，石峁遗址入选全国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据张凌云介绍，石峁遗址进入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后，管理处与相关部门和科研院校对接，对国内外同类的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经验进行了综合考察与调研，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文物局对石峁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求，对标完成任务。

据石峁遗址管理处提供的资料显示，建设中的考古遗址公园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保护区内涉及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约8000亩，涉及的村民超过1000人。从短期看，遗址公园建设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有一定的限制和影响，但从长远看，则会带来巨大的发展效益。“将考虑把遗址公园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相结合，与当地城乡建设相结合，与环境改善结合。作为一个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遗址公园，相信将来不仅对高家堡，对整个神木和榆林市，都能带来积极的影响。”张凌云说。

张凌云觉得，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古城保护技术和石峁的文化研究，而最重要的工作是推动石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毫无疑问，在未来神木的旅游发展中，石峁古城文化旅游必然是吸引国内外游客最重要的关键点所在。张凌云认为，石峁古城在目前国内史前文明遗址中发掘最晚，这就占到了优势，“神木就能学习全世界的先进经验，把石峁考古公园建设得更好。”

在张凌云看来，这个考古公园一定要和石峁的文化地位相匹配。石峁遗址考古公园建设，不仅仅要立足石峁遗址本身，还要按照“保护文物、传承文明、发展文化”的要求，建成全国同类遗址公园的标杆。这样，不仅对考古事业有意义，对神木、陕西乃至全国文化体系、文明体系的构建，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