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财经杂志封面报道

涉案金额达1.1亿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会工作人员的衡阳破坏选举案，是1949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涉案金额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以较大篇幅讲述该案，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并质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称该案“通过贿赂破坏选举，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对国家法律的挑战，对党纪的挑战，触碰了红线、底线和带电的高压线”。并誓言，要将此案办成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铁案。

如此大规模的贿选，亦揭示出人大选举制度上的漏洞以及法治不彰。加强人大选举的竞争性和透明度，真正做到依法严惩，使受贿者与行贿者均受到追究，是衡阳破坏选举案可资吸取的教训

2014年的湖南省“两会”，比以往来得晚一些。2月9日，农历大年初十，来自各市州的“两会”代表云集长沙，在四个接待宾馆开会。

“按照以往的惯例，‘两会’都是在农历年前开，开完了大家好过年。在年后开会，今年是第一次。”湖南省人大一位内部人士介绍。

湖南省“两会”的延期，事关去岁举国震惊的衡阳破坏选举案。

“本来是可以(如期)开会的，(省委)书记坚持不能缺衡阳的代表团，坚持补选。补选期间，又电话嘱咐。”衡阳市委书记、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亿龙在会议现场发言中说道。

两个月前，2013年12月27日至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对在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

同在12月28日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辞职。

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后升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童名谦，因失职渎职，对该案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

收受钱款的时任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副主任左慧玲等50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财经》记者获知，涉嫌贿选的衡阳籍省人大代表，大致分为三类：民营企业家、市直机关干部与国企高层，后两类用于送红包的钱款源自所在单位的襄助。

在涉案的代表中，各级党政官员职务代表占据相当比例，这造成衡阳官场的人事震动。衡阳市委宣传部部长、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宏治坦承，“不管是否涉案，衡阳的干部压力很大。”

衡阳代表团受到了该省“一把手”的特别关注。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主动报名来衡阳团参与审议。

省委书记旁听的两个半小时中，关于破坏选举案的话题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徐守盛在发言中介绍，中央协调组、中央纪委、中央有关部门对该案高度重视，查案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目前仍在继续。

这起严重的破坏选举案引发中央高层的震怒。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较大篇幅讲到该案，并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追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当时，他连声追问六个“到哪儿去了”。

“通过贿赂破坏选举，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对国家法律的挑战，对党纪的挑战，触碰了红线、底线和带电的高压线。如果能拿钞票换来选票，那么坐在这里议事的就不是我们这些人了。”徐守盛在发言中称，应该以此为反面案例，下决心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衡阳人大“自救”

选举贿案爆发之后，衡阳市人大进行自我修复的第一步，就是劝退五百余名涉贿的市人大代表。

湖南省人大对外公布贿选弊案是在2013年12月28日。此前，根据省人大的意见，涉贿的衡阳市人大代表以主动请辞的方式退职。这项工作颇费心力，直至公布几天前的12月23日，清退工作才得以完成。

清退之后，是补选。各级人大代表的法定任期为五年，在衡阳代表团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就有56人当选仅十个月即因涉贿去职。湖南省人大不得不为空缺出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额安排补选。然而，要选举衡阳代表团的省人大代表，须由衡阳市人大代表投票产生，但是，529名衡阳市人大代表中，有518人收受贿款，其中512人辞职。因此，还须先补选出数量众多的市人大代表。

补选在紧张的时间表和气氛下完成。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2014年1月14日至17日，衡阳市下属各区县同步召开人代会，补选市人大代表。此后数日，新当选的市人大代表们马上召开市人代会补选出缺额的省代表。1月26日，湖南省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了衡阳团补选出的省代表资格。而此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六，原定于农历年前召开的“两会”不得不推迟至年后。

按照《人大代表法》，市级人大本应由市人大常委会召集主持。湖南省人大内部人士透露，鉴于衡阳市人大代表几乎“全军覆没”，省人大常委会不得不特事特办，成立市人大选举筹备组。

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基本上由市政协整体平移，即市政协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平移至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原来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的就地参加一般工作，有的等候处理。而在区县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全部“下课”，他们既不参加县人大选举的筹备工作，也不参加日常工作，接任的区县及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样由政协平移。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后，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在市人代会上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湖南14个市州中唯一一个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市委书记。

李亿龙于选举贿案爆发之后的2013年3月，接替童名谦出任衡阳市委书记，可谓“救火队长”。

“去年派我去衡阳前，(省委)书记嘱咐我，衡阳捅的娄子很大，你是临危受命，要把舆论控制好，把社会稳定好。”他谈及。

针对海外媒体关于衡阳重选是暗箱操作的报道，李亿龙表示，要用实际行动予以回击。他说，选举期间，衡南县一个代表电话拉票，被处理；珠晖区委组织部长核实资料出现差错，被撤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人选问题，也及时向省委组织部汇报。

“经过这个案子，代表们认识到不能按惯性思维，搞过去的潜规则。”衡阳代表团一位局长级职务代表说，“整个选举中，不打一个电话，不请一顿饭，不送一个红包，完全让代表自己行使权利。”

一位教师代表称，选举前，市领导去学校考察她，找了十位同事了解情况。此次选出的人大代表范围比以前广泛，女性、非党人士、知识分子代表更多。“我去县人大开会，一个领导都不认识，以前这样是选不上代表的。”

《财经》记者获得的本届省人大衡阳代表团名单显示，村支书、中学教师、公路养护站站长、医院主治医师、环卫处工人、银行信贷员等基层代表的比例明显增多。徐守盛认为，“结构合理，代表性强，代表素质很高。”

事发路线图

《财经》记者的调查表明，衡阳选举贿案的曝光，源于多名落选的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举报。

不过，引发海啸的“蝴蝶翅膀”并不在衡阳，而是在距离衡阳300多公里以外的邵阳。2013年1月中旬，邵阳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企业家黄玉彪以行贿者身份，在多个网站实名举报自己曾向该市的多个县人大代表团贿选，并将部分证据以附图形式贴出，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参见《财经》2013年第9期“贿选潜规则”)。

黄玉彪告诉《财经》记者，2013年1月29日，在从邵阳赴长沙接受媒体采访的车内，他接到衡阳团落选者的电话说，“衡阳的情况跟邵阳一模一样。”

受到黄玉彪的启发，对方欲向其索要媒体记者的电话寻求曝光。黄从电话里得知，至少有两位落选者参与此事，一名是企业家，一名是政府官员。另有一名企业家虽已花费300万元当选，也要告。“我告诉他们，报道写出来发到网上，可能马上就被删掉了。最好找新华社写内参，不要找省分社，要找总社的。”黄说。

但之后，与黄玉彪类似，衡阳的举报者选择了以网络为平台进行第一轮举报。

最先“中枪”者是衡阳市南岳区鑫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建国。2013年2月19日，央视记者赵喜在微博中贴出一份自称来自举报人李新庚的实名举报材料称，2007年，衡阳市南岳区鑫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建国利用丈夫李甲成任衡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之便，采用贿赂方式给每个县人大代表3000元，总共花费70多万元贿选成为衡阳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13年她又花费近300万元，当选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举报信附有李新庚的家庭住址、手机号和个人签名。李新庚的身份是衡山县一名律师。不过，他本人对媒体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自己被人冒名。

此事曝光后，衡阳市委宣传部表示，有关部门启动对左建国贿选问题的调查。

随后在3月14日，衡阳另一位省人大代表、常宁市幸福老年公寓董事长吴群被指在选举中发出636个信封，每个装有五六千元。

衡阳贿案爆发后进行处理时，左建国、吴群的姓名都出现在被省人大确认当选无效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单之中。

网络举报只是第一步。黄玉彪称，事后他得知，举报者依照其建议，在北京找到新华社总社记者撰写了国内动态清样。此外，中央纪委也收到了控告材料。当年5月，黄玉彪从北京的渠道得知，新华社的内参报道获得高层“一查到底”的批示。

湖南省委正式知晓此事，是在2013年4月9日。当天，包括徐守盛在内的湖南省领导五人小组开会听取汇报后，决定严肃查处，因此该案的内部代号为“4·09破坏选举案”。

6月上旬，中央工作组进场，查处力度骤然升级。“中央对案件定性后，(省委)书记把我们叫到北京，要求分类处理，同时开始考虑干部的准备，涉案干部按级别由市委书记、副书记等谈话。”李亿龙在会议发言中说。

据了解，李亿龙负责的谈话对象，一般都约谈了10次左右，最多的谈了近20次。

一位前衡阳政界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事件曝光的背后，共有十余名落选者联合起来，一直在北京举报。据其所知，举报的直接原因是，这些平均花费都在百万元以上的参选者感到很委屈，“人大主动让他们去送的，结果没让他们选上，连钱也不退。对一些资产在千万级的小老板，几百万也是一笔很大的钱。”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后，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在市人代会上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湖南14个市州中唯一一个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市委书记。对于收钱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紧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开会，决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动集体请辞的方式处理。

衡阳政界生态

案件爆发之前，衡阳的贿选氛围已形成经年。

源头起于何时目前无从追溯。曾于1983年至2003年在人大系统任职20年的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傅学俭对《财经》记者回忆，在2003年他卸任之前，未曾听闻相关事件。

有据可查的最早记录是在2006年下半年，衡阳耒阳市纪委公开处分了肥田乡政协联工委原主任蒋某，将之开除党籍。原因是蒋某出于竞选乡长一职的目的，给每个乡人大代表奉送400元，另有烟酒等物。

口子一旦打开，价码随着竞争加剧而水涨船高。

对衡阳来说，2007年是问题迭出的一年。中组部于2008年1月通报称，2007年9月，在湖南省衡阳市委对县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进行换届考察期间，衡南县财政局局长何某以发放中国农民补贴网建设奖金的名义，向具有推荐权的各乡镇(办事处)党委、人大、政府的主要领导每人发放1000元，请他们在推荐副县级领导干部时支持自己。事发后，何某被取消提名资格和免职，并由纪检机关立案查处，发放的所谓“奖金”被如数收缴。

该年11月，《望东方周刊》报道，一名参选市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送出了280个红包，每个500元，因送的不如其他竞争对手多而落选。

上述前衡阳政界人士介绍，同在2007年，当地一位百货业女老总以2000元一张的购物卡开道，花费100多万元参选省人大代表，仍然落选，得知结果后失声痛哭，成为当地政界笑谈。

正是在这一届贿案频发的选举中，2008年1月，此次因收受钱款涉嫌玩忽职守被移送司法机关的胡国初当选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生于1953年，2013年年届60岁。若非意外，去年他将如期卸任，颐养晚年。他是在衡阳本地出生、入仕的干部，此前历任市委组织部长、市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门生故旧遍布，擅于为所在部门争取利益。在任职人大主任的六年间，他为人大系统的划地、盖楼贡献良多。

任期内，他曾与四任市委书记搭档。此番出事的童名谦，是其中第三任。童名谦调任衡阳以前，曾在湘西州和邵阳市担任书记，此前在两地分别遭遇凤凰大桥垮塌事故、湘西非法集资案和邵阳沉船事故，来衡阳后又遇到破坏选举案，反而一路升迁，招致舆论非议。

认识童名谦的湖南政商界人士对其评价相当一致：谨小慎微的老实人，有“官德”而无官威。童名谦家族在湖南官场颇有实力，其亲属在省发改委、省委组织部和娄底市担任要职。在选举之时的2013年1月，他当选省政协副主席，三个月后即调任省城，未料在过渡阶段事发。

由于涉案者多为市管干部，按照相关原则，查处应由市一级组织负责，但童名谦并未承担相应责任。“衡阳害了我，我害了衡阳。”他在事后如此感慨。

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三名花了钱落选的企业老板曾在办公室堵住童名谦讨要说法，童做出批示，要将钱款予以退还。这份批示日后成为其玩忽职守的重要书证。

“正常的做法是，当场拍桌子，批示调查，哪有批示退钱了事的？”这位人士说。

拜票流水线

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贿选问题在山西的太原和闻喜，安徽的巢湖，广东的清远和韶关，浙江的松阳、上虞和乐清等地屡现公开披露或举报。但在衡阳，红包的分量更丰厚。

《财经》记者获知，去岁衡阳选举省代表，单个红包的量级达到5000元至7000元。黄玉彪透露称，同年邵阳送红包的“行情”为，县委书记、县长与县人大主任3000元，普通代表1000元。

在收入一端，邵阳的人大代表人均收受的钱款约在一两万元；傅学俭去年曾私下询问一位常德代表团的省代表是否收过红包，对方回答，“连现金带卡，收了14000元。”较之衡阳团的市代表人均20万元的收入，差距在10倍之间。

“送红包的现象一直都有，但去年衡阳的规模和量级到了顶峰，这与胡国初的默许密不可分。”上述前衡阳政界人士分析，“他可能是马上要到任，想最后为人大系统的人多争点利益。”

湖南省人大一位内部人士透露，衡东县人大常委会一位副主任，去年以工作人员身份去市人大代表团，加入简报组，属于没什么“油水”的工作，故而幸免于难，同期参与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下称联工委)的同事，几乎全因代人收发红包而被停职。在这次破坏选举案中，共有68名工作人员收受钱物。

“人大联工委的位置是个肥缺。”上述前衡阳政界人士说，因为工作人员掌握代表名单和住址，熟悉选举流程，成为操作贿选不可避免的环节。衡阳市人大工作人员将收发红包发展为“专业化运作”：有人专门负责收钱，有人专门负责联络，甚至在运作时考虑到候选人太多，投票代表们记不住名字，还专门分发名单，以及派小组长监督是否按名单填选举表格。

湘南人在湖南本地被认为拥有争强好斗的“矿石性格”，这种争斗也体现在红包的厚度上。在拜票的金元竞争中，衡阳市人大工作人员会将各位拜票者的价码相互通报，暗示他们层层加码。“他们会告诉你，这个老板出了两百万，那个老板出了三百万，你要想当选，得补送。”

每到选举时节，手握投票权的代表们大多会坐在宾馆等着收钱，并按照拜票者的资产规模分别评估心理价位，送得比预计的偏少，会被认为影响诚意的表达。“一个身价几十亿的老板，才送2000块钱，打发叫花子吗？”上述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说。

这一过程，在邵阳如出一辙。黄玉彪对于选举细节并不熟悉，投票日的前几天，他才从经商所在的广东回到邵阳，在宴请邵阳市人大一名领导等人时，他被建议向各县人大代表团送红包，以确保当选。

在送出第一轮红包后，黄玉彪听闻其他候选人临时补送，但自己不愿再加钱。他认为这是自己落选的原因。

在黄玉彪举报后，湖南省纪委进行了调查，不久后，邵阳市人大常委会一名涉事的副主任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数名县人大联工委主任也被警告处分。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后，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在市人代会上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湖南14个市州中唯一一个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市委书记。对于收钱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紧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开会，决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动集体请辞的方式处理。

暗箱操作空间

官方披露，此次因贿选被中止资格的56名衡阳籍省人大代表中，20位来自人大、政府机关、行政机构及国家企事业单位，32位是企业界人士。

据湖南省人大内部人士介绍，90%以上的工农代表名额实际被企业老板占据，在农民界别的代表中仅有3人基本名实相符。这种情况让该届代表团被讥为“官商代表大会”，“这是提名机制出了问题”。

《选举法》规定，县级与乡镇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为间接选举，即由下一级人代会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选举也采取间接选举形式。

间接选举中的提名方式，包括政党、人民团体提名(组织提名)和代表联名提名(非组织提名)。

间接选举的实际操作中，政党和人民团体提名的候选人名单，在提名阶段是封闭的，不向社会公开。只有在人代会召开期间，提名名单被提交到大会主席团后，才能被参会的人大代表获知。这就为暗箱操作预留了空间。

此前的操作流程是：由人大或人大联络党委组织部门考核候选人，对代表结构要求较为严格，2008年以后改为由组织部门考察候选人。“组织部门人数有限，不可能考察得那么清楚。”这位人士说。

现实中人大的官商代表结构，也加剧了“金元”竞争的态势。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此次衡阳贿选的一大特点是，三类行贿者民营企业家、市直机关干部与国企高层，前者送的是自己的钱，后两类职务代表由单位帮着送钱，“就是为了能让本系统出一个人大代表”。而一般来说，相关代表也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此类现象在十年前已有先例。2003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计生委主任陈满生，因为请客、送礼，组织和动员所在的计生系统干部为其拉选票，人大代表职务被罢免。

在这三类送钱者之中，民营企业家往往是率先送钱的人。上述人士称，“职务代表一般由组织提名和力保，他们最开始并无动力送钱，但民营企业家开始送，会倒逼他们跟着送。”

在2014年湖南省人大衡阳团的会场上，唯一一名2013年留下的省人大代表、衡阳市常务副市长段志刚自嘲是“本届衡阳团的异类”。他在会议现场的一句感叹——“我们的干部很大一部分人是被裹挟进去的”，引发全场掌声。

对属于基层代表的名额被官商阶层占据的情况，前述湖南省人大人士认为，可以通过提前公示的方式监督。2012年12月13日至19日，广东省委组织部首开先河，将提名的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人选在网站予以公示，允许干部群众反映公示对象的有关情况。

“人大选举，尤其是间接选举的竞争性和透明度不够。”这位湖南省人大内部人士说，“但这不是人大制度的问题，而是程序问题，实质是以工作程序代替了法律程序。”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后，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在市人代会上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湖南14个市州中唯一一个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市委书记。对于收钱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紧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开会，决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动集体请辞的方式处理。

难禁的拉票

当选人大代表的关键环节是获得提名与投票，其中提名是基础性环节，投票是决定性环节。

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本应有一个向选举人宣传推荐自己的程序。对于这一程序，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法律保障并不相同。

相比而言，直接选举的透明度较有保障。2010年《选举法》修订时，将“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旧规定，改为“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因此，公开见面成为一种强制。但是，法律并未对间接选举作出类似的强制规定，在实际的间接选举中，候选人极少被安排与选举者见面。

由于人大会议印发的候选人情况介绍多为简历式，印数也较少，每个代表小组仅发几份供讨论时传阅，这让代表们对候选人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不多，投票具有随意性。

由于缺乏公开的竞选渠道，候选人只能转入拉票活动：通过去代表下榻的宾馆拜访、宴请、打电话、发短信、委托中间人说情等形式为自己挣印象分。

虽然在各类选举中，各地均制定治理拉票行为的管理办法，并不时公开通报批评，但拉票现象屡禁不止。对手握投票权的代表们的公关，正是在此过程中滋生，先是送烟、购物卡，后来是送红包，金额也一路水涨船高。

据黄玉彪的参选经验，由于2012年11月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定下时，各代表团尚未集中，一些候选人第一时间前往各县送钱。通常做法是开车到当地后，宴请县人大主任与联工委主任，让后者代为分发。黄玉彪自己，则等各县人大代表团在驻地宾馆集中后，让各县人大联工委主任下楼“取点资料”后代为分发。

不过，也有花钱参选的候选人，内心抵触这种送钱拉票的行为。黄玉彪认识的一位邵阳市隆回县候选人最早送的是500元，后来追加了1000元。这位候选人对他坦言，“心里很不舒服，找了这么多人，很狼狈，其实很不愿意出钱。”

“间接选举的方式导致地方人大很大程度上由官员去选，而不是选民去选，这很容易造成贿选。”黄玉彪认为，真正要选好代表，应该允许公开宣传等竞票活动，这样获选者才能代表民意。

查处的艺术

衡阳贿案事发后，湖南省委理论学习组撰文认为，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民主扭曲现象。这一扭曲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政治意识淡薄，工作严重失职、严重失察；部分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和市人大代表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大会工作人员为送钱拉票穿针引线，参与收受、分发钱物。

据官方通报，此案的涉案金额达1.1亿元，共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

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送钱者送出的每个红包都在5000元至7000元左右，市人大代表人均收受20万元，人大工作人员人均收受十四五万元。

收钱的工作人员中，包括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甚至连人大领导的司机也从中分得了几万元。

不过在正式查处以前，这些钱都已经退掉了。

由于涉案的代表众多，包括了衡阳市政府各局的负责人与区县相关负责人，对于案件的查处势必影响当地政界的稳定。

仅在56名因送钱被取消代表资格的省人大代表中，就有20名职务代表，包括市政府秘书长、市交通局局长、市地税局局长、市人保局局长、市电业局局长、珠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石鼓区区长、雁峰区委书记、耒阳市公安局局长、常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衡阳县委书记、衡南县县长等。

若将收受钱款一端的518名市人大代表中的职务代表计入，整个衡阳官场堪称遭遇一场强震。

2013年6月27日，衡阳党建网挂出一份长达4500余字的干部任免通知，一口气宣布了100多位官员的任免决定。“此案的查处是一大考验，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很强。”衡阳市常务副市长段志刚在会上说。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为衡阳的稳定，在复核阶段，(省委)书记要求司法部门与衡阳市委多沟通，一般不要羁押，大多数人取保候审。”李亿龙在会上透露。

前述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说，这要看对于代表们收受钱款的定性。如果按受贿来查处，5000元就足以追究刑责，何况代表们人均收受的钱款达20万元之多；但如果定性为收受红包，虽然总计收受的金额很大，但就性质而言，收一个红包与收50个红包的性质是一样的，且在案发前，钱已经退掉了。

关于定性，一个细节是，对于收受钱款的时任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检方是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进行立案侦查，而非受贿罪。

对于收钱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紧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开会，决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动集体请辞的方式处理。

段志刚在会上感叹，省委并未把衡阳的干部一棍子打死，在查案期间，提拔了一批干部，“我们也顶着很大的社会压力”。

会上披露的信息表明，在办案期间，几百个涉案人员，从最初的反应强烈，到后来认识到错误，有赖于“耐心谈话”。

“现在办案在继续，后续还要善始善终、善始善成，办成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铁案，实现我们社会、政治和法律效果的三个统一。对这个案子暴露出的问题，我们衡阳的同志要正本清源、亡羊补牢，真正把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工作的动力。”徐守盛在会上表示。

“加强选举的竞争性和透明度理所当然，但不必然能遏制贿选。还是要真正做到依法严惩，比如，受贿者与行贿者一样受到追究。”前述湖南省人大内部人士说。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