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重庆警方确认，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立功的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4月4日晚在渝中区一宾馆死亡，被认定为自杀。4月9日，浙江奉化市倒塌楼所属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被发现自杀身亡。4月10日传出消息，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4月8日上午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一下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认定因为自杀死亡的超过4成。（4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接二连三的官员自杀事件，再一次让媒体和公众的视线聚集在了这一关涉生死的严肃命题上。面对自杀，许多人都会问这样一个存在了多年的问题——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可事实却是，无论是如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这样的高官，还是一个公安局支队长这类的基层公务员，都“勇敢”地选择了自杀。而自杀之后，则是媒体和坊间的议论纷纷，也留给了社会一个个未解之谜。

国人对待逝者的传统观念，基本包括“死者为大”和“为逝者讳”。这都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而且，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出“逝者安息”之类的安慰语。我们也常说以“人都死了”为开头的一句话。而之后，关于死者自杀背后的故事，往往不去认真计较。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对待死亡的态度故然没有问题。但是，在关于官员自杀的问题上，尤其是当官员所掌管的权力涉及社会公共事件、里面又有掰扯不清的公共责任、公共利益和贪腐问题时，官员自杀可能就会带走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如果再抱以“死者为大”和“为逝者讳”的态度，社会公平、权力公正与公共利益很可能就会受到伤害和践踏。

我国古代也有“杀身成仁”的说法。大体意思是，牺牲自己只为恪守仁义。但是官员自杀，却不应该成为“杀身成仁”的注脚。原因是，能够自杀的官员，除了那些具有心理问题的，多半有这样那样的作风问题甚至是违纪违法问题。有的官员选择自杀是为了保持永久的沉默，有的官员选择自杀是为了维护别人的利益和声誉，有的官员自杀则是为了逃避责任。归为一言，这样的官员希望用自杀这种“一了白了”的方式达到某个目的。

因此，官员自杀和普通人的自杀，完全是两个概念。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说，想要自杀的人，总是想弄明白生活的真谛是什么。这是对于普通人自杀而言的。而官员自杀往往不是因为“找不到生活真谛”，而是其他一些问题。官员多半不是诗人和哲学家，寻找“生活的真谛”对他们而言不是追求目标，更多的可能沉迷于权力、贪污、女人这样的低俗问题上。

官员具有公共属性，官员自杀也便不只是自己的事，而是公共的事。面对复杂的官员自杀原因，比发扬“死者为大”和“为逝者讳”价值观更重要的是确保透明和公正，还原权力的公共性、开放性，官员为何自杀以及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等诸多问题，需要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说法，从而避免“一死了之”。

（济北南）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