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在重塑村庄主体的同时，也积极营造了新的村庄社会关联机制，对乡村振兴产生了深远影响。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投资工业创办工厂、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是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三种基本类型，返乡创业青年成为农村社会的新生产主体和关联营造主体。由于返乡青年的生产经营活动深嵌于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他们在推动城乡经济要素的良性互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村庄政治关联和价值关联的营造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返乡创业青年在村庄社会中关联营造能力的不断强化，村庄社会在产业发展、生活共同体构建、社会有效治理、乡村文化再生产等领域迎来了全面振兴的新发展格局。

问题的提出

青年农民返乡创业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便陆续有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返回家乡就近就业创业，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并非一种新现象。在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向原来流出地持续回流的背景下，伴随着国家一系列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和引导政策的颁布，返乡创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农村青年的择业及就业方式。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对农民工、高等院校毕业生等返乡创业青年给予政策支持。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赋予了农村青年以新的时代使命。据统计，截至2019年11月，全国返乡创业人员已超过850万，带动就业3100万人。①新时期，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

▲伴随着国家一系列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和引导政策的颁布，返乡创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农村青年的择业及就业方式。

学界关于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一是经济视角，侧重考察影响农民返乡创业的经济因素。研究者们利用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返乡农民的个体、家庭和社会资本状况对其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影响，指出农民的返乡创业行为不仅对农民个体的学历、交际能力等有着一定要求，而且，这也深受农民家庭资源禀赋的约束，家庭生计风险会导致农民不同的创业策略选择。此外，农民的外出务工经历也会显著影响到其返乡创业的资本积累水平。二是社会视角，侧重分析农民返乡创业的社会动机和影响。研究者们基于农民返乡创业的实践经验，分析了返乡创业农民的家庭发展动力和社会发展面向，以及他们嵌入乡村社会作为村庄中坚力量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三是政策视角，侧重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系。研究者们指出了政策激励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减贫效应，以及通过金融服务、产业政策、财税和教育政策的完善提高对农民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从既有研究来看，研究者们多是从主体的角度分析了青年农民的返乡创业行为及其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随着大量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务工，村庄社会中的生产和生活主体流失，村庄社会呈现“过疏化”问题，这也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障碍。在此背景下，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有效弥补了乡村振兴的主体缺位问题。但是，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全面的工程，涉及乡村产业、治理、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这不仅依赖于主体的回流，还依赖于村庄社会关联的营造。村庄社会关联涉及村民可以调动的村庄内外部关系和资源的能力，这是村庄建设和村庄秩序的基础。因此，村庄社会关联的营造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农村返乡创业青年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机制。已有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农民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强调发挥返乡创业青年的中坚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过，农村返乡创业青年是如何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机制是什么？这在已有研究的讨论中仍是不清晰的。为此，本文将立足农村青年的返乡创业实践，从关联营造的角度，进一步揭示农村返乡创业青年引领乡村振兴的社会机制。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

群体素描、创业类型与动机

（一）群体素描

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群体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外出务工者；二是在外经商的老板；三是返乡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外出务工者多是具有一定技能，经济收入水平略高于普通务工者，从而具备了一定的资本积累能力，即在外务工的收入能够超越家庭消费水平的制约，从而形成初步的资本积累。在外经商的老板则是早年外出务工，形成了一定资本积累能力之后，便在外经商创业。这既包括众多的小老板，如包工头、饭店老板、小企业经营者等，也包括少数大老板，如身价千万元以上的煤老板、房地产开发商等。返乡大学生则是近年来新兴的一批返乡创业者，他们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以及开阔的视野，并且大多出身于农村，对于在农村中干事业有着天然的情感，不甘于城市中的平庸生活，受近年来国家政策号召，返乡创业以实现人生价值。

（二）创业类型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投资农业发展规模经营；二是投资工业创办工厂；三是投资服务业发展乡村旅游。农业规模经营是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最普遍类型。经营规模一般在100-200亩，并结合特色产业种植。这是由于相较于工业而言，农业规模经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门槛较低，并且借助于本乡本土的熟人关系网络流转土地能够显著降低土地流转成本和劳动力使用成本。这就在客观上提高了农业规模经营效益。投资建设工厂的资金规模要求则相对较高，只有长期在外经商的老板才具备这一条件，他们多借助在外经商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依托农村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受限于农民的资本积累能力，通常情况下，农村青年返乡创办的工厂规模都不大，一般在30-50人，所生产的产品也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化和技术化程度并不高。乡村旅游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种创业类型，以民宿为主要形式，同时结合农特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因而，在形式上，乡村旅游也往往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工业相结合，形成“农、工、旅”一体的产业发展模式。由于民宿主要以自家房屋和家庭劳动力经营为主，因而所需资本规模和管理投入水平并不是太高。不过，当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化投入水平较高的“高端民宿”开始兴起，这也构成对农村青年返乡发展乡村旅游的一种挑战。

（三）创业动机

从动机上看，虽然不同群体，不同创业模式动机不一，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为获取资本收益最大化；二是开拓农村就业的机会；三是实现人生价值以及更高的社会目标。无论是普通务工者，还是经商的老板，抑或返乡大学生，返乡创业都涉及一定规模的资本投入，在市场机制下，必然要谋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否则便无法在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这里有所不同的是，在外务工者和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摆脱家庭消费需求的制约，因而，仍是不完全资本化的，在创业过程中投入其本人及家庭成员的较多劳动力，以减少资本成本。相对而言，在外经商老板返乡创业的资本化程度则更高一些。不过，经济动机虽然重要，但影响大多数农村青年返乡创业选择的还在于后两个方面的因素。稍有能力的在外务工者都会意识到在外打工并非长久之计，自己总归是要回到村庄生活，因而，在自己尚有选择能力之时返乡创业，为自己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大学生则更受人生价值导向的影响，试图以一种创业者的身份证明自己新的人生价值。

主体回流与关联营造：

农村返乡创业青年的嵌入性发展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重塑了村庄社会主体，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财、物等要素资源向城市流动，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也同时意味着农村社会的衰落，形成了留守人群、空心村等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不仅在于村庄社会主体的流失，即最具生产能力、社会生活能力及政治参与意愿的青壮年群体离开村庄，而且，还在于这些主体的流失所伴随着村庄社会关联及村庄活力的衰弱。因此，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发展生产、丰富社会生活、夯实基层治理、重构农村价值共同体等方面，农村返乡创业青年都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实现了村庄主体的回流，而且，他们创业过程中的社会和资源动员还将重塑村庄社会关联，奠定乡村振兴的基础。本文将分别从城乡经济关联、村庄社会关系网络、村庄政治关联和价值关联四个层面具体呈现返乡创业青年的嵌入性发展过程及其关联营造机制。

（一）生产主体与城乡经济关联营造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留守老人和妇女成为村庄社会的生产主体，这必然会弱化农业生产力，同时也很难扩展其他的生产机会。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投资农业发展规模经营、创办工厂以及发展乡村旅游，则重新激活了村庄社会的生产活力，成为了乡村社会的新生产主体。

在山区农村，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劳动能力有限，一些无力耕种或不便耕种田地大多都荒废掉了。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发展规模经营则有助于盘活这些荒废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且农业规模经营通常需要大量的辅助劳动力，从而带动这些留守在村庄中的老人和妇女从事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由于劳动能力有限，单靠老年和妇女个人则无力完成）。同时，在农村青年投资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大多会选择开发一些效益较高的特色农业经营，如果树、茶叶、魔芋、药材等。这些特色农业经营一旦成功之后，便会引起村庄中以老人和妇女为主体的小农户的效仿以及农业合作组织的发育，从而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引领地域性农业产业转型。

农村青年返乡办厂以及发展乡村旅游，则能够带来农村社会中稀缺的工商业资本，为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市场机会。由于返乡青年的资本积累水平相对有限，其所创办的工厂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村庄中无法外出务工的老人和妇女的廉价劳动力价格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这一方面为农民家庭中的“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在村的务工就业机会和务工收入，另一方面，这也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留守群体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时间开发。这也非常类似于东部地区早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所不同的在于，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乡村工业发展主要受益于东部地区已发展成熟的工业市场体系带动，其原材料采购、生产模式和市场销售路径深受后者的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则既具有规模经济，也具有分散投资的特征。农村青年返乡创办民宿以及从事农特产品销售，得益于村庄整体旅游环境的改善，同时也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有着较强的溢出效应。

因此，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所实现的村庄生产主体的重塑，并非简单地农业劳动生产力的补充，而是在农业规模经营、乡村工业和旅游业发展等所实现的新生产主体的再造，以及城乡之间新型经济关联的建立。这种新型经济关联以生产要素从城市向乡村的回流为标志，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城市剥夺农村的城乡关系模式。

（二）生活主体与村庄关系网络营造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依托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连带以及人情互惠机制，村庄成员之间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互助形塑了村庄生活共同体的特质。村庄生活共同体的核心在于熟人之间的人际互动以及由此所形塑的村庄社会认同，这也使得村民得以体验到村庄生活的机制和意义，一个充满人情味、有意义的生活世界。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一些有能力的村民开始在城镇中买房定居，逐渐搬出村庄，越来越多尚未在城镇购房的年轻农民，考虑到子女教育问题以及生活的便利，也开始到城镇租房居住。这就导致了村庄生活主体的流失，人情交往的弱化以及村庄生活世界意义的衰落。而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过程中，伴随着村庄生产主体的回流，村庄生活世界的交往体系也得以重新激活和强化。

对于大多数返乡创业青年而言，一方面，他们的资本积累水平毕竟有限，十分依赖于人情关系的建构以减轻其在土地、劳动力及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投入成本。例如，在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方面所涉及的土地流转、辅助性劳动力的雇佣和管理，以及与小农户合作化经营过程中的生产过程管理和产品购销等。此外，受资本限制其返乡创办的工厂大多采取分散生产模式，在生产管理中也主要是借助熟人关系资源以协调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内部通常也会形成紧密的人际交往圈子，以相互交流创业经验、协调社会资源、达成经济合作与互惠等。在此意义上，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同时实现了生活主体的回归，重新激活了村庄社会中的熟人关系网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关系资源的运作体现了资本增值的逻辑。但是，这一以经济交往为核心的合作形态并未超越传统村庄中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运作实质，仍体现出鲜明人情交往的建构策略及互惠机制。依赖于返乡创业青年的积极建构，村庄社会中原本因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弱化的人情交往网络得以不断增强，这也重新赋予了村庄生活世界以意义，实现村庄生活共同体的稳定。

（三）治理主体与村庄政治关联营造

随着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村庄社会中经济和社会生活关联的重新建立，必然将极大地激活村庄社会的治理活力，重塑村庄治理主体，激活村庄政治关联。这也将深刻改变村庄“空心化”的治理困境。

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不仅意味着村庄生产主体和生活主体的流失，还意味着村庄治理主体和治理抓手的缺失，基层组织与群众之间政治联结机制的衰落。由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利益主要来自村庄社会之外，除非有征地拆迁等重大利益事项，他们较少关心村庄公共事务，亦缺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留守在村的老人和妇女虽然长期生活在村庄社会之中，在生产和生活事务上有着一定的公共服务需求，但是，其自身又大多不具备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能力。这就导致基层政府在对接村庄社会时缺乏稳定的中坚力量和联结机制。在当前资源输入背景下，部分政府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可以通过直接对接农户的方式实现资源输送（如粮补、合作医疗等），但是，大部分项目资源需要村庄内部的资金和劳动力配套方能完成（如道路、水利等），后者则依赖于村民自治的动员机制。因此，村治主体的缺失和联结机制的衰落也形塑了当前村庄治理的基本困局。

不过，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而言，无论是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创办工厂，还是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其利益的获得主要来自村庄内部。因而，他们也极为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并有能力和精力投入到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之中。例如，在修建村庄道路过程中，虽然是以政府项目为主，但项目的落地还需要村民提供劳动力和部分资金的辅助，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年往往积极发挥了带头作用，积极出资、出劳予以支持。此外，由于这些返乡创业青年多是作为有能力、有知识的村庄精英，也被基层政府视作遴选村干部的重要来源，从而改变了村庄精英流失，缺少合适的有能力的精英担任村干部的困境。而那些没有被纳入村干部培养体系的返乡创业青年，也通常是被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作为村庄治理的重要资源，借助其经济资源及社会关系网络以广泛影响和带动其他村民，有效实现公共事务的治理目标。

（四）价值主体与村庄价值关联营造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互助，很容易发育形成一些基本的价值共识。村庄价值共识作为一种稳定的地方性规范，形塑了村庄成员稳定的价值判断、价值预期和社会行为模式，成为了村庄共同体稳定的文化基础。不过，村庄价值共识也需要一定的主体来承载。一直以来，村庄价值的承载者多为具有一定资历和威望、辈分较高的长者。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极大地弱化了传统权威的影响力，经济精英的地位愈发突出。而经济精英的利益主要来源于村庄外部的市场环境，较少关心村庄社会内部价值共识的达成与规范。因此，这就导致了村庄社会中价值主体的缺失，村庄社会无法有效实现价值生产，村庄社会陷入个体化、原子化状态。

作为村庄生产和生活的主体，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则能够填补村庄价值主体的缺失，重塑村庄社会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关联。这既得益于其相对较强的经济能力，更得益于其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位置。对于返乡创业青年而言，由于经济利益在村，社会关系在村，他们便会自觉地按照村庄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和价值共识主导自己的经济和社会行动，并不断地强化村庄社会的价值规范以稳定其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网络。不过，除传统的人情互惠价值规则外，在返乡创业青年的积极参与下，村庄社会的价值共识也有了新的内容，即以村庄经济发展和社会性团结为核心的村庄价值面向。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所带来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机会的增长，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村庄资源持续向城市流动的不利趋势，实现了市场资源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从而进一步改变了人们之于村庄发展的预期，赋予了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以新的价值。而且，这也有助于实现村庄社会新的整合。具体而言，这主要体现在以村庄发展面向整合个体的原子化状态，以村庄长远发展目标整合个体利益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涉及个体的价值面向，后者则主要涉及个体的经济动机。以村庄为面向的价值和利益整合无疑对于乡村社会的活力激发以及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联营造与乡村振兴：

农村返乡创业青年引领乡村振兴的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具体涉及产业发展、生活富裕、村庄治理、生态建设和文化建设等诸领域，其核心在于实现人口、产业和土地等多要素的融合发展。不过，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更是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及长期维系的基础。显然，从主体角度看，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中的资本，都只能是作为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外部力量，而难以内在持久地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在城市化进程中，人财物的流出，更是加剧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困境。在此意义上，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在生产、生活、治理及价值领域所实现的村庄主体重塑和关联营造，尤其是其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提升村庄治理效能，凝聚村庄价值共识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关联营造能力，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功能。

（一）经济关联营造与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面对当前村庄社会土地分散经营、资本要素稀缺等问题，如何整合村庄社会的人口、土地、资金等要素，实现组织化、产业化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由于小块土地农业经营效益较低，单纯在小块土地农业经营基础上的组织合作成本较高。因而，农民组织化的实现既依赖于村庄能人的带动，也依赖于新产业形态的发展。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作为村庄社会的经济能人以及新产业发展的引领者构成为农民组织化的核心力量。

借由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所实现的农村产业组织化发展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引领、示范阶段，二是组织合作阶段。引领、示范主要体现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初期，其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或特色经营所形成的规模收益及高产值是吸引周边村民学习、效仿的重要原因。依托村庄熟人社会的交往网络，返乡创业青年自然构成为农村产业新形态发展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其后，随着整体规模的扩大，返乡创业青年群体内部的合作需求增长，以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社的形式，形成统购统销及合作经营模式，并逐渐将其他小农户纳入其合作体系。这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的发展主要基于返乡创业青年之间及其以小农户之间内生的经济合作需求，并借由村庄熟人关系网络的连带而形成，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经济社会组织模式。近年来，我国农村中新兴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以及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为主体。在此意义上，正是得益于农村返乡创业青年的引领示范和组织带动，迅速推动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发展。

相较于农业经营而言，返乡青年投资建立工厂发展乡村工业则体现了一种组织化程度更高的产业发展模式。虽然，乡村工业的分散化生产模式并未呈现出城市工业的集中化大生产特征。但是，这一模式较好地利用了农民家庭中无法外出务工的剩余劳动力，通过返乡青年适度的资本积累与村庄社会中分散的、家庭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较有特色的乡村工业化发展模式。

因此，整体上看，在返乡创业青年的带动下，城乡之间新型经济关联的建立使得农村社会形成了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特色经营和乡村小工业为中心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多元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体系。这也奠定了乡村产业振兴、农民收入增长和生活富裕的长期基础。

（二）关系网络营造与生活共同体建设

村庄既是一个生产空间，也是一个生活空间。生活共同体的构建是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维度。这既涉及村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和村庄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涉及村庄社会关系的建设，后者有助于村民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并将乡村生活建构成一个富有意义感和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在人口外流和村庄空心化背景下，返乡创业青年所积极营造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重构乡村生活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农村基础设施的衰败、村庄生活环境的“脏、乱、差”是倒逼农民离开村庄的重要外部因素。日益衰败的村容村貌也很难引起村民回归家乡、建设家乡的内驱力，村民们更多将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面向城市。新世纪以来，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用于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乡村社会的面貌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过多，往往导致“官动而民不动”困境，村民自发参与的积极性非常有限，环境整治工作也由于得不到村民的支持而难以为继。对于返乡创业的青年农民而言，由于产业在村，利益在村，他们有着村庄生活的长期面向，也有着改变村庄生活环境的较强的内生动力。因此，他们会率先行动起来，借助他们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人情互惠和交往模式，形成自发的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开展村庄建设和生态保护工作。例如，在湖北恩施山区农村，近年来返乡创业回村养殖蜜蜂、开办民宿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些青年自发成立了义务护河队，定期巡查巡视电鱼、毒鱼、往河流倾倒垃圾等非法行为，以保护村庄中的河流生态和卫生环境。此外，他们还逐渐承担起了村庄中的道路维护、抢险救灾等工作，在雨季山区易发洪水、泥石流等灾害时协助乡镇政府和村干部及时处理各种突发灾害。志愿者队伍的人数从最初的4-5人逐渐扩大到10-20人，这批青年人已经成为村庄社会的中坚力量，获得了村民们的广泛认同，并在村庄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返乡创业青年之间的这些事件性合作中，不仅体现了村庄传统的人际交往规范和社会关联机制，不断激活了农民生活的村庄面向，也体现了以村庄为本位的生活共同体认同，形塑了村庄社会新的团结模式。随着返乡创业青年在村庄中所营造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的强化，这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返乡投资和建设家乡。

（三）政治关联营造与乡村治理振兴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政治和组织基础。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的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农业税费的全面取消，国家不再从农村社会汲取资源，而代之以大量的财政资源输入农村，基层组织从汲取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变。在此背景下，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关键即在于充分激活村庄社会的自治能力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对村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这依赖于村干部的职业化，以改变长期以来村庄治理的非正式性特征，实现村级治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转型。这也是返乡创业青年不断被吸纳入村干部队伍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返乡创业青年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组织管理能力，更能适应基层治理现代化对村干部素质的较高要求。另一方面，这也要求村干部必须具备较强的组织群众的能力，通过动员群众自治，以更好承接国家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作为村庄的经济能人以及关系网络维系的重要角色，返乡创业青年更能获取普通村民的认同，从而将群众自下而上的公共品需求与自上而下的国家项目工程相衔接。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很多村庄，返乡创业青年已经成为村干部和后备干部的主力，作为村庄治理的主体担负起了乡村治理振兴的重要使命。

此外，除作为村庄社会的正式治理主体，返乡创业青年还充当了非正式治理主体的重要角色。他们或是作为乡贤、村民代表、议事会成员等身份参与到村庄治理体系之中，或是作为自发性社会团体成员积极介入到村庄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之中。这种非正式性的治理主体角色和自发性的团体组织并不需要占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却能够完成许多政府耗费大量治理资源而仍然无法完成的任务。鉴于政府科层化治理方式的诸多限制，返乡创业青年的非正式治理主体角色将构成为村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补充。

总体来看，在以返乡创业青年为主体的村庄治理实践中，通过广泛的政治联结和政治参与，内在地体现了行政与自治、正式性与非正式性治理机制的统一。这对于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社会有效治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价值关联营造与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乡村文化涉及家庭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公共文化等多维度价值的整合，能够为村庄中人们的经济、社会等诸领域的活动提供价值导向和价值满足。在以返乡创业青年为主体的价值重塑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即在于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从而赋予乡村文化建设以新的活力和持续动力。

对于返乡创业青年而言，无论是投资农业发展规模经营或农特产品经营，还是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其经营方式上大多以家庭劳动为主，具体体现为夫妻之间或代际之间的家庭劳动分工。而即使是返乡创业青年所创建的资本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工厂，在起步阶段大多亦是以家庭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为基础。因而，相较于市场化机制下农民在外务工的流动和家庭分离状态，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农民家庭的凝聚力以及价值和情感认同，从而铸牢家庭文化建设的价值根基。此外，在产品生产和销售上，他们大多都要与村庄中传承的地方性农耕和民俗特色文化相结合，以凸显经营特色（如经营生态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特色民俗文艺等），获得相对较高的产品附加值。乡村文化产业价值的发掘不仅仅激活了乡村文化的活动形式以及文化产品的生产，从而避免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衰落，也将激发起人们重新审视乡村文化的价值，尤其是乡村文化产品相对城市文化产品的独特优势，赋予村庄生活以意义感和价值感。

因此，由返乡创业青年所主导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仅呈现出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市场样态，也内在地体现出乡村文化活态的特征，通过价值感的激发形塑了村庄社会的价值生产能力。价值生产能力是村庄社会活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形成有意义感、价值感的村庄生活的价值基础。

总结与讨论

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农村社会中人口、资源向城市流动，乡村发展面临着诸多限制，并集中体现为村庄主体的缺失和村庄社会关联的弱化。返乡创业农村青年在重塑村庄主体的同时，也积极营造了新的村庄社会关联机制，这对于乡村振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投资工业创办工厂、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是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三种基本类型，返乡创业青年成为农村社会的新生产主体和关联营造主体。由于返乡青年的生产经营活动深嵌于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他们在推动城乡经济要素的良性互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村庄政治关联和价值关联的营造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返乡创业青年在村庄社会中关联营造能力的不断强化，村庄社会在产业发展、生活共同体构建、社会的有效治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等领域迎来了全面振兴的新发展格局。这也形塑了新时期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

▲在市场机制下，经济利益的获得仍是衡量返乡创业青年成功与否的基本准则。

不过，在市场机制下，经济利益的获得仍是衡量返乡创业青年成功与否的基本准则。虽然当前这些返乡创业青年群体代表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但是，当前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大多还处于初期阶段，资本积累水平并不高，生产及经营规模较小，并较易受市场风险影响。因此，如何化解市场风险，获取较高的市场收益是制约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关键环节。这既依赖于返乡创业青年自身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也依赖于在资金、技术、信息平台及市场建设等方面政策资源的适度扶持。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政策资源如何聚焦农村返乡创业青年，以充分发挥其在乡村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关联营造能力，将是关涉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问题。

注释

①农业农村部：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850万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060792523139082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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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祖云、姜姝：《“城归”：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载《农业经济问题》，2019（02）：43-52页。

[12]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03）：124-134页、207页。

[13]梁栋、吴存玉：《论乡村振兴的精准推进——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构建》，载《青海社会科学》，2019（02）：122-128页。

[14]夏柱智：《农村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社会学研究——阶层视角的应用》，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11）：5-10页。

作者简介

席 莹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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